孟子缘何不尊王

    藤泽辅（1794-1864），辅一作甫，字符发，又字昌藏，号东畡，别号泊园。日本赞岐国香川郡人，江户幕府后期高松藩儒者。卒后，其子藤泽恒（藤泽南岳）编辑《东畡先生文集》十卷，明治十六年（1883）刊刻，泊园书院藏版。天保九年（1838），藤泽东畡作《思问录》一篇。
    虽然藤泽东畡对孟子的批评参照了宋代李觏《常语》与司马光《疑孟》，并且承接了本国荻生徂徕的观点，但其所作《思问录》的见解仍然使人醒目。藤泽东畡说道：“西汉以来，曰大贤，曰亚圣，世之崇子舆氏者尚矣！历唐至宋，其人比之夫子，其书比之《论语》，亦必不徒然也。余既埋首于典籍，岂不欲从其后乎？而有大疑于此，思之思之，思而又思，犹不能通焉。”“思之”诸语既表明了作者的矜慎，又显示了作者的决断。

    孟子的学说包含了丰富的命题，诸如“义”、“王道”、“良知”、“性善”、“法先王”、“浩然之气”、“好辩”等等。藤泽东畡对孟子的批评只集中在“不尊周”一事上，但却不仅辩驳了孟子本人，而且连驳程、朱以下五大儒，几几乎具有否定孟子的力度。（明太祖曾由“君为轻”、“臣视君如寇雠”数语，删削了《孟子》。孟子论君臣之际与尊周立场皆相关联。）
    藤泽东畡《思问录》所论可以条列为六项：

    1.驳孟子说梁惠王、齐宣王，“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藤泽东畡指出，孟子说梁惠王数语，“皆劝诸侯以王也。当是时，周王在上，九鼎不动。若使惠、宣用其言乎，使孟子遂其志乎，将如周王何？”
    藤泽认为孟子与孔子严于君臣之义相背驰，与孟子所自言亦相犯：“孟子尝曰‘乃所愿则学孔子’，其所学何遗君臣之义也？孟子又曰‘圣人人伦之至也’，劝王之事非乱伦之魁乎？又曰‘杨子为我，无君也’，劝王之事，无君莫甚焉。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劝王之事乃为乱贼之归。”
    孟子游说魏、齐为王，从文本上看，似在推行三代王道，但却与当时周天子之王位（时王）相冲突，藤泽东畡所言未尝不是一个问题。
    李觏《常语》曰：“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顺尔矣。孟子当周显王时，其后尚且百年而秦并之。鸣呼！孟子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李觏的观点可以和藤泽东畡互相参照。

    2.驳程颐天命已改之说。
    伊川程氏曰：“孔子之时，周室虽微，天下犹知尊周之为义，故《春秋》以尊周为本。至孟子时，七国争雄，天下不复知有周，而生民之涂炭已极。当是时，诸侯能行王道，则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劝齐梁之君也。盖王者，天下之义主也。圣贤亦何心哉？视天命之改与未改耳。”
    又曰：“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
    藤泽东畡指出：“诚如所言，天下不复知有时王，非不仁不义之大者乎？诸侯而欲王，非贪利之大者乎？然于彼则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于此则树本导源而启其弊，圣贤之心有时颠倒乎？……且所谓天命之改未改，可以论桀纣，而不可以论周末之王矣，何者？周末之王有孱弱可怜已，未尝有暴虐可疾也；亦有侮而轻之已，未尝有怨而背之也。苟有圣贤得邦家者兴，率天下而服事之，修礼乐而陶铸之，安知文武之政不再举乎？此夫子‘东周’之志，而《春秋》之所以作也，岂论天命改不改之时乎？”
    此条程子言时义，藤泽东畡亦由时义驳之。
    按孔子曾入周，问礼而不问周王；曾游说诸侯十四年，未闻至周；孔子所陈“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之志，是“兴周道于东方”（朱子集注语），并非指帮助周王室中兴。春秋以后文献缺失，《左传》、《战国策》虽载周天子之事，而语焉不详，似乎周太史一系文献已失传。就传世文献而言，孔孟诸人对周王室的态度，确有空缺，故藤泽东畡所质疑亦有理据。
    四库馆臣称吕祖谦《春秋左氏传续说》谓“《左氏》有三病，不明君臣大义，一也”，“虽亦沿宋儒好轧先儒之习，然实颇中其失”。

    3.驳朱熹“时措之宜”之说。
    晦庵朱氏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饥食渴饮，时措之宜异尔。此齐桓不得不尊周，亦迫于大义，不得不然。夫子笔之于经，以明君臣之义于万世，非专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则皆然。……得时措之宜，则并行而不相悖矣。”
    藤泽东畡指出：“裘渴饮食，以论文质宽猛则可，岂可以论君臣之际乎？君臣之际，义与不义而已矣。以齐桓尊周为迫于大义，则不得不以孟子不尊周为违于大义。古今岂有宜于不义之时乎？岂有义与不义并行之理乎？”
    此条朱子亦言时义，藤泽东畡则由大义驳之。
    按庄子与孟子同时，而言“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已知以事君为义命之当然绝对之理，不随时间、空间之改变而改变。贾谊谓屈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而说者谓屈原为楚国世卿，“便有宗国不可去之义”。孔孟游说诸侯，为客卿、为家臣，有“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之说，皆与时人所载名节之事不甚合，要亦文献缺略之故。
  

   4.驳元儒胡炳文“民心向背”之说。

    云峰胡氏曰：“不有孔子之论，则在下者不知尊王之义，而民可以无君矣；不有孟子之论，则在上者不知天命之改不改在民心之向背，君可以无民矣。”
    藤泽东畡指出：“君者君于民也，民者民于君也，不有君则无民，不有民则无君，不可两其论矣。且民心背周者，有何徵耶？抑‘不知有周’之谓乎？不知有周者亦有何徵耶？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是犹欲挾天子以号令于四海矣，未见其不知有周也。又问汤武放伐曰‘臣弑其君可乎’？是犹知尊天子之为义矣，未见其有背心也。以此推之，他诸侯亦可知耳，岂‘不期而会’者乎？庶民亦可知耳，岂‘欲与之偕亡’者乎？”
    胡炳文，字仲虎，安徽婺源人，有《云峰胡先生文集》传世，《元史·儒学传》有传。此条胡炳文言时义，藤泽东畡亦详论时义而驳之。
    按《朱子语类》卷五十一载朱子与弟子讨论“天命之改与未改，如何见得”？朱子谓“大势已去了”、“人心都已去”。朱子此处言“人心”，为胡炳文言“民心”为本。而朱子所言不及藤泽东畡之详。

    5.驳元儒陈栎“天命已改”之说。
    新安陈氏曰：“天命之改未改，验之人心而已。人心犹知尊周，可验天命未改，则当守天下之经，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验天命改，不得不达天下之权，武王、孟子之事是也。”
    《孟子集注》引王勉论放伐：“惟在下者有汤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纣之暴则可，不然是未免于篡弑之罪也。”
    藤泽东畡引王勉之说，指出：“今以孟子比武王，是以周王为‘残贼’、‘一夫’也。晦庵解‘残贼’曰：‘凶暴淫虐，灭绝天理，故谓之贼。颠倒错乱，伤败彝伦，故谓之残。’未闻周王有此事矣。”
    陈栎，字寿翁，安徽休宁人，曾著《四书发明》，《元史·儒学传》有传。王勉，建阳人，南宋绍兴二年张九成榜进士。此条陈栎言时义，藤泽东畡亦由时义驳之。

    6.驳宋儒饶鲁“孟子真能尊周”之假设。
    双峰饶氏曰：“孟子既卑管仲，使孟子当管仲之时，则如之何？亦只是合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则真能使王室尊安，而诸侯各循王度。管仲不过假尊周之名，以盖其搂诸侯之实，去所为实文武之罪人也。”
    藤泽东畡指出：“孟子之卑管仲，以其徒尊周室而不能以齐王也。……双峰以管仲为文武之罪人，试比之欲移文武之统者，其罪孰重而孰轻，亦必有辨。”
    饶鲁，号双峰，黄幹弟子。此条饶鲁言时义，藤泽东畡亦由时义驳之。
    今按孟子法先王，司马迁谓其“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确乎昧于时义；其不尊时王，如藤泽东畡所论，亦有昧于君臣大义之嫌。朱子与陈亮当时有“王霸义利之辨”，以为“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措意在于人心，而不在于汉唐，于赵宋本朝亦不甚了了，似以为天理、道统固然高于赵宋政统之上。孟子、程、朱诸人皆有其合理之一面，而藤泽东畡所论，严谨尖锐，时义、大义兼顾无偏，特别是以孔子攻孟子，以儒学攻儒学，以汉文典籍攻汉文典籍，确有后出转精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