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变革需要精神的更新

    《托克维尔回忆录》是一本展示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心路历程的重要著作。托尔维尔虽然有着挥之不去的贵族情结，却对旧制度下的政治弊端有着深刻的洞察。旧制度下的政治习惯、法律行为并没有彻底随着大革命远去，它们在断裂之后重新悄悄冒头，显示着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的无形力量。当革命的喧嚣过后，人们发现新权贵同旧势力如出一辙。权力的更迭并不必然带来理性的治理机制。

    托克维尔在从旧制度到大革命的历史过程中见证了诸多变幻无常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看似缺乏关联性，实则是“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社会状况的反应。他意识到“一个时代永远不会与另一个时代相吻合。强行将旧画嵌入新框，效果总是很糟糕的。”从旧制度到新思想，启蒙是一个无法超越的环节。不经过艰苦的启蒙，就无法完成精神结构的更新，当然也无法形成推动社会变革的共识。

    在特定的政治情境中，托克维尔扮演了一个疏离的角色，他并不刻意维护所处阶层的特权，他在大量日常细微事件中保持着思想的独立性。这使得他对极权的产生机制有着清醒的观察。他这样描绘七月王朝政体:“一切似乎结为一体，借助自由之机制，以便生产出一个权力无边的、近乎绝对的王权，甚至达到了独裁的程度。通过国家机器均匀而平静的运行，这样一个极权便轻而易举地产生了。”托克维尔发现了从自由向极权转换的运作规律。只有托克维尔这样的在场者才能懂得民主政体与独裁政体之间的微妙联系。看似对立的两种价值往往又会在政治运行中结合在一起。说到底还是价值观的偷梁换柱。托克维尔坚信:如果不予自由以一席之地，民主就会遭殃。民主并不必然推动社会向前，狂热和暴力同样会造成社会停滞。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并非民主社会的本来状况。如果缺乏思想启蒙和自我反思，政治激情就会误入私利社会的歧途:“它的每个成员并不热衷于公共事务而只是为了将其变成为私人事务从中谋取利益，为个人的一己微利动辄把人民大众置之度外。”

    托克维尔将七月王朝的议会生活看成是一种消耗，那些自相矛盾的方案和各种不同观点足以淹没一个人的才华，但是这些冗长的谈话、混乱的争论却是必要的。权力的绝对化会造成一个时代的萎靡与腐败。他发现贵族阶层灵魂低俗狭隘、蔑视真理、怀疑道德，却对权力充满野心，他们的政治思想苍白无力，只能以夸张虚假的手势、辞不达意地表达着空洞的内容。托克维尔断言:“在这个如此组成、如此运作的政治世界里，最为缺乏的就是政治生活本身。”他认为政治生活不大可能在排斥人民的特定圈子里生成，如果一切事务都根据特定阶层的利益来运作，无论如何激烈的辩论都会徒劳无功。抛开国民的上层政治生活是颓废、无能、停滞和无聊的。他们企图获得人民的支持，却找不到赢得民意的入口，他们从骨子里是与人民隔膜的。托克维尔善于透过表象观察民情，从中发现民主和革命的本质。因为压抑而焦虑不安的情绪缺乏疏导总有一天会爆发。“当人们的思想呈现广泛病态，一个无人能预料的偶发情况一下子使病情出现危机状态，这时革命就自发地发生了。”这种广泛的思想病态表现为各种虚伪的观念和各种极端的政见，这些思想的蔓延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情绪的激化。旧制度与新思想的边界是模糊的，而革命又会回到攫取权力的老路。托克维尔认为法国政治的根本弊病在于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普遍败坏。道德堕落时代的政治热情是虚假和肤浅的。托克维尔的政治观察充溢着对人性的反思和对道德的考量。他对自由的尊崇和对正义的向往是内心生成的，他的政治人理想来自对人类困境的忧虑。他十分清楚，政治社会不是法律创设的东西，而是由人的信仰、观念、情感等精神要素所决定的。政治秩序是民情和人心的表现。在社会格局急剧变化的时代，健康的政治生活能够有效化解矛盾冲突和利益关系，而在托克维尔看来，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最缺乏的偏偏就是政治生活。革命是一种不可不得已的宣泄渠道。革命只有回归日常政治才能实现自由和秩序。革命的结局是权利，而不是权力的循环。

    现代民主政制应当是符合人性的制度安排，而不是颠覆日常生活的破坏性体制。托克维尔发现民主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习俗和常识，而不是精英的设定。政治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公认和市民社会的发展。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失望在于民主社会造就了大量单调、没有个性的人，导致了平民的倦怠。政治的败坏来自个人欲望的膨胀，健康的政治需要心灵的自由和德性。只有让人民热爱公共生活，整个国家才不会被私利冷漠、趣味粗俗、享乐主义的风气败坏。托克维尔断言:“人类的虚荣心本性未改，可以上演千姿百态的戏剧。”政治生活实质上是灵魂生活。没有内心世界的纯净公道，就没有政治权力的正直公正。应景政治的缺陷在于用狡猾取代理智，用企图取代民意，用焦躁不安取代热血沸腾。要改变它，需要民主精神、自由习性、高尚品格的长期养成，而无法寄希望于一场制造了大量既得利益者的革命。笔者突然悟出，托克维尔与其说是在研究政治，不如说是在探究人类的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