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位翻译家联名声援马爱农

    本报讯(记者韩晓东)近日，“哈利·波特”系列译者马爱农状告两家出版社侵权，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周黎等人的侵权行径，也激起了国内翻译家的集体义愤。在《译林》杂志及译林出版社首任主编、社长李景端的倡议下，一百位翻译家联名通过《中华读书报》声援马爱农的维权之举，讨伐抄袭剽窃歪风，堪称中国翻译界最大规模的维权声援行动。(声援函及联署翻译家名单详见本报5版)联署的翻译家中，既有文洁若、屠岸、杨苡、杨武能、李文俊、董衡巽、柳鸣九、傅惟慈、卢永福、夏玟等译坛前辈，也有许钧、陈众议、陆建德、郭宏安、黄源深、林少华等译界中坚，年龄最长者杨苡先生已是94岁高龄。

    李景端在声援函中指出，翻译抄袭剽窃现象十几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遗憾的是并没有引起相关主管部门的足够重视，以至抄袭顽疾犹存，甚至呈现更多更快的趋势。多位翻译家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均声称曾不同程度地遭受过侵权。现年91岁的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1950年在上海出版之后不久，就被香港、台湾等地侵权出版，此后著译也常被人侵权使用，要想追究，十分困难。身处维权困境，几乎是众多翻译家挥之不去的无奈感受。意大利语翻译家、《爱的教育》译者王干卿，从报纸上得知马爱农维权的消息，顿生哭笑不得之感。因为马爱农状告的中国妇女出版社，他也曾与之对簿公堂，原因也是对方出版了抄袭、剽窃他译著的书籍。上海翻译家黄源深曾经做过查证，自己翻译的《简·爱》不仅先后被四五家实体出版机构侵权，还被100家左右的网站不署名无偿使用。

    王干卿7年间打了12场维权官司，尽管或判胜诉或庭外和解得到赔偿，但所得与付出实不能对等，最恶劣的是还曾遭遇不法出版商上门恫吓。几年前黄源深终于鼓足勇气将内蒙一家出版社告上法庭，尽管证据确凿，但庭审法官竟以“你可以这样翻译，别人也可以这样翻”为由，不予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在拿到江苏省版权局所做的侵权认定之后，黄源深最终胜诉，但区区两万元的赔偿金也被对方一拖再拖。在翻译界和出版界均以仗义执言著称的李景端，多年来不断撰文揭发和谴责翻译抄袭剽窃现象，甚至主动为季羡林、杨武能、吴岳添等翻译家代理过维权官司，但季羡林仅得1225元赔偿的结果却让他既失望又无奈。取证难、维权成本高、赔付额低，成了摆在译者维权路上的三座大山，难以逾越。著名翻译家文洁若甚至直言:“不要去法院，太难!吓唬吓唬他们就得了。”“就算去法院，也不要请律师，太贵!”

    这也反过来助长了侵权者和无良出版商的气焰。王干卿说，同一家出版社多次就同一本书侵犯他翻译版权的情况，发生过多次。他主张用“重典”治乱象，在著作权官司中引入《刑法》。尽管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在1997年被正式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但对照相关法律条文可知，侵权者要规避之，难度并不大。“重罚”也是多位接受采访的翻译家针对马案及类似案例判决的共同期望。

    “积重难返”是翻译家们对目前翻译出版乱象的共同评语。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著名翻译家许钧质问:“前些年集中出现的‘万能翻译家’———李斯、宋瑞芬等现象，闹到那么大的影响，最后为什么还是不了了之?‘马爱侬’们为什么还能还魂?”他痛感翻译维权没有一个切实有力的部门来管理，“在我看来，中国目前所有的维权里面，最难的恐怕就是翻译维权了。”他认为出版界、法律界、翻译界乃至全社会，都应从三个高度来看待翻译维权:中外文化交流高度、知识产权保护高度、提高翻译作品质量高度。李景端则认为，“当前最重要、最急迫的治理措施，应该从切实加强法治入手”，包括在修订著作权中对翻译作品加强版权保护，加重对抄袭、剽窃、傍名侵权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大力降低维权成本，设立可供法院采信的翻译质量鉴定机构等。

    当事人马爱农在获知已有超过百位翻译家声援自己时，连用“太好了!高兴!振奋!很感动!”来形容自己的心情。正如文洁若在接到李景端的倡议邀请时说的:“这是每个搞翻译的人都会支持的。”可以说，声援函联署在短短几天之内扩大到这样的规模，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屠岸表示，希望翻译界这次联合行动，能够促成一个公正的结果。马爱农表示对胜诉很有信心，但也担忧最终的处罚力度，远不足以打击侵权者和无良出版商。众多翻译界和出版界人士，都密切关注这起诉讼案的后续进展，大家希望，此番高调“打假”能成为一个好的开端，在激励更多翻译家行动起来，切实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能引起立法、出版管理、打非治劣等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尽快改变翻译出版存在的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