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面鬓霜故人在

    陶潜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很能见出古人在生死之间的淡定从容。随着时间流淌，对于逝者的纪念，也逐渐变成一种淡淡的回忆，融化了当初颇为激烈的情绪。夏瑞春(Adrian Hsia，1940-2010)先生与我算是素昧平生，但却结下学术因缘，他看上去是那样的健硕，却似乎竟已不耐烦人世间的喧嚣红尘，先自凭空去了。

    先生大名早就如雷贯耳，凡涉及中德文化研究者，少有不征引其所编的《德国思想家论中国》一书者，此书虽不过文章编纂，而展现吾华文化于德国一流精英之知识馈赠一览无余，所开辟之路径尤可贵。2005年，我所供职的单位外文所给我一份征稿函，大致是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将与国际歌德学会合作举办一个国际研讨会，题为“非基督教文化中的浮士德接受”，面向世界征集论文。当时我即将赴法，没有时间做这件事，后来就在巴黎动脑筋做了个论文摘要，想就现代中国的浮士德接受略做发明。好在通讯联络方便，鼠标落处，报名表就填完，发送到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去了。意外的是，很快得到夏瑞春教授的复信，表示邀请我与会，并承担全部费用。便写了一篇《建国时代“浮士德”的意义转换———以现代中国若干知识精英的接受为中心》，结果现场发言时效果颇佳，尤其是东亚学者颇提了些问题展开讨论。

    2007年底我从巴黎归国，先生告我要去北京，我当时想请他一起吃个饭，他却是要去逛牛街的了，所以那次我们居然面吝一缘。也就是他这一身性格，来去自如，毫不以此为介意。我曾亲眼目睹他主持国际会议时的风采，在国际学界虽算不得一言九鼎，但也是潇洒自如，举重若轻。先生曾数度来华，我却从未想到邀请他到外文所来讲一讲，想一想很是惭愧。我这个人素来是怕事的，尤其是此类或会涉及组织性的工作，但想来不该。所以自此之后，但凡有合适的机会，我开始陆续张罗一些国际学界的友人来所里讲学。先生一身傲骨，论及国内日耳曼学界，包括那些以德文自诩而炫耀者，他确实极少赞许，即便是我这样的学术史衡量者，也觉得他似乎持论过高了些。或许本身就因为，他自己就是按照这种标准在行事的。当然，他很客观的一面，乃是承认国内学界的翻译功绩，认为就翻译成中文而言，他自愧不如，对他们的贡献很是肯定。若论学术嘛，则彼辈毋庸论焉。或许是曲高则和寡，夏先生在国内的日耳曼学界竟然少得闻名，这实在是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情。好在我们之间一直有通信往来，2007年时他又邀请我参加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知识、创新与社会转型”国际研讨会，后来也因故未成行。见面是在2009年，先生中国之行托我购票。那天晚上正好是德国使馆的国庆日，我早早就在火车站边的青年旅馆相候，在火车站旁边的一家小饭馆吃饭，虽然是粗茶淡饭，却非常开心。可惜的是，时间仓促，未及细谈，便匆匆别去。2010年，先生通过电邮传来了他给我的著作《德国精神的向度变型》写的序言，其中颇多溢美之词，让我感到惶恐。这应该是他在病榻上的最后作品之一了，因为此后再无音讯。在岁末得到他女儿的电邮，带给我一个不幸的消息:先生走了。2011年的夏季，他的女儿和女婿来京，给我带来了他最后的一部著作———《欧洲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书出版还要有一段时间，不幸的是，先生的名字那里要圈上黑框了。逝者，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与生者拉开了距离。然而夏先生的一生学术事功，其实却远不会“远逝”，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来说，他的音容笑貌将与学术同在，这种在纯粹学术意义上的开辟之功是远无法用什么奖励、勋章和头衔来衡量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我们如今不得不奔忙于各类项目、称号和荣誉光环之间的所谓“学者”也是一种提醒，作为学者，我们究竟该以怎样的尺度来对待自己的生命?我其实一直想将先生的著作引介些进入汉语语境，但可惜一直未得其便。若有机会能将他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的那些著作引进，或许比任何纪念都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