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文献和清史研究

    提要：满文档案和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不可代替的独特史料价值，满语满文，被清朝称之为“清语”、“国语”、“清字”、“国字”等，被视作清朝“立国之本”之一。满文自从它被创制的1599年到现在，已经历400多年的历史，期间，在不同的范围和不同的场合，满文从未停止被使用。近二十年来，中国满文文献的挖掘整理、编译和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这些成果仍只是现存满文史料中的冰山一角，远远不能体现其重要价值，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把培养满文人才和加强满文文献的研究作为该研究所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于2012年5月成立了满文文献研究中心，在清史研究基地展开《满文、满文文献与清史研究》的科研项目。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举办的“首届国际满文文献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蒙古、匈牙利、捷克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的满学界和清史学界的学者们莅临本次学术会议。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以满人为主体建立的政权。满语满文，因此被清朝称之为“清语”、“国语”、“清字”、“国字”等，被视作清朝“立国之本”之一。满文自从它被创制的1599年到现在，已经历400多年的历史，期间，在不同的范围和不同的场合，满文从未停止被使用。尤其是在清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间(1636-1911)，无论在国内，抑或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满文均得到长期使用。特别是清朝鼎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满文地位极其重要。一方面，清代内部重要的政府文书、国史馆编纂的大型史书等皆有大量使用满文，同时，对外国书、条约等正式文件也将满文作为国语使用。乾隆朝以后，满文的使用在内地虽然渐至衰落，但并没有被抛弃，从国家中央机构到边疆地区的地方政府机构以及民间满文仍然是很重要的语言文字。如今，仍有不少清朝后期的档案文书在保留。因此，满文文献是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史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我们认为，满文档案和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不可代替的独特史料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满洲统治者在清朝的统治地位决定了满文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清朝是满洲人建立和统治的国家，满洲人是清朝的统治民族。因此，满语和满族文化在清朝具有很高的地位。从皇帝的诏谕到大臣的题本奏折，从政府的公文到私人记述，都普遍使用满文。尤其是清朝前期，许多政府部门的文件只有满文而没有汉文，权威性的文件只有满文。这些文件所涉及的内容，不仅仅是满洲人，也不仅仅是边务，而是整个清朝国政的方方面面。如不懂得满文，无法全面了解当时清朝政府的运作方式，无法全面、准确地认识当时的历史进程。满文文献的广泛利用，还能够填补因缺乏汉文史料而出现的空白，从而推动清史研究工作全面系统地开展。其次，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满文文献的重要性。清代是近代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极其重要的阶段，可以说，清史一半以上的内容就是所谓的民族史和边疆史。清代的民族史和边疆地区史是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半的清史。满文档案对研究清代民族关系、民族政策和边疆地区历史有其独特的价值。如果仅仅把中原内地的历史视为某一朝代的“正史”，而将周边的民族和地区之历史与内地历史分开对待，甚至认为是这一时期“正史”的附属内容，那么将会歪曲历史，小化中国，矮化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无疑是大错特错。就清代而言，清史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今天的边疆地区和在那里的各民族的历史，而要研究清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必须依靠大量的满文档案。因为，在这个领域，满文资料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官方史料。这是客观事实。在清代，办理民族和边疆事务的基本上都是八旗出身的大臣，而清朝规定，满洲大臣办理满、蒙、藏等事件时，必须使用清文题奏。到乾隆十一年，这一规定终于制度化。结果，满文书写的题本、奏折、朱批奏折和谕旨成为研究边疆地区和民族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再次，满文档案的史料性质决定了它的重要性。关于史料的基本分类，学界向来有不同看法，而根据史料产生时的特性，可将之二分为“遗留性史料”与“记述性史料”。两种史料间差异很大，种类也有本质不同，但作为文字材料，归根结底，是以其产生时是否即意图作为史料而区别。所谓“遗留性史料”，就是在其产生之初并无传承历史信息和历史知识之意图的材料，如考古遗存、档案文件等等。记述性史料则不同，在其诞生之初，便以记载、保留和传承历史为目的。满文文书档案，都是当时处理政务和具体案件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它不是为讲述历史而形成，它本身就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所以，作为“遗留性史料”，满文档案可以用来鉴别传世文献记载的真伪和正误，以此接近恢复历史原貌的目的。在清史中，包括官方编纂的历代《实录》、《起居注》、《会典》、《列传》等编年、会典、传记类史书，以及私人撰述的各类史书，都属于记述性史料。两相比较，后者系统性强，体现了一个时代官私两方史家的时代意志，构成了彼时历史过程、历史思想的主体框架。但因为突出某种“意志”，往往经过删改、取舍、编排，甚至杜撰;前者则无意识地保留了很多历史真实。正因为这样，满文原始档案的史料价值远比清朝国史馆和清代官吏、文人所编纂的其他各种史书要高很多，两者不能同日而语。

    近二十年来，中国满文文献的挖掘整理、编译和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这些成果仍只是现存满文史料中的冰山一角，远远不能体现其重要价值，也难以满足各类研究者的需要。从中国国内研究队伍来看，直接利用这些珍贵档案文献的学者仍然屈指可数，对满文文献的资料价值和文化意义，学界的认识也远不充分。在中国清史学界中满文人才奇缺，以至于影响中国清史研究的整体形象和学术地位。因此，培养和锻炼一批通晓满文的人才，促进清史研究中满语人才的培养，加强满文资料库的建设，激发中国国内学术界对满文档案和文献的重视，推动对满文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拓展清史研究领域，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黄兴涛所长把培养满文人才和加强满文文献的研究作为该研究所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于2012年5月成立了满文文献研究中心，在清史研究基地展开《满文、满文文献与清史研究》的科研项目，力求提升清史研究所的满文水平，拓展清史研究领域。过去，在中国举办过很多次的清史研究学术会议，也举办过满学研讨会，但从未举办过以满文文献为研讨对象的专门的学术会议。我们举办这样的一次会议，主要目的是为了和各国、各地区的从事满文文献研究的学者们建立学术联系，加强和他们的学术合作与交流，更多地掌握国际满文文献及其研究的学术动态，为国内国际满文文献研究者们提供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为进一步提高中国国内满学研究和清史研究的水平做出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