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需要文采斐然

    学术论文是最能体现思想创新、学术探索、人文关怀、社会担当的思维成果。学术论文作为学者个人与学界、社会对话交流的“公器”与途径，理应将论文写得让人看得懂、喜欢看，也即讲究文采，这本是不证自明的事。使人费解的是，将学术论文写得使人看不懂、拉大论文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竟然已成为当今的一种“时尚”。中国学术文化讲究文采的传统，正面临被中断的危险!中国学术界，这是怎么了?

    一、文采是中国文化的文脉

    中国是诗的故乡，文辞之邦，因而中国学术历来十分重视文采，文采是中国文化的文脉。孔子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采与文章、文心结为一体。古人之所以如此重视文采，是因为他们视写作为至高无上之志业，写作体现了人生的态度、生命的取向，因而虔诚从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激情满怀地写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杜甫叹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二、文采保证了中国文化与学术“雅”的传统

    中国文化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传统，即言是言，文是文。人们在日常交流中，自然有一套“符合日常生活美学”的语言体系。“言”是由各地方言、土话、习称、民俗所生成的。但只要一提笔，古人则立马会转换成另一套语言体系，这就是“文”，也就是孔子所强调的“文质彬彬”的文，曹植所向往的“文若春华”的文，吴宓所憧憬的“文锦织成便不磨”的文———文采斐然如同织锦般美丽的符号体系。正因如此，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才分化出了“雅”与“俗”两类。所谓雅，不是指贵族化、阳春白雪，俗也不是指草根化、土八拉叽。钱穆认为:“文学之特富于普遍性者遂亦称为雅，俗则指其限于地域性而言。又自此引申，凡文学之特富传统性者亦称雅，俗则指其限于时间性而言。”将文采的重要性提高到如此高度，这是钱穆的发现。我们今天阅读古人写的有关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军事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论文，还是时政评论、社会批评，抑或是奏章、公牍、传状、书信、赠序、箴铭、碑志、哀祭等，都会感觉作者使出浑身解数。且不说孔孟老庄，也不说《左传》、《史记》，光是《古文观止》中所选录的古代学术论文，就使人叹为观止，如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韩愈的《师说》、《讳辩》、《争臣论》，欧阳修的《朋党论》、《纵囚论》，苏洵的《管仲论》、《辨奸论》，苏轼的《范增论》、《贾谊论》，苏辙的《六国论》，方孝儒的《豫让论》，王世贞的《完璧归赵论》等。对于文学研究，古代的学术论文则更是文采斑斓，千锤百炼。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萧统的《文选序》、韩愈的《答李翊书》、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严羽的《沧浪诗话》、金圣叹的《水浒传序》等，学术含金量既高，但同时篇篇菁华，琅琅上口。

    三、中国现代学术论文曾有过讲究文采的时代与记忆

    学术论文讲究文采的传统，如长江活水源源不断地流贯至20世纪初叶，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达至高潮。《人间词语》存有深邃的美学内涵，特别是其中的“意境说”，揭开了一代美学研究与文艺理论研究的新页。但《人间词语》同样又是炉火纯青的美文。谁能说《人间词话》不是学术?不是论文?学术论文难道只有一种刻板的写作模式?显然不是。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前苏联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多宾的《论题材提炼》等，国外文论无不形式各异，甚至有“学术论文文学化”的倾向。中国现代学术论文曾有过讲究文采的时代与记忆，周作人更是热烈提倡把论文写成“美文”，“学术美文”。他热切地“希望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同时又身体力行，在他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中，将他认为具有美文性质的学术论文毫不犹豫地收了进去，这有郭沫若的《神话的世界》、郁达夫的《文艺赏鉴上之偏爱价值》、俞平伯的《与绍原论祓》、刘半农的《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等。现代学术论文的“文采”追求与“美文”品质还深刻地体现在一批“现代感悟批评”的批评家身上。他们以王国维为范式，以周作人、李健吾、李长之、沈从文、朱光潜为代表，与那些以理性的、逻辑的、抽象的与科学的“刻板式”文学批评形成鲜明对照。这有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李健吾的《咀华集》、《咀华二集》，李长之的《鲁迅批判》、《苦雾集》，沈从文的《沫沫集》、《废邮存底》，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诗论》，钱钟书的《通感》、《谈艺录》，李广田的《诗的艺术》，以及后起学者王朝闻的《以一当十》，艾青的《诗论》，秦牧的《艺海拾贝》，周振甫的《诗词例话》等。

    四、中国文化与学术的文采传统正面临被中断的危险

    如果作一番印象式的扫描，大概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我国的学术论文开始逐步淡化“文采”，崇尚“格式”。到了今天，则已完全不讲文采，只讲“格式”了。如同今天的城市化房地产开发一样，从黑龙江的漠河到海南三亚，城市建筑已经千篇一律，一觉醒来，所见的都是一样的楼房，一样的马路，有区别的只不过是城市体量的大小而已。今天的学术论文已经没有个性，不讲文采，而个性的集中体现就是文采。更糟糕的是，今天我们已经几乎忘记了还有“文采”二字，无论是高校的教授博导，还是学术刊物的编辑，我们只听到他们对论文写作的规范与格式要求，从来没有对文采的要求。中国文化与学术的文采传统已有被中断的危险。这种被“中断”，并非危言耸听，我们只须试看今日中国学术论文之“共性”，便可知晓。

    第一、形制统一，格式刻板

    不知从何年何月何地何处开始，中国所有学术论文都要求有统一的格式:从论文标题字数多少、内容提要、关键词到参考文献，连注释都有统一的规定。于是这就出现一个滑稽现象:一篇没有任何创意更没有文采的“论文”，经过这番穿靴戴帽、化妆打扮，俨然就有了学术性;而另一篇生机勃勃、充满创意与文采飞扬的论文，一经穿靴戴帽，就显得平庸滑稽，论文的锋芒与个性大为消减。试想一下，如果将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按照现在通行的学报规范格式发表出来，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显然只能拒登，因为连最起码的格式都不具备。必须说明，我这样写并不是反对学术论文要规范，需格式。学术论文之为论文显然不同于文学作品，论文显然需要问题准确、论证严谨、逻辑性强、理论扎实、结构完整、结论清晰、资料翔实。但至于论文如何写作，完全没有必要统一格式，造成新的八股。

    第二、故作高深，玄而又玄

    将论文写得使人看不懂，这几乎已成了当下的一种“时尚”，特别是博士学位论文。每年四五月间，我都会收到数篇外校寄来请我评审的博士学位论文，同时也有我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外送请人评审。说句实话，每次审读此类论文实在苦不堪言，盖因实在难读，不禁怀疑自己究竟是跟不上学术发展还是精力不济?不料碰到同行友人，交谈起来都有同感，一致的看法是有的博士学位论文实在“看不懂”，自然遑谈文采与可读性了。下面摘录一段今年我看过的北京某名牌大学中文系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中的一节:“驱力在无法获得满足之处所设置的(理想)功能，发挥出了替代和补偿作用。它同时是一个源于对自我的非对象性的自恋组织，又是一个必须依靠对象认同将外物理想化的过程。由于理想化本身意味着对某个唯一与无可替代物的坚持，自我理想并不会满足于将投注于对象的力比多转回自身，阻止了自恋化。但是，它还强迫外物去符合自我理想。正是借由这个过程，主体在面对与外在现实的冲突时，否认自身的不完满与拒绝对物的依赖，确保自身自恋式的自足感与全能感，导致整个观念或思想体系的运作产生僵化，成为某个理想的附属之物。这便是‘混沌———自我理想/自恋———意识形态的蜕变之路’。”这样的文字估计连作者也不清楚自己到底要说清楚什么。似乎只有写得使人看不懂，才能显出自己的高水准，因而论文越写越玄，甚至成了天书，这已成为当下学术论文的一大弊病。使人看不懂的常见手法是:简单问题复杂讲，清楚问题绕着讲，两句话可以说清的非用两页话来讲，中国人能讲清的非找外国人来讲，而且偏好国外的“新名词”乃至无人知晓的“险恶之辞”。中国文论历来主张“文从字顺各识职”(韩愈)，“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刘勰);主张明明白白把话说清楚，干净简洁，“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韩愈)，“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颜之推);主张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辞达而理举，反对叠床架屋，繁缛兜圈，更反对使用诡异之体、险恶之辞。而今天这种玩弄深沉，繁缛兜圈，以震其艰深者则比比皆是，不过是换用了一套手法，搬运来大量国外的新名词、新术语、“力必多”、“硬币的两面”，用以拉大论文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以示其不同凡响的学理奥义。而实际上却事与愿违。清代叶燮《原诗》说:“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宏，志远则旨永。”简单明净的文字才是高智商的体现。胡适在《<蕙的风>·序》中也表示过同样的意见:“论诗的深度，有三个阶段:浅而浅出者为下，深而深出者胜之，深而浅出者为上。”这对学术论文的评价也是如此。

    第三、老外帮衬，以壮声威

    这是大家见惯了的学术论文的另一通病。现在，一篇学术论文如果不拉几位老外作“亲友团”帮忙，不套用老外的某个“理论体系”，不罗列一堆老外的引文，或者伪注，就不算论文。更有甚者，通篇都是老外在那里发声，康德怎么说，拉康怎么说，萨义德怎么说，惟独不见作者自己怎么说。巴赫金提出“狂欢化”理论，中国论文也跟着一片“狂欢”。一忽儿流行“宏大叙事”，一忽儿又捣鼓“复调”“互文”，整天盯着外国的月亮，围着老外的屁股转。尽管学术界对于这种“恶性西化”，言必“解构”、文必“后殖”所造成的“失语症”现象早有批评，但似乎收效不大。其原因，我认为这是缺乏学术自信、学术原创，不敢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因而拉几位老外帮衬，既省心省力，又用以唬人。国内学者，我所钦佩者之一为王富仁先生。王富仁先生的学术论文有三大特点:一是几乎从来不引用老外的话;因而二，文后参考文献、引文注释极少，甚至一篇万字论文，没有一条注释;三是行文洋洋洒洒，酣畅淋漓，直抒胸臆，有时读了四五页还没见分段。王富仁先生的学术论文，思想之流畅、文采之辨洁、学理之深邃，尤其是高度的学术自信，在国内学界堪称一杰。如果我们有更多的“王富仁式”的论文，那么学术创新、学术自信与学术文采自然可以乐观其成。

    第四、“无我”写作，冷漠干枯

    学术论文之写作，本是一种最能见出作者之思想、襟抱、情感、才思的独创性精神劳动，因而必须投入作者的真情实感、性气才情、体悟悲喜，将自己充分地投注于学术研究的对象之中。这就是“有我”的研究，“有我”的论著，“有我”的写作。古人所谓“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清人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强调“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崇尚的也是“有我”的写作。钱穆更是将文中“有其人”即“有我”，作为中国人文精神的道统和命脉来看待的。他说:“中国文学的一个特征，常是把作者本人表现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常说文以载道，其实也如此。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载道必能载入此作者之本人始得。”(钱穆《中国散文》)因而“在中国，则读其书贵能知其人，如《论语》、《孟子》是矣。”(钱穆《略谈中国哲学》)“有我”是学术研究诚信的体现，也是对自己的论著言说负责任的体现。中国文论从来主张“诗品出于人品”(清刘熙载《艺概·诗概》)，“才有深浅，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汉王充《论衡·案书篇》)“有我”在20世纪初那一代学者身上依然表现得十分明显，几乎人人都有个性，篇篇都见真人。梁启超的激越慷慨，章太炎的直道显世，王国维的沉郁苍劲，鲁迅的愤激瘦硬，胡适之的酣畅直白，陈寅恪的古朴谐和，真所谓刊落声华，掷地有声，馨欬音容，跃然纸上。上世纪90年代，杨周翰曾尖锐地批评过文学研究“无我”的倾向:“研究文学仅仅采取一种所谓‘科学’、‘客观’的态度，也许能找出一些‘规律’，但那是冷冰冰的。文学批评也应如同文学创作一样，应当是有感染力的，能打动读者感情的。”杨周翰所批评的“客观”、“冷冰冰”即“无我”，正是当今学术论文的最大弊病之所在。“无我”的根本原因是将学术论文作为谋取职称福利、功名利禄的敲门砖，一旦目的达到，就暴露真相。以至于有人评教授前拼命著述，到处托人情找关系发表论文，评上教授后，就发誓再也不写那个劳什子了。也正因为“无我”，所以只要文章拼凑成功，发表出来，才不会去管什么文采不文采，辨洁不辨洁。有的更是为了凑足数量，千方百计拉长稀释，满篇烦词冗语，空洞无物。这样的论文何来文采、含金量?自然更谈不上厚积薄发，千锤百炼，像曹雪芹那样“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了。学术工作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生命活动，是学者用其独特的富于个性化的理性探险和感性表述来展示其对人生和世界真理的生命证悟与探索，是学者作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文化的人、生命的人所选择的自身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学者这个行当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因而真正的学者所从事的创造性工作，必然是激情燃烧的，充满生命人格的，有我的。学术论文是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工作的具体途径与思维结晶，是学者惟一可以用来彰显自已的思想才智并作为“公器”与人交流的载体，因而学术论文必然是最具创造性的个性化的有我的，最应写得生动辨洁、具有可读性的，最讲究文采斐然、文若春华的，最斤斤计较“文锦织成便不磨”的，最忠实践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虽然学术工作“寂兮寥兮”，但他们依然“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心善渊，动善时，在大化流行中呈现出学术的生趣与光辉。有我，永远是真正的学者必具的品格。文采，永远是上乘的学术论文所需要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