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中国梦”不再遥远

    提要：贫富差距存在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度，斯蒂格利茨的新书《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从市场、制度、宏观经济等方面比较全面的剖析了美国现阶段的不平等的现状。正如他在书中提到的1%的群体掌握着99%的命运，1%的人占据着99%的财富，这其实是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的现状。究其原因，就是权力的不平等。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2013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截至6月末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达100.91万亿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9.09万亿元，同比多增1.71万亿元。有心的网友算了一下，按照这个存款数额，中国人人均存款达到77623元。可是细数一下自己在银行的存款数字，很多人都未能达到这个“平均水准”，于是就爆发了“我们都拖国家后腿了”的感概、议论和吐槽。

    事实上，贫富差距议题一直占据全球经济的重要位置。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的普通民众对财富的不平等产生更强烈的质疑。美国最权威的家庭财富数据之一“消费者理财调查”显示，从1983年到2007年的八次统计调查中，1%的家庭一直拥有35%左右的财富。而具体到财富结构，即便是中产阶级也和1%的超级富有家庭存在巨大的差异。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度蔓延到全球发达国家。其中的口号就是“1%与99%”的问题———99%的人不能再继续容忍1%人的贪婪与腐败。

    “1%与99%”的问题，在中国表现最近似和最明显的是:1亿人买几套房12亿人买不起房。房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人对于财富与居住最纠结的问题了。不仅如此，房价还事关中国经济与金融重大风险问题。房产，在当下中国，既是富人财富的象征，也是穷人的枷锁。普通工薪家庭靠薪水购房，或许，要到他们退休之后也难以还清房贷。

    全球经济关于财富的话题和议题，首要的和重要的议题应该包括贫富悬殊问题。在中国，这个议题更有紧迫性。因为，这事关每一个国人的“中国梦”问题。贫富差距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纵观历史，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要么通过税收和财富再分配和平的解决，要么通过革命解决。

    1%的少数和99%的大多数贫富差距存在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度，斯蒂格利茨的新书《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从市场、制度、宏观经济等方面比较全面的剖析了美国现阶段的不平等的现状。正如他在书中提到的1%的群体掌握着99%的命运，1%的人占据着99%的财富，这其实是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的现状。究其原因，就是权力的不平等。

    1%掌握权力的人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制定适合自己这个阶层的法律、制度、市场等，运用手中的权力将钱从金字塔的底层移到上层。斯蒂格利茨从金融、市场、政府等方面阐述了不平等行程的原因。斯蒂格利茨在新书中提到，我们经济中的大部分不平等是寻租造成的。所谓寻租就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者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

    寻租通常会涉及一种降低了国家生产力和福祉的真正资源浪费，它扭曲了资源配置并使得经济变弱。旨在获得更大一块蛋糕而努力，其产生的副作用就是蛋糕整体变小。垄断势力和对特殊利益集团的优惠税收待遇产生了这样的效应。

    这样的事情并不仅限于美国，在中国也屡见不鲜。房地产居高不下的房价，促使地方政府疯狂的买卖土地，大量的耕地被占用，但是建造出来的房子却不是所有人都能买的起，加上利益集团或者有心人士的刻意炒作。这些房子最终以高价卖给消费者，让他们成为房奴，终其一生不得解脱。

    中国人当然也注意到了这种不平等即将带来的后果。由经济学家徐滇庆所著的《看懂中国贫富差距》用多种、全方位的数据让人们看懂中国目前存在的贫富差距。不同的是徐滇庆采用的方法是根据数据来进行分析，阐述的是一个事实。而《不平等的代价》在分析原因和造成的后果之余还提出了解决方案。斯蒂格利茨提出的结局方案是:首先遏制上层人群的过度行为，减少寻租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税制改革。在帮助普通民众中也提出一些比较可行的方案，值得当权人士学习和引以为戒。

    贫富差距的造成除了1%的人极力为自己谋私，经济制度上的缺失也是原因之一。

    计划?市场?

    从新中国建立后的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市场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在中国经济中体现出来了，可是中国的经济还留着非常深刻的“计划”烙印，垄断企业在各个行业引领风骚。垄断行业和国企的存在便是贫富差距还有腐败滋生的温床。

    财富发布2013年500强企业名单，中国上榜的企业不在少数，其中中国石油化工、中国石油天然气，和国家电网分别排在4、5、7名，而这些企业都是国家垄断型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要杀入这个榜单，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中国的企业负担着极重的税务。以一个税后收入7000元的员工为例，企业要为员工承担的五险一金、各类税务累积要付出14000元。这就不难想象为什么同样的茅台酒、联想电脑在国内要比在国外价格高出许多。

    著名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经典著作《自由选择》中引用生动的案例，说明自由选择和自由交易能够比政府更有效地提升公众福利，从而印证了亚当·斯密的深刻见解: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能够比刻意为社会着想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用我们不很严格的话讲，利己是比刻意利他更有效的利他，这是《自由选择》的一个中心思想。

    提倡政府应该放权的不止有弗里德曼夫妇，《生活中的经济学》作者加里·贝克尔在书中论述到，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不扶持任何产业、政府的过度干预会扼杀经济增长……，与弗里德曼不同的是，加里·贝克尔列举了很多我们生活中或者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和例子来告诉我们市场自由的重要性和可贵性。

    所谓自由除了有个人的自由，还有国家的自由，我们这里说到的是经济市场的自由。众所周知现在中国的房价正在节节高升，大有顶破天的架势。房价的高不可攀让普通工薪阶层要花一辈子才能买得起一套“蜗居”的房子。为了稳定民心，政府出台各种政策，企图抑制房价过快的增长。

    可是，有用吗?

    房价仍旧上涨，有新闻报道6月份70个城市房价69个上涨。那些所谓的条款和新规皆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给对付过去了，这些不痛不痒的政策，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

    在中国，众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都是哈耶克阵营，他们希望政府能放权，还市场以自由，让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帮我们筛选出那些真正的优势企业。这注定是一场持久的战役，而在目前为止，在中国哈耶克的自由市场尚未取得主导地位，而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加里·贝克尔作为哈耶克学派阵营的大将，能否获得胜利，在中国未来的20年甚至50年都还是一个遥远的梦。

    “特权”应该共享

    德内拉·梅多斯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揭示，全球生态约束(与资源使用和废弃物排放有关)将对21世纪的全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作者提出的W°“1d3模型所给出的12种模拟场景描绘了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使用增加是如何在各种限制下相互作用的，这种作用表现为日趋枯竭的自然资源和地球有限的吸收工业和农业废弃物排放的能力。由于太多的资本被用于解决这些问题而不足以支撑工业产生的持续增长。当工业出现下降时，社会也就无法支撑其他经济部门的更多产出:粮食、服务和其他消费。当这些部门都不再增长时人口增长也将终结。德内拉提出的问题岌岌可危，可是在中国，这些危机理论却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人。

    我们生活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了，这从销量不断上升的口罩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如今我们的土壤、水、空气都被大面积严重的污染，我们可能吃着工业污水浇灌、农药喷洒、防腐剂叠加出来的各种蔬菜、水果，生命安全得不到基本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食品安全一直无法得到解决的根源。

    食品安全刻不容缓，在中国食品的安全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让“权利”得到共享，才能真正的解决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的危机。

    在当今中国，贫富悬殊、不平等与房价等问题的背后，显然涉及到基尼系数问题。事隔十年之后，中国官方首次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474。这已经超出全球公认的警戒线。如何解决这些横在中国老百姓心头的刺刀，应该成为中国政府日后奋斗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