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史寻幽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代可知也。”———《论语·为政》因循渐进、只有量变没有质变，这种史观当然不对;同时也应该纠正这样一种观点:它以为人类历史进程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例如奴隶社会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和它的前两种形态。这种划线法当然很省事，但至少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实际。除了洪水猛兽，人们莫名其妙地以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至德”美妙的乐园，连庄子这样的颓废派都赞不绝口。实际上它远非美妙:在同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内部，人们之间的平等友爱民主是可以相信的;可是部落之间或联盟之间，竞争与仇杀是家常便饭，失败者极可能连尸体都被吃掉。平等友爱民主，从来都是有条件有范围的，它不可能随便地给与“外人”。最初的国家其实就是部落联盟的扩大，而它的统治集团也许就是某个战胜的部落，战胜者是奴隶主，战败者是奴隶。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集团内部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依然会保有传统的性质，其成员之间的民主友爱与对“外”的血腥残酷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当它面对强大的外部威胁时。这种情况，我们甚至可以从“八旗”身上看到。只是到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整个社会不得不分裂为有产者和无财产的劳动者的两个阶级”，“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所以，当那些“好古”的思想者情不自禁地回望前朝的时候，例如孔子回望夏商西周的时候，他回望的是它们残存的更古时代的美德，而决不是用人殉葬的恶行。因为夏商西周，无论“专家”将它们叫作什么社会，都去古未远，都还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残存着原始民主成分。在大英帝国，“女王陛下”比一个腰缠万贯的伦敦小子似乎也“体面”些。

    “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自己曾揣摩“古仁人之心”，最终发现他们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特点，相似得很。其实这不是他的专利，孟子早就说过“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仁人也好，圣人也罢，但凡有忧国忧民之心的人，往往殊途同归。知道了这个“秘密”，再看历史，会发现许多有趣的现象。现象之一是，但凡“离经叛道”的弟子，往往是圣贤最忠实的学生，是内心最崇敬先生的学生。这一点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说得明白:

    “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败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败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当仁，不让于师。”看来孔子不喜欢别人盲目师从自己的言行，而希望有所批判有所发展。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一旦在忧国忧民这一点上同道，那些看上去势同水火的“先圣后圣”，其实只是“君子周而不比”罢了，哪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所不同的是，由于时代变了，认知有别，他们选择的道路不同:有的平和，喜欢维新，有的爱“抄家伙”，但这都是具体方法，他们济世拯民的目的是一致的。世人皆知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却不想这“天下为公”原是孔子提法;世人或笑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法郎基”、欧文的“合作社”空想幼稚，却不知他们在为劳动者谋福祉这一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样高尚;世人皆知鲁迅反孔，却不知他骨子里继承的正是孔子精神;世人皆知毛泽东赞扬鲁迅，却不知就在北京学生“砸烂孔家店”的1919年，他到山东拜谒孔子墓。似敌实友，似友实敌，是友是敌，关键看出于道德还是出于私欲。“道不同者不相为谋”。志士仁人，志同道合，心领神会，千载之久，万里之遥，又岂能抽刀断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