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恰慈文艺思想中的“中国因子”

    容新芳教授的新作《I.A.瑞恰慈与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对话及其影响》，对瑞恰慈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作用作了清晰而全面的研究。这位被誉为“新批评之父”的英国学者，以其语义学批评和“细读法”被中国学界所认知，而鲜有人了解中国文化对他的文艺思想构建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容教授不畏艰难，从“人迹罕至处”切入，以大量翔实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从纵深处审视了中国文化对瑞恰慈开创英美“新批评”所起的启发性的作用，极大地丰富了有关瑞恰慈的研究，也让世人看到中国文化所蕴含的现代性力量。

    为撰写此书，容新芳做了扎实的前期准备工作。他前往瑞恰慈曾经工作访问过的中国多个城市，进行实地调查，追踪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较为全面、真实地还原了瑞恰慈的六次中国之行。然后，他又利用到英国访学的机会，多次到瑞恰慈曾经学习与工作过的英国剑桥大学的麦戈德林学院图书馆查阅历史文献，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期间，他认真通读了瑞恰慈夫妇的50多本日记。据该图书馆的管员理查德·拉克特（Richard Luckett）博士说，容教授是除了撰写《燕卜逊传》的约翰·霍分登（John Hoffenden）教授之外，唯一仔细研读过瑞恰慈夫妇日记的人。容教授还研读了瑞恰慈的28本著作，以及国外大量研究瑞恰慈的著作。

    《I.A.瑞恰慈与中国文化》最大的亮点在于深入发掘了瑞恰慈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影响。容教授认为中国文化是瑞恰慈文艺主张的最大思想源头之一。在其著作中，瑞恰慈多次引用中国的文化典故，以及中国文人的思想主张。这些容教授都逐一罗列在书中。例如，《孟子》一书直接促成了瑞恰慈的《孟子论心：多义性实验》的写作。瑞恰慈在其学术生涯中，始终推崇孟子思想，甚至礼赞《孟子》为伟大文化中最伟大的。我们从瑞恰慈的《意义之意义》、《文学批评原理》等著作中，都可以发现《孟子》的影响。  作为儒家学说核心之一的“中庸”思想也是瑞恰慈极感兴趣的。容教授首先从宏观角度展示中庸思想在瑞恰慈的哲学信仰、行为风范以及文论观点中的体现；再从微观层面入手，具体阐释瑞恰慈的几部重要文论著作中的中庸意识。通过容教授的爬梳整理，瑞恰慈文艺思想中的“中国文化影响”一目了然。

    容教授在书的后两章里，详细介绍了瑞恰慈的 六次中国之行，讨论瑞恰慈对中国学界、对中国的英语教学的影响。瑞恰慈的名字与中国许多老一辈的著名人文学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包括吴宓、叶公超、钱锺书、朱自清、赵元任、李安宅、曹葆华、朱光潜、吴世昌、萧乾、袁可嘉、吴福恒等等。历经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瑞恰慈的“新批评”文艺理论既依靠这些学者在中国得到了传播，也对这些学者产生了影响。

    中国学界普遍认为近代中国缺乏独创的文艺理论，过于依赖西方的理论，甚至成为了后者的附庸。然而，容教授的著作展现了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论的影响。这对于重新审视中西方文艺理论之间的互动联系具有重要意义。瑞恰慈曾在清华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做过讲演，他充分肯定文化的相容性，并倡导世界文化的交流沟通，他称自己“是二种文化的接键！这二种文化，各像永久地摧毁它旧的‘自己’，以便产生它那新的‘自己’。我是剑桥和清华二大学中间的一个使者！她俩干着同一的事业，负着同一的使命——谋‘国际谅解’和建设一个‘世界文化’的使命。”事实上，瑞恰慈一生的教研活动都是在推动与构建“世界文化”。容教授的著作不仅充分展现了瑞恰慈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践者的形象，更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值得我们认真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