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夫金的著作对中国的意义和误导

    作者：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自2012年6月以来，杰里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不胫而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大讨论，一本未来学著作如此引人关注，恐怕只有20世纪80年代托夫勒在中国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可以媲美。在笔者看来，这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世界工厂”前景未卜的历史大变局密切相关。“中国已经错过前两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容错过!”一语道破了人们对这种大变局的焦灼不安。

    环境污染和智能化革命的挑战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对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里夫金在该书中指出，曾经支撑起工业化生活方式的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正日益枯竭;更糟糕的是，以这种能源开展的工业活动产生了严重的气候变化，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有可能影响到人类在21世纪的生存。在以往，如果说这种论断还有危言耸听之嫌的话，那么，2012年底到2013年初，我国华北乃至整个中东部地区14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上深受长时期雾霾之苦的人们，对此却有了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

    据《青年参考》2011年12月14日报道，12月5日，北京能见度降至不足50米，是入冬以来“烟雾”最严重的一天。受此影响，城内北、东、南六环全部封闭，北京首都机场800余航班延误或取消，北京至天津、哈尔滨方向的高速公路临时封闭。《中国日报》12月6日的报道援引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毛羽的话指出，过去10年，北京吸烟率并没有显著提高，但肺癌发病率却上升了60%。显而易见，空气污染是北京肺癌发病率急剧上升的最大推手，而空气污染则是由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使用造成的。

    正因为严重的空气污染和环境问题，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首次写入党章，并强调指出:“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因此，里夫金的著作对当代中国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可低估。

    这种现实意义还在于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进入“制造业智能化革命”阶段对中国所提出的严峻挑战。在这个阶段，伴随着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的进展，整个国民经济系统开始进入智能化时代，这将使我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遭遇大规模被废弃的危险。里夫金指出:“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最廉价的劳工也不如替代他们的智能技术廉价、高效。……今后几十年，各行各业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可能被智能机器所替代。”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用资本(这里可理解为机器设备等)替代劳动的过程，由此我们看到了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被资本从生产过程中排挤出来的劳动力规模越来越大。在未来几十年，我国大量被废弃的体力劳动者是否将会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中国将如何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

    里夫金的著作给我们提供了耳目一新的视野。“尽管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出了终结工业时代和大量劳动力的信号，建立基础设施向分散合作时代过渡，但在今后40年的历史进程里，关键性基础设施的建设还需要最后一次大量增加劳动力。……那些在21世纪上半叶投身于新经济体制智能化建设的传统工业劳动力，将在下半叶失去他们的工作，原因就在于新经济体制已经实现了智能化。”这恐怕是在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我国廉价体力劳动者大规模就业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当然，里夫金没有谈到新的资本品工业对“世界工厂”地位的关键作用以及它为高工资智力劳动者所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智能化革命”在使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消失的同时，也在将大量劳动力转移到机器人、新能源、新材料和3D打印机等新兴工业部门，并更多地转移到与之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因此，只有主动迎接这种挑战，才能避免我国在未来出现大规模失业的局面，里夫金的著作无疑为此指明了方向。

    是锁定于化石能源还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但是，在迈向“可再生能源革命”的道路上，仍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使人们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抉择举棋不定。例如，在美国，由于页岩气开发技术的突破，天然气的价格目前已大幅下降，这直接导致了其国内许多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搁浅。正如前两次工业革命史所表明的，新旧两种能源体系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将对国家盛衰产生重大影响，有研究曾指出，由于技术、思维、利益集团和体制等多方面的路径依赖，就像英国因锁定在煤炭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构中而丧失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继续保持世界领导地位一样，美国存在着锁定于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传统经济模式之中的危险。里夫金在其著作中也表达了对美国这种状况的担忧，但他相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游说力量最终将会把美国推向新的经济日程，但“唯一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是要把握现在还是错失良机”。

    我国目前已探明的页岩气、可燃冰等非常规化石能源的可开采储量名列世界前茅，在我国也存在着抵制“可再生能源革命”的巨大力量。所以，里夫金在其著作中对中国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发问:是深陷日薄西山的化石能源与技术，还是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科技?目前，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已高达50%以上，是世界上未来能源供给压力最大的国家，所以，页岩气和可燃冰的开采问题无法回避。但是，正如美国和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历史经验所揭示的，我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能源技术上不存在追赶的“机会窗口”，尽早进入“可再生能源革命”技术经济体系是我国实施对发达国家赶超战略的一次重大良机。因此，我国在新能源发展战略上应该采取“综合开发、可再生能源革命优先”的战略。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里夫金的著作风靡中国之时，作为中国抓住“可再生能源革命”历史机遇之标志的光伏产业却正遭遇生死存亡的危机，这极大地挫伤了中国对“可再生能源革命”的热情，甚至有人因此把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称作是“终极赌局”和虚浮之说。但是，笔者对我国光伏产业的案例研究说明，我国光伏产业通过进口国外关键机器设备和高附加值投入，90%以上产品销往国外市场，这种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各地政府在土地、税收、环境污

    染和融资等方面提供的低成本扶持政策打造的低端加工制造业本质上属于一种为他人作嫁衣的“飞地型经济”，其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的结果是导致了我国光伏产品生产者受损而进口国受益的价格下降，与激烈竞争和大量产能过剩相结合，共同导致了国民福利的净损失。这是我国光伏产业在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违背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技术经济追赶的历史规律所产生的恶果，问题在于其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政策设计错误，所产生的诸多问题不能归罪于新产业、新技术和“新工业革命”本身，因此，我们不能“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泼掉”。

    我国光伏产业的症结在于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这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由于与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所处地位不同，因而应该采取的战略也就不同的问题，而这正是我对里夫金的著作存在强烈质疑之处。

    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很好地讨论了技术革命、生产力发展和技术经济范式对社会经济变革的普遍性要求和趋势，对一国之内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关系的认识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但仍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里夫金不能令人信服地把新型通信技术与新型能源系统的结合看做是工业革命的标志，在其著作中某种程度上存在的“能源机制决定论”，不严谨地预言分布式和“个性化”生产方式很快就要到来，没有认识到科学技术之外的社会政治等诸多因素对经济体制多样性的重要影响，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缺陷瑕不掩瑜，经过纠正将无损于其整体论述的深刻洞察力。

    勿为里夫金所误导

    然而，在里夫金的著作中却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这就是他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只是从科技发展的一般趋势和发达经济的角度出发的，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重大的结构差异，他无视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工业革命通过资本主义体系在发达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创造出并周期性再生产出的中心-外围结构;无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经济差距

    日益扩大的事实;无视美日欧通过货币霸权和全球价值链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的剥削和掠夺，错误地得出了分散、扁平的能源生产和管理机制将使在以往工业革命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民族国家不再重要，区域共同体将成为推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主体力量，在他看来，“曾经是所有经济活动基础的全国性市场和国家-州结构的治理模式正在让步于洲际市场和洲际治理”，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下降了。里夫金的这些观点对于中国来说都是误导性的，值得我们引起高度警惕。

    目前所有的发达国家的崛起

    无一不是通过统一的民族国家市场实现的，但里夫金却建议说，“统一市场的形成和边界开放的洲际治理使地区可以超越本国的政府同其他地区直接建立商业联系，这些地区可能是近在咫尺却分属两个国家，或在同一个国家之内却咫尺天涯”。历史经验说明，由于发达国家控制着核心技术和价值链高端，这种洲际市场不仅无损于反而有利于工业发达的国家，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和发达国家形成统一市场，这种洲际市场无疑将使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更加深重，甚至将导致其作为民族国家的瓦解。

    里夫金的著作对中国的意义和误导

    在还没有实现洲际化的情况下，中国民族品牌盾构机的遭遇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据报道，随着2008年底四万亿投资的展开，全国各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以及城际铁路、水利工程、过江隧道等项目的规模不断加大，盾构机作为挖隧道的专用大型工程机械，其市场需求也成倍增长。因此，目前各大城市在修地铁的同时都成立了自己的盾构机厂，但这些工厂由于没有掌握盾构机的技术，他们要么和外资品牌合资，要么进口其产品。国内自主制造商参加项目招投标，虽然在技术和价格上都占优但却拿不到标，其产品不得不被迫远走异国他乡。地方保护成为了外商垄断中国市场最有力的工具。应国内自主制造商的要求，工信部召开了对这一问题的研讨会，但最后的答复是没有办法解决。

    显而易见，里夫金在有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上，深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自由贸易理论的影响，尽管他在一国之内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关系问题上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因此，如果按照他所谓的洲际统一市场建立“中日韩自贸区”，那么，我国在东亚分工中目前所处的“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的对日本和韩国的依附格局将进一步加深，更多的产业将遭遇光伏产业和民族品牌盾构机的命运，中国的未来就有可能“像富兰克林曾一度形容新泽西州的那句话一样，‘是一只被邻居们四面八方都凿了孔的酒桶，桶里的酒都被他们吸光了’”，在这种情况下，还奢谈什么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呢?

    在里夫金看来，所谓“洲际性联盟”的功能何在呢?正像欧盟以及2011年底成立的拉丁美洲共同体所表明的，它无非是要达到对外保护其市场和对内自由贸易的目的而已。如果单从人口规模来看，欧盟(25个成员国人口总计4.5亿)与拉丁美洲共同体(人口总计5.9亿)加在一起也不如中国大。而且，欧盟和拉丁美洲共同体在其内部发展过程中必定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就像目前欧盟因主权债务危机面临解体一样，它们根本就无法像中国一样实施统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无法形成更具高度协同效应的多样化分工。对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洲际性联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此，里夫金所谓“中国除了加入洲际性联盟之外别无选择”的断言是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据的，接受和实施这种建议对中国将是灾难性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得天独厚的绝对优势，正是这一条件与“可再生能源革命”、制造业数字化革命相结合，决定了我国如果要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英、美、德、日、韩在工业化崛起上曾经采取的“对外保护、对内自由贸易”的成功发展模式就必将是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