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史同源于巫

    西方有“史诗”之名，中国有“诗史”之称，似乎都暗含着“诗”与“史”之间”“二合一”的关系。

    “史诗”是“诗”，但必须叙述历史，尤其是整个民族的全景式历史，而且要采用历史性的写法。反之亦然，在古希腊，历史性写作也采用诗歌的写法，希罗多德写的《历史》的每一卷都以一个缪斯女神的芳名命名。缪斯(英语：Mus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诗歌女神，一共有9位，其中第一位叫克利俄（Clio），她掌管的不是抒情诗或戏剧诗或史诗，而是历史。诗是总称，历史是诗的一部分，是诗的九分之一。历史是一种记忆，或者说记忆的书写。而古希腊人认为，诗歌又何尝不是依赖于记忆的写作？诗人赫西俄德在其《神谱》中说，所有九个缪斯姐妹都是众神之王宙斯和记忆女神墨涅摩绪涅（Mnemosyne）的女儿。

    “诗史”是杜甫的别称，最早见于唐代孟棨的《本事诗》：“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个称呼有两方面的含义。1，杜甫用诗记录社会现实，让诗承担历史写作的功能。2，以诗记史的诗人同时也是史家，正如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导言”中所写的：“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学家，我不过是这位历史学家的秘书而已。”有人把此处的“秘书（secrétaire）”翻译成“书记”，不过，那可不是大权在握、动口不动手的“党委书记（secrétaire du comité du Parti）。其实，秘书和书记本来确实没有动口与动手之分，都属于“书”写者、记录者（écrituier)。在中国古代，“史”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的称谓，或者说一种职位，相当于这个意义上的“秘书”或“书记”。《周礼?春官宗伯》中所说的“大史”、“小史”、“内史”、“外史”，都是“太史公”一样的史官。“诗史”体现的是古代学术体系中“文史不分家”的观念，一方面“以诗证史”，另一方面“以史说诗”。两者能结合就是最高境界（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是杰出代表）。

    那么，诗、史到底为什么能够“二合一”？仅仅因为她们都是记忆女神的孩子吗？

    最早的诗歌源于巫术咒语。《说文解字?巫部》曰：“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像人两袖舞形”。许慎此解有3点需要说明。

    1，在通行版本（如1963年中华书局版）的《说文解字》中，“女，能事无形”中间没有标点。笔者以为，应该标上，以突出“女”字，因为在许慎看来，巫都是女性，所谓“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说文?觋部》）。更加全面的说法是：“男”子可“巫”可“觋”，而“女”子只能是“巫”。《周礼?春官?神仕》曰：“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犹鬼神示之居。”贾公彦疏：“……言‘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者，男子阳，有两称，名巫、名觋。女子阴，不变，直名巫，无觋称。”

    2，“降神”后面应加上“接鬼”，因为，“无形”者，或者说，巫所要沟通的对象，除了神，还有鬼。如《易?巽》曰：“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孔颖达疏：“史谓祝史，巫谓巫觋，并是接事鬼神之人也。”史巫所接、所事的，既有鬼，也有神。

    3，“巫”字从形貌上看，确实像人甩着两袖在舞蹈（舞蹈艺术来自巫术），但巫师所用的手段不局限于舞蹈，还有歌唱，还有念诵。他唱的歌、念的咒就是人类最早的诗歌。《礼记?郊特牲》有这样几句：“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是典型的咒语，巫师试图通过念咒来控制自然事物。让我来把这几行重新排列一下：

    土，反其宅；

    水，归其壑；

    昆虫，毋作；

    草木，归其泽！

    这难道不是诗歌吗？至少是诗歌的初始状态。

    《诗经》中有大量巫师在做法式时唱的赞词、念的咒语。其中，《雅》的大部分和《颂》的几乎全部都是祭祀时唱的赞歌。《国风》中的一部分是原始巫歌的遗存。《召南?驺虞》是为了狩猎丰收而念的咒语，《周南?芣苢》则是求子的咒语，芣苢是一种中药，又名车前子，据说，妇女吃了，能怀孕生子。

    《楚辞》的巫文化色彩更浓，很多地方是巫语的改写或仿写。王逸《楚辞章句》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辞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朱熹《楚辞集注?楚辞辩证》卷上说：“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闻矣。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理学家从道德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楚辞中那些巫诗一样的章句不可取；但在笔者看来，这些章句正是楚辞的特色和魅力所在。我始终认为，总体而言，诗歌不仅要有人性，还要有一定的神性甚至鬼性。

    关于巫诗——巫师之诗，本人还曾耳闻。2006年，我去蒙古共和国参加第26届世界诗人大会。彼国国师——萨满教的大师宾巴道尔基也参加了一天的活动。那天中午，在大草原深处野餐时，我跟他聊了一会儿，他的英文相当好，经常到美国等国外交流。他也是诗人，当场爽快地送了我一本他的诗集，还签上他的名字。那天晚上，月白风低，吉普车载着我们，走过不像路的路，来到大草原的更深处。午夜时分，我们用树枝木头燃起了熊熊的烈火，空气凛冽的草原的夜晚变得温暖起来。大师的巫术表演开始了。他身材魁梧，穿戴上巫师的行头后，显得更加八面威风，煞有呼风唤雨之能。他给我们每人手里放了一把麦子，让我们一点点地把麦子撒向篝火。然后，他一手持锣，一手擎槌，给我们表演了萨满舞，其实是集合了音乐、诗歌和舞蹈的巫术表演。他口中始终念念有词，我什么都听不懂，但我知道，那是诗，是他在跟长生天进行对话，那样热烈、虔诚、纯粹和忘我。当他用木槌轻轻敲击我的背部时，我感到了巫术的也是诗歌的奇妙力量。

    “史”与“巫”也曾经不分彼此。早在春秋、战国之交，就出现了“史巫”和“巫史”那样统合的称谓。前面所引的《易?巽》中就有。《国语?楚语下》有“少”（黄帝之子）时代“家作巫史”的记载。这本身就说明“巫”“史”不分家的情形。有人说，上古从事求神占卜等活动的人叫“巫”、掌管天文、星象、历数、史册的人叫“史”。但这些职务最初往往由一人兼任，称为“巫史”。事实上，笔者认为，最初，“史”和“巫”之间没有这样明确的分工，所以也就不存在兼任问题；也就是说，社会上既有史，又有巫，两种人的职能有重叠现象。《竹书纪年》卷一载，黄帝时代“天有严教，以赐帝。帝勿犯也，乃召史，卜之龟。”“史”用龟甲占卜，与“巫”有多少区别呢？

    黄帝身边的“史”可能不止一位，但肯定包括仓颉。《春秋元命苞》曰：“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北塔按：《春秋元命苞》是西汉末年的谶纬之书，一般的版本中这句话的标点是有问题的，如:“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仓帝史皇氏”中间没有句读，会让人有至少3点疑问。1，仓颉是否曾经被称做“帝”？2，是否有复姓“史皇氏”？3，最严重的是，仓颉本是黄帝身边举足轻重的史官，《说文解字?叙》曰“黄帝之史仓颉”。如果这5个字中间不加标点，那么，仓颉的“帝史”身份可能就会被遮蔽掉，还可能阻碍我们对“史”这一社会角色本身历史的追溯和理解。仓颉既是史，也是巫，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淮南子?本经训》中这句关于仓颉的著名描写：“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作书”是作为巫觋的他在施展法术，鬼哭狼嚎都是非常正常的伴随性现象，别无它，这只是说明他的法力巨大。

    那么，仓颉为什么要造字？笔者以为，这应该从他的身份和职业上去寻找答案。他参与占卜，需要把占卜的内容记录下来。在他之前，有所谓结绳记事，画图记事等记录的方式，但这些方式都使记录的速度、数量和质量受到很大的限制，也影响到了他的工作效果。仓颉造字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把占卜的内容更加明确、详细、快速地记录下来。后来商周时期成熟的甲骨文本身就是占卜文字。记录媒介的革命性变化使记录的内容渐渐超出了占卜本身的内容，也包含了与占卜有关的很多事物，同时，也使记录者的地位得到很大的提升。在周朝时，“史”还参与巫术活动，不过，他在其中的分工主要是记录有关情况。《周礼?春官?占人》载：“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在一整套完备的占卜系统工程中，“史”占的是“墨”——书写的材料。慢慢地，史取得了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和独立性，从巫官系统中分离出来，成了专职记录者——史家。王国维《观堂集》卷六有对“史”字的考释，结果是：“史”象“手执简形”。在先秦，人手里拿着简，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手里拿着笔记本，就是为了记录。所以，《说文解字》干脆释“史”为“记事者也”。许慎这么说，有两点值得注意。1，“史”本来有装神弄鬼、占卜算命的一面，但他根本不提那一面。为何？因为他跟班固一样，是坚定的儒学传承者。《论语?述而》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原来他遵循孔子创立的原则。2，到了东汉，“史”身上的巫文化因素也确实被剥离得差不多了。

    总之，在远古，民智未开的时代，神、人、鬼曾经杂处，作为人与神鬼打交道的法宝，巫术到处盛行。诗起源于巫术，史则与巫不分彼此；因此，诗与史有着皮与毛、唇与齿一般的关系。

    也许，正是因为诗与史有着如此亲密的关系。古今中外，不乏“史”“诗”双修者。中国的如宋代的欧阳修，金代的元好问，清代的赵翼、黄宗羲和朱彝尊，现代的郭沫若、陈寅恪和陈梦家。外国的如意大利的彼特拉克、德国的席勒、法国的雨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