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说北大

    （一）

    1919年9月，本科尚未毕业的顾颉刚在信中说道：在北京谋事很容易，“因为新潮社的分子大都是学校里的‘上选’”。说傅斯年毕业就有学校请他做国文教授，罗家伦还没毕业就有报社联络他办报，说罗家伦对他说，“假使现在要寻二三百元一月是很容易的”。

    但顾颉刚没有傅、罗顺利，他与“五四”的关系很特殊。说它密切，顾颉刚从五四前一年起就休学在家，忙于续娶，“半年来说亲者三四十家”。1919年5月1日，距离五四大游行只有3天，他给北京友人发婚贴，“择于5月21号迎娶成礼”，除了在苏州代销了少量《新潮》杂志，他与五四别无瓜葛。说它不密切，他与五四学生领袖罗家伦是同学好友，与傅斯年更是同住一舍、同师胡适。1920年以后，顾颉刚继傅、罗之后成为《新潮》的实际负责人，同时参与了文学研究会、现代评论社、语丝社、朴社、歌谣研究会和《国学门周刊》、《国学季刊》的诸多活动。如果五四当天顾颉刚在场，一定是干将，但他不是。“吾妻的赠嫁媪说，‘学生爱国是发于天性’。吾母的梳头媪说，‘总要拿总统及奸人杀了，才会夺回青岛’。”1919年6月11日，顾颉刚从苏州这样传话给北大同学。

    尹达自1954年顾颉刚北上至二人之晚年始终与顾交恶，顾称尹“齮龁我二十余年”、“做定我的冤家了”。但在顾氏卒后，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立刻表示：“‘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想，是‘五四’运动以后反封建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尹达此语具有深刻的意义与内在的真实性。

    1924年5月，顾颉刚记下了陈源的一句评语，说道：“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创作的成就只有鲁迅，整理国故的成就只有颉刚。”

    有学者以“五四之子”、“五四情怀”或“未在现场的‘参与者’”称道顾与五四的关联，其实也可以使用“五四情结”一语。因为顾颉刚始终对五四怀有批评，以至于期盼更加彻底的第二次文化运动的到来，可谓学术上的“二次革命”论者。这一期盼与心理郁结实为贯穿顾颉刚治学一生的主线。

    1922年6月，顾颉刚说：“我惟一的悲观，就是这辈所谓新文化运动大家的不可靠。我是在北大多年了，北大是号称新文化的出发点的，里面负大名的人着实不少，但真实做事情的，有哪几位？除了蔡孑民、胡适之两先生以外，再有别的人吗？”

    只有某某或除了某某这种陈述，既是一种称颂，也是一种否定。

    （二）

    1919年，顾颉刚介绍叶圣陶、王伯祥、郭绍虞三人加入新潮社。6月17日，顾颉刚仍在苏州，致信叶圣陶，说傅斯年、罗家伦两人“直是《红楼梦》说的黛玉、晴雯，不是与他们友好的人没有一个不怨他恨他”。以“孟真之结怨”为线索，顾颉刚将北大六派势力和盘托出。

    （1）胡仁源一派职员。胡仁源为光绪举人，入读京师大学堂，后留日留英，主修造船，曾任江南造船厂总工程师。先任京师大学堂教员，后任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工科学长，1913年11月至1916年12月任代理校长、校长。在位期间聘用前清遗老和士大夫辜鸿铭、刘师培、姚永朴、陈衍等为教授，及聘用留日的马裕藻、朱希祖、黄侃、沈兼士、钱玄同、马叙伦、沈尹默等。他是蔡元培的前任，是号称除蔡以外任北大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甚至著名的红楼也在其任期内建成。顾颉刚则说：胡仁源与傅斯年“向来不对”，傅曾向蔡元培细说校中积弊而批评之。

    （2）学生俭德会朱一鹗一派。朱一鹗，北京大学预科、商科学生，1913至1919年在校。1917年4月，他与周烈亚、范文澜、陈钟凡等发起同学俭学会，以尚俭乐学为宗旨，《简章》载在《新青年》。此前，1905年李石曾、蔡元培等在巴黎发起进德会，1912年成立上海进德会，至1918年，蔡元培又发起成立北京大学进德会，规定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等，教职员学生参加者460余人，一时轰动海内外。朱一鹗曾在成立大会上演说，后又被推举为纠察员。他发起的同学俭学会明显受了蔡元培的启发，同时同学俭学会的成立可能又促动了北大进德会的诞生。（顾颉刚误写为“俭德会”，可能也是将俭学会与进德会混为一体。）朱一鹗还是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国民杂志社的发起人之一，是五四游行时与警察厅、教育部谈判的学生总代表和六三以后学生联合会向政府请愿的学生总代表。顾颉刚则说：朱一鹗“讨校长的好”，傅斯年曾对朱一鹗“大施攻击”。

    （3）教员中朱宗莱一派。朱宗莱，浙江海宁人，光绪末留学日本，1915年起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顾颉刚说道：“陈石遗辞职后，学生方面必欲黄季刚任之，教员方面必欲朱宗莱任之。朱果任，学生便起风潮，以孟真为首，攻击之文至一册，朱竟去，目的达到。朱为朱希祖之弟，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等皆其一派，以一则同为潮州籍，二则同为章太炎学生也。”顾氏所说反映了学生风潮骄悍盲动之一角，实际上黄侃也是章太炎弟子，而朱宗莱在顾氏此信之后3个月即因伤寒病去世了，年仅39岁，身后萧条。

    （4）教员中马叙伦一派。马叙伦，浙江余杭人，辛亥革命前去日本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与太炎介于师友之间。1917年马叙伦任北大哲学系教授，五四期间，他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顾颉刚说：“马氏颇与朱氏一派相联络。”又说：“马本与孟真了无关系，〔孟真〕竟在《新潮》杂志上大骂一顿，《新潮》销场愈好，马氏名誉愈坏。”

    傅斯年著文揭露马叙伦《庄子札记》解释“种有幾”一节取自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刊在《新潮》一卷一号。不过不久胡适、顾颉刚即与马叙伦合作，顾颉刚对胡适说：“夷初先生加入《国故丛书》的组合，担任《老子》、《庄子》二书。……希望夷初先生也在辨伪上做一点功夫。”马著《老子覈诂》也由顾颉刚主持的景山书社出版。

    （5）学生中国故派一派。顾颉刚说：“孟真在同班中孤立，而《国故月刊》便是他同班所组织，而且他的同班除了他以外，无不在内。”《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为宗旨，由俞士镇、薛祥绥、张煊等人发起，刘师培、黄侃担任主编，朱希祖、马叙伦、陈汉章、梁漱溟等教授发起，马叙伦、屠孝寔、康宝忠、陈钟凡，吴梅、黄节、林损诸教授均予支持，有学者称之为“章门弟子的《国故月刊》”或“北大旧派势力的大堡垒”。

    （6）学生中张厚载一派。顾颉刚说：“前两月张厚载四出放谣，说陈、胡等被驱逐。”

    张厚载为林纾弟子，赠投文《新青年》，就京剧改良问题与胡适、钱玄同、刘半农诸名流论争，胡适主张戏曲应“废唱而归于说白”，张厚载说“绝对的不可能”。最终他被“围攻”而开除，倒颇有戏剧角色的悲壮气概。

    “北京大学人家怎样的赞他，说他怎样的爱国，怎样的热心，怎样的有团结力，哪里知道里边党派纷歧，私仇固结，排抵强烈，至于如此；冤诬有志之士，自杀文化发展力又至于如此。”顾颉刚如此对北大作了总评，时距五四游行只有一个多月，距离六三只有半月，可说是顾颉刚对五四之北大的最早的评论。

    以上六派难以是非论。要之，在北大这个名头之下，潜伏着的是错综混乱和悲观失望望。顾颉刚的结论是：“学界且然，况于政界？……要望以后社会好，只有两道：甲，亡国；乙，建设过激派政府。第三条法子真想不出了。”

    但一年以后顾颉刚留校任职，很快深陷朋党之中，颇有“韩非知说之难，不能自脱”的味道。“现在通例，好结朋党。北大师生数千，声气颇广，虽未明标党会，而实际趋势确有如此。”他与鲁迅的纠葛便是一例。

    （三）

    1975年，注释本新版《鲁迅全集》启动，而顾颉刚也正主持《二十四史》的点校，二者均出于毛主席的批准，顾已卸掉了以往的忧惧。注释组来函了解顾与鲁的“裂痕”，嘱顾“合盘道出”，顾颉刚在重申了“北大里文学院教授有英美派和法德日派的长期敌对”之后，遂又将1917-1926年十年间北大所办及撰文的报纸杂志共计13种评论一过。

    （1）《新青年》。“大抵是北大文、法两院的教师的作品。这个杂志激发了极大的影响，但作者的思想不同，有左派，有右派，以后就分化了，以致这个杂志停止发行。”

    （2）《每周评论》。“这是《新青年》中的左派，如李大钊、陈独秀等所编，不到一年即被封。”

    （3）《新潮》。“这是北大学生中比较有些新思想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所编。”

    （4）《国故》。“北大中文系学生罗常培、薛祥绥等所编，他们上了黄侃、刘师培的课，思想顽固，拼命和《新青年》、《新潮》相对抗。”

    （5）《努力》周刊和《读书杂志》月刊。“这是胡适在《新青年》停刊后独资所办。”

    （6）《晨报副刊》。梁启超派“研究系”的机关报，副刊请孙伏园编。孙是鲁迅的学生，“常去拉稿，故所载鲁的文章独多，《阿Q正传》是其一”。

    （7）《语丝》。“这是孙伏园脱离《晨报》馆后，邀集朋友共同办起来的，作文的人不收稿费，只由主持人隔一两个星期请一回客，大家高谈阔论一番。”作文的人有鲁迅、江绍原、俞平伯、钱玄同、章廷谦、章衣萍和顾。“还有一个李小峰，本是《新潮》社的经理，这时又任《语丝》经理，他就开了一个‘北新书局’，后来靠了鲁迅这块牌子大赚其钱。”

    （8）《京报副刊》。“《京报》是浙江人邵飘萍一手办起的，他看孙伏园离开了《晨报》馆，就请他到《京报》馆去做副刊编辑。”

    （9）《现代评论》。“北大教授以留学生为主体，蔡元培组织‘聘任委员会’，每聘请一个教授都要得到该会人员的同意，于是学校里就有了‘英美派’和‘法德日’派的斗争。”“英美派为了争取群众，创造舆论，就办了这个《现代评论》，作为壮大自己力量的武器。”

    （10）《猛进》。“这是北大留法学生徐炳昶、李宗侗等办的周刊，但因他们本无一定的主义，文笔也不能激发人心，所以不到一年就停刊了。”

    （11）《国学季刊》。北大文学院所办，编辑委员会主任是胡适。

    （12）《歌谣周刊》。“胡适提倡用白话作诗文，沈尹默、刘复两教授以为要作白话诗就须在民歌中找它的来源，1917年由他们发起‘歌谣研究会’，搜集民间歌谣，不上两年就得有两万多首。到1920年组织‘研究所国学门’，这些资料就接收过来，并编印《歌谣周刊》。”

    （13）《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国学门周刊》由顾编辑，但付印前须送沈兼士看过。自从沈兼士做国学门主任后，立了许多学会。“考古学会”由马衡主持，“歌谣研究会”由周作人主持，“风俗调查会”由张竞生主持，“方言方音调查会”由林语堂主持，“明清史料整理会”由朱希祖主持。“看来班子很整齐，实则大多数是兼职。”

    与“五四运动前夕，北大学生分新旧两派，互相诋諆，见面不理”的诠释不同，顾颉刚认为20年代以后北大是英美派和法德日派两派敌对。

    顾颉刚说到报刊，经常会提到销路；说到出版，往往提起李小峰。如说“孙伏园者，予北大同学，毕业后任研究所风俗研究会干事，并任《晨报副刊》主编，时时挑逗学界风波，以推广其报刊销路”。“北新书局之李小峰，北大毕业以后无事可做，乃以贩卖《新潮丛书》为业，将卖下的钱印些书，如此逐渐发达，乃有今日”，开明、北新“这些新书铺大半是鲁迅们势力范围”。

    顾氏这些非辞条性亦非政治性的评述，夹带了当事人的个人观感，其实更加具有真实性。实际上，由顾氏一网打尽而又轻描淡写的笔法中，其实已可看出他对北大功绩的不甚了了。

    1933年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教，偶尔也给北大上课。元旦过后，顾颉刚拟出一封很长的公开信《致北京大学选课同学书》，如是说道：“我每次进城上课，坐在车里，常常想到北大的学风，真不禁心痛。北大，全国看作最高学府的。北大同学自己，更是高呼‘北大有光荣的历史’的。实在说起来，可纪念的只有一次五四运动，此外有什么呢？”“蔡先生受了政府的嫉忌，逼得他不能常居北京。失去了领导的人，其余诸人呢，争名望，争地盘，造党派，相倾轧，于是有些小成就的北大从此堕落了！堕落得只存光荣的‘历史’了！唉，北大的光荣仿佛只是一场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