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严格的校审能力:编辑修炼的起点

    《20世纪儒学通志》的校审工作之于青年编辑，是一项严酷的锻炼。《通志》三卷四册，共计250万字。这是一项关系到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传承的重要课题，由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庞朴担任主编，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孔子学院、曲阜师范大学等高校中青年学者分工撰写，体现了老、中、青三代学者研究合作的传承性、互补性与创新性。

    从2011年3月到稿，至2012年12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通志》的编辑工作历时近两年。在此期间，怀着对庞朴先生的深切敬意，以及对读者尽责的态度，我们翻阅资料、共同探讨，获得了编辑大型学术丛书的宝贵经验。出版行业素有三校三审制，而严格的校审能力，或可视作一名优秀编辑修炼的起点。总结《通志》的编辑经验，本文以校审为中心，逐一分析其在审校方面的处理方法及特点:

    特点一:“纪年体学术思想史”的基本定位

    《通志》到稿后，我们按照常规进行初校、初审，基本把握了书稿的主旨及各卷情况。《通志》的研究基础在于历年资料的收录，通过对资料的取舍、描述及评判，体现作者对20世纪儒学的一种基本的史学倾向。因此，我们将其定位为“纪年体学术思想史”。“纪年体”，意在理清全书的时间线索，即严格遵照时间顺序，分条目进行内容编排;“学术思想史”，重在说明所取条目之史料价值，呈现其历史演进、学术传承等，由此体现主编及其学术团队的某种史学倾向。正如史华兹对儒学抱以“同情之了解”，《通志》作者之史学倾向，主要体现于各条目末尾之评价中。分卷而言，《通志》共分三卷四册，分别是《纪年卷》(1册)、《纪事卷》(1册)、《学案卷》(2册)，以此三种方式作“志”。其中，《纪年卷》以年度为单位，记载每一年有关儒学的事件，共计538个条目;《纪事卷》以事件为线索，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共计54个条目;《学案卷》以人物为中心，记录代表人物的简略生平及作品选录，共计42个条目。在“纪年体学术思想史”的基本定位下，具体的校审工作由此而展开。

    特点二:细致的体例规范

    《通志》涵盖的信息量无疑是巨大且庞杂的，加之各卷均由多位作者合作撰写，在内容安排及叙述风格上均存在差异，在“纪年体学术思想史”的定位下，我们主要以“条目”为单位进行处理。其中，《纪年卷》538个条目，原稿仅以年份排列，后处理细化至某月乃至某日(查阅相关资料后增补日期)，并对全部条目进行重新排序。同时，遵循历史逻辑，对重复描述的条目进行删减、合并，并增补重要条目，最终定为534个条目。然后，将条目分为六类:即学者生卒、论文发表、著作出版、杂志创刊、组织成立、会议召开、政府态度、事件发生。每一类条目，又各自规定相应描述顺序。如“论文发表”类条目，基本格式为:“某月某日，某人在xx杂志第x卷第x期发表《xx》一文，主张/提出/强调xx”以此统一全卷体例。《纪事卷》纵向上分四个时间段，即1900—1919、1919—1949、1949—1976、1976—1999;横向上将条目分为五类:即组织(某堂、某会、某社、某院)、杂志、运动事件、流派、研讨会。《学案卷》42个条目，纵向上以人物出生时间排列;横向上分为两部分，即人物简介、作品选录，同时人物简介亦遵循一定描述顺序。如此的体例规范，一是考虑到史学著作关于时间顺序及事理逻辑的要求标准，二是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体验。对于研究儒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学者，这将是方便、直接的工具书及参考资料。

    特点三:精准的资料核实

    在清晰的体例框架下，我们开始对每一条目的内容所涉及的史料进行核实。在“坚持以一手资料为准”的原则下，采用“数字十纸质”的方法。其中，数字资源方面，一是“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这是由浙江大学联合其他高校、科研机构组建的，我们主要获取了其中文古籍、民国文献两部分资源，基本涵盖了晚清民国时期(1900—1948)的大部分图书、期刊、报纸;二是“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ZADL)”，这是以“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和CALIS华东南地区文献信息中心为后盾建成的文献保障体系，通过“云

    邮箱传递”的功能，我们主要获取了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时期(1949—1978)的部分期刊文章，以及港台地区及海外部分儒学研究成果的版本信息;三是“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即知网，我们主要获取了1979—1999年的期刊、报纸、年鉴、会议论文等。纸质资源方面，主要参考了《辞海》、《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特刊》及各学者文集、全集等。我们在日期核实、引文核实、事实核实三方面，对《通志》进行了全方位的校审。晚清、民国时期的较多资料不易寻得，新中国成立后“文革”时部分资料又遭流失，加之涉及港台地区乃至国外的儒学研究成果，《通志》作者较多地引用了《孔子大辞典》、《评论纪年》、《孔子研究四十年》等二手资料。而“数字十纸质”的方法，使我们能够在校审工作中，掌握一手资料，从而避免了二手资料中的失误，保证质量。

    特点四:合理的版本选取

    在广泛查证各种文献资料后，我们对“引文核实”作了进一步的优化，即对《学案卷》中所选取的作品，通过比较、鉴别各种版本，选定比较可靠的校本。版本选取原则为:首取全集版，次取修订版，末取初版。《学案卷》中42位人物的代表作品，分为著作、论文两类。关于著作，一是初版，即最初发行的单行本;二是修订版，有时修订亦有几个版本;三是全集版，即单行本收入全集中，并作增补或校订。在整个20世纪，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相应地，《学案卷》中所选取的人物，其所持的儒学观点前后也发生着变化。在比较同一作品的初版、修订版和全集版时，这种变化有时显得非常明显。经再三思量，我们决定以带有“盖棺定论”意味的全集版为主要版本;如果无全集版，则取最终的修订版;末取初版。论文亦同理，但在取全集版或修订版时，注明“原文载……”。此外，特别需指出的是，《学案卷》中收录的部分论著系港台新儒家作品，原为繁体字版，但大陆亦有简体版。此时，版本选定取繁体版，同时参考简体版。上世纪90年代，大陆掀起了一股研究新儒家的思潮，整理出版了一批港台新儒家学者的作品。但由于涉及意识形态等问题，大陆简体版所收录的内容往往不完整。因此，我们的处理原则是繁、简版互参互校，遇到个别字词两个版本不一致时，可能是大陆简体版转引时的失误，也可能是繁体版原本的失误，均查相关资料予以校正。同时，尽可能保证著作权人的作品完整权。通过版本的比较、鉴别、选定，对《学案卷》所录入作品的质量进行控制，在客观上为勾勒出学案人物的思想提供了保证。

    特点五:适宜的分卷统筹

    与单本学术专著不同，《通志》是一部大型学术丛书，这需要我们从整体角度出发，在各卷精细化校审的基础上，分卷统筹以构建丛书的系统性与合理性。从校审层面上看，《通志》的统筹工作，一是各卷内容的互校:首先，我们对《纪事卷》中出现的日期，如学者生卒、会议召开和运动事件发生的日期等，与《纪年卷》进行对比、核实;其次，对重要名词进行统一。因各卷作者不同，或资料来源不同，对同一对象有多种称谓，需要统一描述(尤其是“索引”部分涉及的术语)，如“戊戌维新变法”、“维新运动”统一为“戊戌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改为“新文化运动”，“章炳麟”、“章太炎”尽量改为“章太炎”等。二是各卷内容的协调。总体而言，《纪年卷》主要体现纪年体性质，各个条目描述简洁;《纪事卷》主要是组织、事件、学派等，描述相对具体;《学案卷》主要是人物简介和作品选录。内容的协调，重在避免各卷中出现重复的内容，处理办法即运用“脚注”。如《纪年卷》“学者生卒”条目，涉及《学案卷》亦出现的，人物介绍不作展开，而仅在脚注中注明“参见某卷某条目”。从基本定位，到分卷校审，再到整体统筹，《通志》经历了“总—分—总”的校审循环，概念更为明确，内容更为精炼，为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打下了基础。

    特点六:严格的学术规范

    《通志》致力于成为学术精品。2012年4月，浙江大学出版社编制的《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在浙大社试行。这是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我国出版社出台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出版规范。2012年9月，新闻出版总署亦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在此背景下，我们对《通志》的学术规范进行了细致处理，核心内容分为两点:一是对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索引进行把关，如参考文献力求系统、完整，索引的编制力求简明、便捷。二是实行严格的同行评审制度。针对《通志》的专业性，我们特别聘请了1名特约编辑，并聘请两位儒学研究领域的专家进行评审。这也是国际出版界学术出版的通行做法。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打造国内学术同行交流对话的学术著作出版规范体系，可以更好地接轨国际高水平学术出版体系。

    作为《通志》编辑团队中最年轻的一名编辑，《通志》的编辑工作，虽令人倍感压力，却也甘之如饴。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张元济曾有诗曰:“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这是一位出版家钟情“书林”的因缘，同样也是他的理想与信仰所在。作为一名年轻的编辑，不但需要信仰的激励，更需要低头做事的意愿与能力。而《通志》近两年的工作，或许正在于细致而繁琐的校审，让我变得踏实与勤勉，以及更加坚定背后的责任与使命!———而这，正是编辑修炼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