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人的心灵史

    东汉末年，汉室衰微，天下群雄并起，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随后司马氏集团通过明争暗抢，夺取天下，建立西晋王朝。继之五胡乱华，中原大地再次被分割撕裂，及至东晋王朝偏安于江南一隅。在这二百三十余年里，“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政权一次次更迭无不在文人心中留下一道道深刻的印记。顾农先生的《从孔融到陶渊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一书打破以往文学史的传统，以人物为线索，将百年沧桑历史以崭新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此书尤为巧妙之处在于，作者扣紧人物的心灵，精妙地阐释作品，探索人物的思想历程，这都因为“文学说到底无非是心灵史、精神史”。对于人物心态的把控，顾农先生在整部著作的结构上下足功夫。首先体现在目录设计上，将魏晋时期分为四个章节，对于每个章节的标题只以四字概括:“建安慷慨”、“正始玄远”、“西晋绮靡”和“东晋风流”。

    全书牢牢抓住这四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展开评说，简洁而明了。同时，在每个章节里，开篇撷取一首小诗、妙文或是经典评论作为整个篇章总论，随后将人物故事娓娓道来，或通过合理考证和翔实史料，间或涉及一些学术问题，时露机锋。该书对人物的描述，可以老舍先生《茶馆》的人物描写方式———人像展览式这个概念来阐述。对主要人物施以浓墨重彩，与之相关人物则轻描淡写，而其他次要人物却以简略之笔带过。比如书中对竹林七贤的介绍，就是以嵇康为核心，将围绕在其周围的人物一一串联起来，通过对嵇康的诸多考证，解决竹林七贤研究现存的学术问题。这不仅能有效地解决问题，而且为学者提供一种治学之法。由于文学史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需要对历史和文学的时间界限进行一定区分，因此顾农先生认为:“文学史上的建安时代约有五十年，比作为年号的‘建安’长一倍”，“考虑到太康是西晋最盛之时，中国的重新统一就在此时，文学的最为繁荣也在此时，更为合适的是‘太康文学’来指称西晋前期的文学。”这为文学史分期定下基调，从而有利于对文学人物的全面论述。

    其次对众所周知的文学家，顾农先生并无赘言，而是直接切入其作品，通过分析其作品而解读其人，把握其心理。比如曹操的游仙诗，历来有学者对其主题进行深入研究，而顾先生则在对曹操作品的精读中得出结论:“在长寿”。顾先生认为曹操并不迷信，游仙诗的神仙世界是曹操心目中的艺术世界，是抒发其长寿愿望的精神世界。曹操求长寿并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为了统一大业这个国家利益。顾先生的笔墨并不停留于此，从曹操的长寿愿望生发到建安诗人这个群体，“建安诗歌的主潮则是感慨生命短暂而归结为积极奋斗”，抓住曹魏时期的这个文学主旋律。作者进一步将这个主题与曹植的《洛神赋》相联结，“与神女的相会不过是东归长途中的一个插曲，正如易朽的人生乃是不朽的生命之旅中的一环”。

    一句话道尽世间不变之定律，易朽的人生怎么抵挡得住不朽的生命之旅。抓取人物独特之处，丝丝入扣地解读人物作品和突出人物在文学史上的重要贡献，是顾农先生在描写人物时的三个角度，而其中对人物心灵的呈现是先生笔墨的中心。顾农先生不仅对人物内心进行细笔勾勒，而且能跳出人物解读的局限性，通过个体现象透视群体本质。“这是戴着镣铐舞蹈，它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舞蹈，而镣铐则是必不可少的保身符或者简直就是某种特殊的道具。”在对蔡邕《静情赋》的分析上，顾农先生以“情”为内核对文学诗赋产生定情现象的原因进行深入论述，用“戴着镣铐跳舞”这种形象化比喻概括文学特有的现象。另外，对于中国的精英群体，顾先生认为“其实秦汉以下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人从来就不曾长出过什么健翮，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软弱性与依附性”，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的本质问题。还有诸如“狂士遇到阴谋家也得栽跟头”等妙见。在此书中，随时可见先生的精辟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