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社会的哲学勾画

    “十八大”以后的中国生态文明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一方面需要对于生态文明观/理念的更细致、更缜密的学理分析，同时也需要将多种多样的生态文明观念置于复杂得多的实践境况中，从而探究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动力与具体路径。卢风教授的新著《生态文明新论》可以说是前一领域的引领之作，对“十八大”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和任务总要求做了迄今最系统深入的哲理性阐释。全书首先从对“文化”和“文明”的界定开始，将广义上同义的文化与文明确定为器物、制度、技术、风俗、艺术、理念和语言等七个层面或维度。然后，在比较现代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上，不仅给出了生态文明的准确定义，即“生态文明是指用生态学指导建设的文明，指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进化的文明”，而且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的“蓝图”———器物(生态工业体系生产的绿色产品);技术(受生态学、系统论等指导的环保技术和生态技术，其主要功能是调谐社会经济系统与地球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制度(民主法制和受限制的市场，以生态学为首要指导思想，而不是受制于“资本的逻辑”);风俗(道德化的风俗);艺术(多样化的艺术，包括多种独立于商业的艺术);理念(非物质主义、非经济主义、整体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超验自然主义);语言(多种民族语言)。

    生态文明意涵上的如此丰富性、甚或是革命性，则决定了只有成功地建设生态文明，中国才能保障生态安全，从而解决好13亿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只有克服了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才能建设好生态文明，而只有我们实现了这种意义上的跨越式发展，成功地建设了生态文明，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基于上述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生态文明新论》在接下来的七章中分别阐述了“生态文明的自然条件”、“生态文明的科技”、“生态文明的经济”、“生态文明的法治”、“生态文明的行政”、“生态文明与可持续消费”、“生态文明的文化”。“生态文明的自然条件”强调，建设生态文明的一个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类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而规模适中的生态城市(而不是超级大都市)就是这样的人类社会范本;“生态文明的科技”强调，生态危机的出现与现代科技的发展方向直接相关，而科技的生态学转向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条件;“生态文明的经济”强调，生态文明的经济就是生态化的、稳态的物质经济和扩大化的非物质经济，走向稳态的物质经济不能再增长了，但非物质经济可以不断增长;“生态文明的法治”强调，法治的生态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更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生态文明的行政”强调，生态行政是生态文明的政治制度保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生态文明与可持续消费”强调，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摒弃了物质主义的消费主义后，物质经济的生态化和非物质经济的扩大化才有可能，制度创新才能摆脱“资本的逻辑”的制导，科技才能实现生态学转向，生态文明建设才会真正成为可能;“生态文明的文化”强调，所谓生态文化就是渗透了生态学知识与生态主义价值观的文化，包括生态哲学、生态艺术、生态化宗教、生态文化产业等等。

    结论性一章“生态文明的未来愿景”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是实现“四个转变”:变线性经济为循环经济，促成物质经济生态化和非物质经济扩大化;改变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指导思想，以生态学而不是“资本的逻辑”为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根本指导思想;扭转科技发展方向，由无止境地追求征服力的科技转向以人为本、维护地球生态健康的调适性科技;转变思想观念，摈弃科技万能论和物质主义价值观。在笔者看来，《生态文明新论》一书的最大特色或成功之处就是对一种生态文明社会的哲学勾画或阐释。在生态文明社会中，人们生产和消费的物品应该是亲环境、亲自然的绿色物品;生态文明的制度不仅应该鼓励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而且应该激励人们的非物质消费和非商业性交往;生态文明的科技将不再妄言穷尽自然的奥秘，不再妄想征服自然，而是力图与自然对话，倾听自然的“言说”，尽力维护地球生物圈的健康，成为真正以人为本的科技;生态文明的主流观念应以生态学为知识背景，而力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阐述几乎包含了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所有真理，而且从哲学的视点来说是可以逻辑自恰的或“自圆其说的”，如果不是只能如此的话。只要能够确立一种生态文明的生态价值观与生态文化，我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费方式必将发生一种根本性的生态化变迁，不仅如此，我们将会有着一种与自然平等对话式的生态科技，有着自觉致力于循环生产、绿色产品生产和满足绿色消费的生态经济，甚至，我们终将建立起基于生态经济、生态科技和生态文化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如果非要列举什么不足的话，《生态文明新论》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动力及其变革潜能的分析似乎较弱些。一方面，对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前提性接受(尽管不是无条件的)，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对于经济生态化、科技绿色转向、文化产业生态化等议题的可能的更深入思考，而在这方面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绿色左翼)学者已经有着大量的著述。十分明显的是，我们恐怕很难在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性肯定中追求与实现对市场经济规则与范围的生态制度化限制，同样，至少目前的欧美式民主政治体制并不能确保科技与经济的绿色转向。另一方面，对于生态行政及其完善途径的分析，由于撇开了生态文明建设政治(环境政治)中至少同样重要的公众社会参与维度，似乎很难讲清楚各级政府环境监管部门目前广泛存在的以管代法、执法不严等问题，以及未来可能的政治与制度性变革潜能。而这一点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总之，《生态文明新论》不仅是我国无数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美好愿景的学术表达，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担当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与全球领导责任的由衷期盼。因为，我们都相信，“这一轮文明的毁灭，会将整个生物圈作为陪葬;下一轮文明，恐怕是老鼠和苍蝇建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