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艺先生的“三农”绝唱

    2013年5月13日9时8分，陆学艺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之后不到一个月，他生前最后审读、校订的《“三农”续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面世。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是在最不愿意亲历的一种缅怀师友的情境中拜读先生这部文集，写下这篇书评。

    文集收录的是先生2005年后

    发表的部分文章和文稿，但其中的许多文章却折射出先生从事“三农”研究几十年来的心路历程和学术轨迹。先生本专攻中国古代哲学，但对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却情有独钟。1978年，他根据多年的调查积累和研究思考，写就《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被新华社内刊摘要发表，从此先生告别本行，专门从事农村、农民问题调查研究。1979年，针对当时对包产到户的种种非议和指责，他去安徽等地调研，后与其他同志合作，写就《包产到户问题应该重新研究》一文，振聋发聩，为启动农村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后30多年，在农村改革发展每个关键节点上，先生都站在斗争前列，直言不讳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部文集也反映出了近年来他对一些农村发展重要问题的见解。如针对要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的观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在为商人的钱袋子说话，是在鼓动一些人继续向农民抢地、夺地”。关于政策执行到下面走样的问题，他指出:“那些贯彻不到位的政策，还是讲空话的政策，否则政策很难变形。”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他提出警告，要防止地方政府利用新农村建设这个大背景，搞大规划，搞征地。他四论“农民工”问题，指出“农民工”问题本质上是农民问题，核心是身份问题。他认为，“三农”问题本质是结构性、体制性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是“农村一些重要体制的改革没有到位，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难题还没有破解”，提出要从根本上破除这个体制，“应该而且必须从改革户籍制度、土地集体所有制和财政金融体制这三项制度入手”。几十年来，先生通过对“三农”问题的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和政策建议，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在年近八旬之际，先生仍战斗在学术第一线，亲自主持课题，下基层调研，著书立说。在农村改革的多个研究领域，先生一直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领军人物。

    先生思维敏锐，能把握住时代跳动的脉搏，善于抓住关键问题。他所具有的这种多少学者梦寐以求却始终未能获取的能力，固然有天赋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他长期实践积累、勤于思考的结果。从文集中可以看到，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1958年到北京大兴县芦城村开门办学8个月，亲历了人民公社成立前后的全过程，此后，他一直与芦城的乡亲们保持联系，将芦城作为他分析观察农村运行、政策利钝的一个窗口，前后去了约40余次。1983年，先生倡导，中国社科院组建“农村体制改革试验县调研组”，先生任组长，选取山东陵县为调研基地，做了大量基础性调研，出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长期蹲点调研的基础上，1986年，他写就《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一文，深入分析了影响中国农业发展的11个问题，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近年来，先生虽年事已高，但仍坚持到农村基层实地调研，临终前还在以极大的热情组织全国百村大型调查。我们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许多重要的新情况、新问题在书本上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和理论诠释，我们只有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重视基础数据和基础资料的积累，尤为重视案例研究和实证分析，将理论研究接上改革实践的地气，方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发展、有所突破，结出丰硕的果实。先生的文集便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光辉典范。

    同样是到基层调研，有人能发现问题，有人看到问题却熟视无睹。这里有天赋的因素，也有研究方法的因素。我曾随先生在山东陵县调研，亲眼目睹他是如何层层剥茧地探究问题的本源，并为他以一种亲切、平易近人、不拘一格的方式拉近与访谈对象的距离，获取真正有价值信息的本领所折服。但调研中能否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立场、观点和感情的差异。学者在做研究时是否要秉承价值中立的原则，关于这个问题，可谓见仁见智。我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不是同质性的，必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事实上，三十多年来对中国改革实践进行的实证分析正是由于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形成了鲜明的思想分野。说到底，为什么人的问题，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后记中可以看到，先生之所以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转为“三农”问题的应用性研究，一个关键时点是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他看到农村现实情况和政策的失误，看到报刊上宣传的大好形势与农村实践之间的尖锐反差，促使他从此自觉地调查和研究农村与农民，审视与臧否农村政策，也奠定了他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矢志不渝地为广大农民利益服务的思想基础。

    先生身为农民的儿子，始终为农民鼓与呼。他旗帜鲜明的研究立场与观点，固然有自身浓郁的农民情结，但更多的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源自于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诉求而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去年5月2日，先生为本文集写了一篇后记《我做“三农”研究，是从芦城开始的》，回顾了他1958年到北京大兴县芦城村开门办学后与芦城村几十年的因缘，《后记》以“谢谢芦城!谢谢芦城的父老乡亲们!”为结语。我想，这句话或许他是对自己所眷恋的农村父老乡亲最深情的诀别。

    看完先生这本文集，再次捧读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印发的生平，封页照片上的先生流露出惯常的睿智、乐观而又诙谐的神情。掩卷沉思，凝视着先生的遗像，仿佛又听到他带着浓重的无锡口音与我戏谑之声，不禁悲从中来。真难以想象这样一位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智者，竟就这样遽然辞世，离我们远去。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噫!微斯人，吾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