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陈香)中国百年文学史都没有摆脱“以论代史”的影响?我们现在文学史的编写也许是以三分之一不到的材料为基础来进行写作的?文学也需“考古”，需要回到历史现场?近日，国内首部大型当代文学编年史———《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该书首发式暨当代文学史写作研讨会上，多位学者指出，文学编年史编撰近已成潮流，将改变文学史以简史、专著为基础的写作格局。
世纪之交的这十几年，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来说，意义重大。随着洪子诚、陈思和、吴秀明、董健、丁帆、孟繁华、程光炜、陈晓明等独著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相继问世，当代可不可以写史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上述学术精品，不仅提出了如何写作当代文学史的新问题，而且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回答。“这些著作和建构起来的逻辑清晰的文学史叙事，在变混沌为澄明，变杂乱为有序的同时，充分体现了写作者可贵的思想建构的理论抱负，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然而，“在文学史观被激活，文学史的写作走向多元互补，文学史的重复写作已经开始大量出现的时代，对当代中国文学历史史实的进一步钩沉、清理、考辨的工作就越来越显示出了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总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健表示。
正是基于此种原因，北师大组织了以9位教授为骨干的88人的编撰队伍，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年史的编撰尝试，“希望以一种静默的呈现方式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做基础性的工作”。张健认为，编年体由于重视史料的梳理和辑录，抑制编写者逻辑理性的过度侵入，力图呈现复杂多元的历史本相，和文学生态的全息图景，或有可能绘制出供不同研究者在其中对话与共享的相对完整的文学地理图志。
今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刘福春集三十年之功，推出的《中国新诗编年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几近同时，北大教授钱理群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将推出《现代文学编年史》，编年史写作和编撰形成一股小风潮。其实，在我国的学术评价机制中，做资料的学者是比较吃亏的，这股编年史的写作风潮因何而起?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看来，文学编年史从简史中跳出来，恢复了文学史丰富复杂、充满矛盾性的现场。事实上，编年史还将把文学史原来的框架打破，全部推倒重来，使后来的研究者不容易被之前的文学史著作的框架所困扰，“文学史并不仅仅是那几本文学史构建的文学史。编年史的出现，使年轻的学者可以在纷繁的资料中重新找到被这些文学史教材和专著所筛选和牺牲掉的很多历史节点”。
所以，编年史是对历史视野的再打开。文学史观是点，而历史视野是面。“研究者的观点都是在一定时代的历史视野中形成的。而历史视野只有通过研究者对史实的整理和提炼，才能不断展开。”程光炜认为，两种文学史写作要不断形成张力，文学研究才有活力，“一是简史、教材、专著，这是被挑选的历史;一是编年史的整理，不断反省我们的挑选”。
“我们现在做的百年文学史，都没有摆脱以论代史的影响。”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怡看来，叙述中国当代文学，不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还是人道主义、人性论，都是以一个观念替代了另一个观念，不断以观念的更新证明文学史的新治，一直持续到现在。学界不断提出重写文学史，其本身就是以观念的更新为指向的。“我们对于百年来文学的基本生态是很模糊的，如诗歌，刘福春的统计是，考察现在已经写成的文学史中的提到的诗歌数量，只占他掌握的三分之一不到。”小说也许更好些，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现在文学史的编写也许是以三分之一不到的材料为基础来进行写作的，则这样的文学史是大可质疑的。
那么，文学史写作如何能真正展现历史现场?“只有回到文学现场，把我们的家底摸一摸，在此基础上再来描述和叙述文学是怎样的，可能会可靠得多。”所以，李怡认为，学界现在出现的编年史写作的势头，“与我们对自己的反省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这套书的创意和推出都是秉承这样的理想，这个理想对改变我们文学史写作的格局，也许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越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作用会越加明显。”
然而，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指出，编年史并非没有立场，它也体现了编撰者的史观。“做编年体，就是要给出秩序。”而什么样的史料应该进入文学编年史中，什么样的史料不该进入，这正是编年史写作带来的新问题。李怡的期望是，希望可以引发一场编年史如何编的讨论。
据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由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们在查阅海量原始文学资料的基础上，历时五年编纂完成。全书分为“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和“台港澳文学”六大部分，总计5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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