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hony Cheung和他的美国梦

    一

    Anthony Cheung是个美国人，在美国的出版界，特别是国际关系史、美国军事史及中美关系史领域的学术出版方面可谓声名远播，影响也甚大。原因很简单，其一，他是设在芝加哥的Imprint Publications学术出版社的创办人及总裁。Anthony在二十多年前一手创办了这个不附属于任何机构或团体的独立学术出版社，专门致力于出版高端学术著作及自主发行。出版社主要出版有关文化、外交、军事、国际关系、国际安全及中美关系方面的著作，美国和亚洲关系是其重点关注目标。它最新出版的书籍有：《关于燕京大学的新观点》（New Perspectives on Yenching University, 1916-1952），《云端翱翔：美国空军学院史》（High Flight: History of the U.S. Air Force Academy）。它近来正筹划出版的书籍有：《全球语境下的美国：国际史的新观点》（Global America: New Perspectives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等。出版社过去已经出版的书籍包括：《反对帝国的12人》（Twelve against Empire，1992），《1935—1941年期间的美国孤立主义》（Isolationism in America: 1935-1941，1990），《展翅巡航：美国打造空中强权的努力》（Winged Crusade: The Quest for American Air and Space Power，2006），《未来的战争：国际战略中的联盟行动》（Future Wars: Coalition Operations in Global Strategy ，2002），《倚天屠龙：外层空间的国防》（Harnessing the Heavens: National Defense through Space，2008），《情报革命与现代战争》（The Intelligence Revolution and Modern Warfare，1995），《报道中国：一个美国记者的中国故事》（Covering China: 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Reporter from Revolutionary Days to the Deng Era，1993），《中共外交政策与亚洲冷战》（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ld War in Asia，1996），《变动中的香港与中国：创造美好未来的策略》（Hong Kong and China in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2000），《语言，思想及朦胧：翻译日文著作的四个观点》（Words, Ideas and Ambiguities: Four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ng from the Japanese，2000），《来自西方的种子：在上海的圣约翰医学院》（Seeds from the West: St. John’s Medical School, Shanghai 1880-1952，2001）等。 这些著作均属上乘，但如果没有Anthony的精心运作及推动，它们能否及时问世甚至完成都是要大打折扣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术著作的出版业面临重重挑战，现在更是危机不断，前途未卜。Anthony 逆势而为，以一己之力济世救学，可谓书生侠者，商海学界之狂人，善莫大焉！

    Anthony产生巨大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创办Imprint Publications出版社的同时，还一手发起并创办了迄今为止美国唯一一份致力于美国与东亚关系研究的学术杂志，《美国东亚关系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熟悉美国学术刊物的人都知道，学术刊物在美国属于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大都要依托于学会或实力雄厚的机构才能生存，如《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是美国历史学会的机关刊物，美国《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系美国亚洲研究会的刊物。但《美国东亚关系杂志》可谓不折不扣的个人学术刊物，是Anthony的心血结晶。早在1990年，Anthony向美国研究东亚关系的重量级学者、哈佛大学的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以及Ernest R. May教授，和当时仍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教书的孔华润（Warren I. Cohen，现在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校区任教）等建议出版致力于美国东亚关系研究的杂志，旨在增强美国与东亚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他的创议立即受到入江昭等人的大力支持。1992年，一份全新的学术杂志《美国东亚关系杂志》悄然问世。这份杂志在Anthony一手打造经营近二十年后，2010年改由欧洲老牌出版社Brill印刷及发行，但Anthony仍旧负责其具体编辑及学术事宜。该杂志的编委会主席为入江昭教授。也正是由于Anthony对美国与东亚研究的一片赤诚及其过人的运作能力，这本独一无二的学术杂志自创办之日起不仅生存下来，甚至茁壮成长，影响也不断扩大。

    二

    Anthony投身国际关系、中美关系出版事业，与我赴美留学的时间及学术兴趣大致相吻合，但我同Anthony的个人交往却相对较晚。我到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后不久便听说了Anthony，并有机会同他相识。大概是在1991年秋或1992年春，我选修Ernest R. May教授的美国外交关系博士生讨论班（Seminar）时，May对我提交的论文颇为欣赏，建议我投给Anthony当时刚创办的《美国东亚关系杂志》。我后来才知道，May与Anthony关系极其密切，Anthony 对May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所以，如果May推荐此文发表，Anthony 一定会尽全力促成此事的。可惜我当时觉得文章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想好好修改后再同Anthony联系发表事宜。遗憾的是，后来因学业繁重，无法分心修改，我同Anthony早日发生联系的可能就这样因我的懒怠而推迟了。第一次同Anthony谋面是在1998年的秋天，时值Anthony来哈佛大学参加Ernest R. May教授的70大寿庆祝活动。当时的Anthony长发及肩，骨瘦如柴，烟不离手——从好处论是仙风道骨，超凡脱俗；往坏处说则是尖嘴猴腮，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我之为人处世尽管多从大处着眼，不拘小节，但显然初次见面时，我便对Anthony的不同风度有先入之见，将他归于“道不同不相为谋”之列。我想当时我也是不入Anthony法眼的。

    Anthony和我彼此真正“刮目相看”并且成为莫逆之交当是时针已指向21世纪初叶的时候了，用佛家的说法可谓“缘分”。而其缘由中最重要的是Anthony对我的师长辈的特殊尊重及互相辅佐。Anthony对我在哈佛的指导老师入江昭可谓执礼甚恭且勤。对我的另一位哈佛业师Ernest R. May也是如此。入江昭与May都是Anthony的《美国东亚关系杂志》的重要支持者及顾问。Anthony的Imprint Publications出版社问世伊始即相继再版入江昭教授的多种著作，如1990年再版入江昭教授1965年初版的After Imperialism，1992年再版入江昭教授于1967年问世的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的修订增补版，1994年再版入江昭教授的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 1897-1911等。Anthony对May 教授也是如此。1991年他同时再版May教授的两本著作：American Imperialism: A Speculative Essay以及Imperial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Anthony除了大力支持入江昭教授及May教授的学术文章外，也利用其出版人的身份为我的这两位老师广为宣传，光大他们教书育人的成功业绩。1994年Anthony大力促成了庆祝入江昭教授60大寿的弟子专集的出版。该书由入江昭教授的学生KC Johnson（正式姓名为Robert David Johnson，朋友中则称KC）编辑，书名为On Cultural Ground: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前面提到1998年在哈佛大学举行了May教授70大寿庆典，Anthony同样为May出版了长达500页的祝寿专集。该书由入江昭教授编辑，书名为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rnest R. Ma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Affairs。对于Anthony如此忠心耿耿、为我的授业老师竭尽所能做他人无能为力的事，“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我，当然是非常感激及钦佩的。

    同Anthony有机会成为好朋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于1999年到密歇根州的一个私立学院工作，学院所在的小城距Anthony居住的芝加哥只不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而业师入江昭教授在芝城有住所，其两个女儿亦在芝城附近生活，所以入江教授常到芝加哥小住并看望家人。因为入江教授的缘故，我不时到芝加哥造访，于是便有了不少与入江教授和Anthony同时聚首的机会。随着互相了解的增多，友情自然随之增长，进而相知相契。Anthony 对我的学术前途十分关心。记得2001年我完成《中国与大战》（China and the Great War，200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此书的中文版由复旦的马建标先生翻译成中文后收入“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系列出版）一书后，对中国如何利用体育来实现国际化及寻求新的国家认同课题情有独钟。Anthony 知道后，大力鼓励我把该书的设想提交给他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朋友。正是在他的多方促成下，我尽管感觉尚未准备好，但还是鼓足勇气，给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提交了该书的写作设想。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由于家庭原因最终未能及时同我联系，这本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于是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但没有Anthony的一再催促，以我所谓追求学术完美的个性，该书能否及时完成并出版是要大打问号的。Anthony不仅是我学术上的顾问，也是无话不谈的私人朋友。记得2005年的圣诞节，我的孩子们都被Anthony寄来的圣诞贺卡上的一句话逗笑了。Anthony写道，“Your happiness is my happiness.”这句话读起来怪怪的，用英文说就是有点“creepy”。 大概Anthony在写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中国人古来所说的“肝胆相照”、“同甘共苦”、“情同手足”之意。 

    三

    大概在2003年或2004年左右，在Anthony的劝说下，我成为《美国东亚关系杂志》的副主编，后来他还曾多次劝我就任该刊主编一职。我自知对于我这样比较懒惰之人来说，做副主编已是勉为其难，之所以从命，乃因此为虚职，可以滥竽充数的；但主编一职则不同，必须事必躬亲，不仅要有深厚的英文造诣，还要有很高的学术眼光，做甩手掌柜是不可能的。对于我这种半路出家被逼上梁山用英文写作的人，我深知自己无法胜任主编一职。古人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如果我真的不自量力担任主编，可能不是捻断数根须，而是要把自己的满头头发根根拔掉了。所以无论Anthony如何怂恿劝说或灌我多少杯Johnnie Walker黑牌威士忌，我都铁了心坚决不应，并大力推荐多才多艺、学养深厚且文笔优雅的Chuck Hayford（正式姓名为Charles W. Hayford，朋友则称其Chuck）担任主编。Anthony还算从善如流，《美国东亚关系杂志》多年来在Chuck的带领之下，质量及影响均蒸蒸日上。我深为自己知难而退而庆幸，也对Chuck迎难而上的勇气及学术奉献精神深感钦佩，更对Anthony知人善任的伟大品德欣赏不已！

    Chuck和Anthony作为老友经常鼓励我给杂志写文章。的确，于公于私我都有为杂志投稿的义务。于公，美国与东亚关系是我的老本行；于私，Anthony是我的好朋友，朋友之托，理当从命。但不知是由于“自视甚高”还是“自视甚低”作怪，我一直未能从命。一是笔懒，二是觉得越是给友人的稿件，质量应该越高，这样才对得起朋友的信任及友情。但Anthony对我这种野路子的人也有办法。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及密苏里大学联合邀请我作了一个有关东亚与战争记忆的公开学术演讲。Anthony听说此事后，要求我把演说稿借他一阅，我当然无法拒绝。但他这一阅不要紧，要命的是他立即安排此文收入由Philip West主编的《美国东亚关系杂志》有关二战记忆的特辑中。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实在有点诚惶诚恐：这毕竟只是演讲稿啊！但经过Anthony及Philip的生花妙笔润色后，此文不仅同我的老师入江昭教授的大文并列于特辑，之后更听说学界的反响还不错，这实在是一件庆幸且侥幸的事。顺便说一句，该文发表时的题目为“Historical Memories and China’s Changing Views of East Asia”，发表在《美国东亚关系杂志》第11卷。细心的朋友也许纳闷，11卷的出版日期为2002年啊，为什么我的文章是在2005年后才写定的呢？为避免误解，只好在此公开一下围绕该杂志的学术及私人公案。有几年时间Anthony陷于财政危机，导致杂志无法按期出版有数年之久。之后在杂志逐步进入正常状态后，必须补齐以前未出版的几卷，这就是为什么2006年发排的杂志成为2002年杂志的原因。Chuck 对杂志的正常化可谓劳苦功高。本来在2006年前后我还答应Anthony和Chuck，帮杂志编一期关于体育与国际关系的特刊，并为此约请了包括在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任教的王冠华兄在内的几个撰稿人。可惜由于部分稿件质量不高，另有部分作者无法按期完稿，特辑最终胎死腹中。唯一的成果是王冠华兄的大作“Friendship First: China’s Sports Diplomacy in the Cold War Era”得以作为非特辑文章发表在《美国东亚关系杂志》第12卷的冬季号上。回想Anthony对我的知遇之恩及自己对杂志的贡献之少，真是汗颜及惭愧！

    四

    这几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关系的日趋重要，Anthony变得更加雄心万丈。他近来一直在着力进行的项目有：在2013年夏出版一份全新的杂志Visions for the New Century: A Journal of American Power并出版Lost Horizon Monographs丛书；明年春出版庆祝入江昭教授80大寿的同人文集，以及为入江教授举办庆典等。令人悲伤的是，就在2013年6月初，Anthony因心脏病突发，遽然长逝，享年不到67岁。Anthony走了，也带走了他许多未竟的事业，带走了他无数未实现的理想，以及他仍未做完的不朽的美国梦。他的早逝，是美国学术出版界的重大损失，特别是美国与东亚关系研究方面的重大损失。我个人也因此失去了一个难得的朋友。

    Anthony出生于香港，家境似乎殷实。他早年即到美国，其中文大名不详，可能是张建德或张健德。如果Anthony的朋友尚不知道其中文名字，中国人中就更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叫Anthony的美国出版家了。然而，他的一生可谓“美国梦”的经典代表。即使在美国这个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度，Anthony也算得上是一个特立独行且为理想生活的人。为了谋生，他为芝加哥中餐馆准备过中英文菜单；他一生好Johnnie Walker 威士忌，并乐此不疲；当抽烟在美国成为受歧视的癖好时，他照抽不误，我行我素，甚至甘冒被逮捕的危险。老友Chuck 曾提到下述Anthony 自己承认的故事：早在上世纪90年代，Anthony 来到美国首府华盛顿与入江昭和孔华润磋商出版《美国东亚关系杂志》时，刚一落座，即想吞云吐雾。孔华润说，该杂志应该是禁烟杂志。Anthony立即俏皮地回答，“No Smoky, no journal.”当然，Anthony 也有高雅癖好，如他弹一手好钢琴，一生还喜欢芝加哥的爵士乐酒吧。Anthony传奇的人生还包括其令人匪夷所思的学业和职业选择。他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但中途辍学。他也曾经在令人羡慕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任编辑，但主动辞职，转而成立自己的出版社并出版杂志，打造自己的学术出版梦。他也许属商人之列，但一生似乎并不富裕也并不在乎能否赚大钱，而终其一生与学人为伍。他没有自己的著作，却出版了无数别人的锦绣华章，为他人做了一辈子嫁衣裳。为了其心爱的出版事业，他砸尽一生的心血与追求，不惜自己邮寄书籍杂志，自己校对书稿和文章，自己发行。在面临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时，他仍不折不挠，无怨无悔，将自己心爱的事业进行到底。

    据说清华大学校长最近自称是大学的一条狗，我不知道他的“狗”的定义如何，不知是否包括死心塌地为大学、教授及学术服务之意？Anthony出生在1946年，生肖属狗，他从未自称自己是某某的狗。但他对朋友忠诚，对家庭和子女爱护有加，对学术无私奉献，对理想的追求百折不挠。他一生为促进学术研究和增强中美文化交流无怨无悔并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孤立奋斗。他的出版社也许因为他的辞世而倒，他的杂志也许可能因此夭折，但Anthony用二十多年的心血已经为自己竖起了一座丰碑。实际上，他在相当的程度上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一个伟大、美好的梦。中国的领导人目前正大力打造中国梦。其实，中国梦也好，美国梦也好，归根到底是个人自由追求理想及最大程度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历程。Anthony无论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做梦了，他努力了，他实现了。试问古今中外，能做到此点的又有几人？

    2013年6月草于香港

    （Chuck 阅读了初稿，并给予不少建议，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