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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遭受了陈炯明叛变这个一生中最惨痛的挫折和失败后，在苦闷中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总结了以往革命的经验教训，开始了一生中伟大的转变。他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为恢复广东革命政权，建立国民革命的战略基地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孙中山与苏俄特命全权代表越飞（A.A.ИoФФe）在上海经过多次会谈，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中国民族统一事业，将得到俄国人民热烈的同情和援助。
孙中山对于联俄联共的工作，在1923年下半年取得了重大进展。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斯大林关于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政治顾问的建议》，8月2日鲍罗续М.М.БороДИН）即同苏联新任全权代表加拉罕（Л.М.Карахан）启程赴华。几乎与此同时，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于8月16日启程赴苏，“详细磋商”国民党与苏俄的合作。
孙中山的全权代表
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代表团访问苏俄的主要使命是寻求军事援助，首先是争取苏俄同意支持和援助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落实有关西北作战的具体方案。
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酝酿已久。从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解密的苏联机密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20年9月，孙中山和来自苏俄的刘谦在上海开始秘密接触，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进行商讨。刘谦回国后，于10月5日向俄共（布）阿穆尔州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计划，说孙中山主张把中国南方和苏俄中部、远东的中国革命力量统一起来，在中国西北新疆地区集结兵力，向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发动进攻。1922年9月。刚从陈炯明封锁的粤海冲出来到上海的孙中山、蒋介石，在与苏俄军事代表赫克尔（А.И.Геккер）秘密会见中提出：希望苏俄给予军事援助，帮助中国西北地区建立军事基地。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会谈中又提出此要求。5月1日越飞从日本东京热海转给孙中山一份苏联政府的绝密电报，内称：“第一，我们认为广泛的思想准备工作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您的革命军事行动和您领导的尽可能集中的机构的建立都应以此为基础。
第二，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二百万金卢布的款项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款项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五万金卢布。
第三，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额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枪；四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如您同意，则可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这就可以为在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准备好举办政治和军事训练班的条件。
第四，恳请将我国的援助严守秘密，因为遇公开场合和官方场合，即令在今后，对国民党谋求民族解放的意向，我们也只能表示积极同情而已。”
孙中山收读这封电报后的喜悦心情是不难想见的。5月12日他致电苏俄政府和越飞说：
“贵国5月1日复电使我们感到大有希望。
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政府的慷慨允诺；
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
第三，我们将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
越飞的助手、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南方的代表马林（Маринr）———亨克·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H.H.Sneevliet）在向越飞转发的孙中山发这一电报时同时说：“赴莫斯科代表可能是张继和蒋介石。”这表明，在广州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系的马林，已经从孙中山那里知道了赴苏代表的初步人选。
蒋介石在此期间，紧紧追随孙中山，参预与苏俄军事合作问题的研讨，在日记中有好几处“商议赴苏考察事宜”记载。孙中山拟定的“西北军事计划”原则方案是：背靠苏俄，在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建立军事基地，集结和训练军事力量，从蒙古南部向北京发动进攻。
7月25日，蒋介石从家乡来到上海，紧张地展开了出访的各项准备工作。8月5日，他秉承孙中山旨意，与马林和汪精卫、张继等人商讨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诸事项。经研究，确定蒋介石任团长，成员为：沈定一（浙江萧山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省第一届议会议长。1920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为中共早期党员，不久脱党）；张太雷（江苏常州人，中共党员。1921年在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处中国科书记，时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邵元冲（浙江绍兴人，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机要秘书，受孙中山之命，考察国民党海外组织，时为孙中山派驻欧洲的非正式代表，正在英国）；王登云（陕西醴泉人，长期留学英国，曾任旧金山华文报纸主笔）为代表团英文秘书。
孙中山在致函列宁（В.И.Ленин）、托洛茨基（Л.Д.Tpoцkий时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契切林（Г.В.Чичерин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和致电加拉罕（时任苏联驻华大使）中，均称蒋介石是“我的总参谋长和最可信赖的代表”，他“已被授予全权”，“可以用我的名义进行工作”。
蒋介石对此次受命赴苏，更是抱有极大热情和希望，他不仅认为能得到苏俄的军事援助，将“以期根本解决此国是耳”，而且“为个人计，则亦甚得也”。
拟定《中国革命的新前途》
蒋介石一行于8月16日从上海启程，8月25日经满洲里进入苏境，9月2日抵达莫斯科。他们很快就开始紧张的工作。9月5日，往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谈到孙中山希望早日支付第一批援款，当即得到满意答复。7日，与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克（Я.Э.Рудзтак）会见两个多小时，听取苏俄革命经验和俄共（布）政策的介绍。
9月9日下午，蒋介石一行来到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见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Э.М.Cкляекий）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Л.Б.Каменев），商谈此行最重要的任务———“西北军事计划”落实问题。
蒋介石向他们讲述了中国形势和革命的现状，南方与北方的兵力配备情况，在南方进行军事斗争的种种困难，以及准备将战场转移到西北地区靠近库伦以南，按苏俄红军模式，建立一支军队的设想。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十分重视，要求将“西北军事计划”写成书面文字，详细说明作战和兵力部署、未来战区政情等细节。回到住所后，蒋介石即集中精力起草，于9月15日初成“代表团意见书”，接着又反复修改，并在代表团内进行研讨。这时，在中国任职期满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来到莫斯科，蒋介石与马林进行了几次座谈，听取了他的修改意见。“意见书”前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起草和修改，直至10月12日才最后定稿，共八千二百余字，以《中国革命的新前途》为题，蒋介石于13日亲自送交苏方。
蒋介石和代表团在“意见书”中，把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加以具体化。“意见书”提出：在靠近苏俄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的适当地点，建成革命军队与中国军阀和外国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基地，希望苏俄能同意以库伦（今乌兰巴托）为进攻中国北洋军阀政府首都北京的“临时基地”，以迪化（今乌鲁木齐）为“永久基地”，如苏俄只同意一个地点，则以库伦为最终选择。
在以库伦为中心的基地，进行为期两年的各种军事准备，包括建立军事学校，训练军官，招募士兵，组织军队，选拔配备宣传人员，以及军需供应等；自1925年11月起进入军事行动阶段，向南调动部队至蒙古南部靠近绥远、察哈尔地方，第一目标是进军北京；然后次第占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进而统一全中国。“意见书”估计需要建立三个混成旅，约一万八千至三万人，因此所需武器为一万五千至二万四千支来福枪，五十四至一○八挺机关枪，十二至十八尊大炮，一千五百至三千匹骡马，五十至三百辆汽车。“意见书”认为届时内蒙古将有五万名志愿军与我们汇合共同进攻北京。“意见书”最后部分还提出了宣传工作方面的计划。
“意见书”遇冷
“意见书”送出后，几近一个月没有一点音信和答复，这使蒋介石和代表团成员都很焦念。尽管苏俄方面为代表团安排了相当丰富的参观访问活动，尤其是在莫斯科和参观考察红军各兵种学校及军队、舰队，还至红场参加十月革命节阅兵典礼等重要活动，但蒋介石始终心绪不宁，忐忑不安。
这期间，蒋介石揣测苏俄方面对于“西北军事计划”提出要在库伦建立基地，并从蒙古南部向北京进军的计划会有障碍。因为当时属于我国的外蒙古地区，实际上已在“民族自治”的名义下被苏俄势力所控制，只因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软弱无力而抵制无效。10月21日是个星期日，蒋介石往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谈蒙古问题”。果然，契切林对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一事提出疑义，其中一条重要理由是“蒙古人怕中国人”。蒋介石力图说服契切林，但“无结果而散”。回来后蒋向国内作了报告。25日，孙中山致电蒋介石说，“谁是我们底良友，谁是我们底敌人，我们胸中都十二分明瞭，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底良友能够谅解我们。”孙嘱蒋“吾等与友邦诸同志从长计议”。第二天，蒋写信给契切林，转告了孙的来电要旨，同时重申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的立场。蒋对契切林说：“那天你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人惟有其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这种动作，在国民党正想快把他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间亲爱协作底目的。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蒋在信中进一步指出，“西北问题正是包括国民党要做工作的真意，使他们在实际解除历史上所遗传笼统的怕。”然而，蒋介石的这些话，契切林等苏俄官员是完全听
不进去的。这使得蒋介石很不高兴，认为苏方“完全藐视他”。契切林获悉蒋介石“大发雷霆”，11月1日在致函季诺维也夫（Г.Е.Эиновьев）并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转达加拉罕从中国来的建议，要对蒋“多加安抚”。
苏俄方面对蒋介石送出的代表团“意见书”迟迟未予答复，从解密的苏俄秘密档案中可以知道，当时正在医院养病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在看了代表团的“意见书”后，于11月2日给斯大林和契切林写信说：“我想要提醒孙中山和他的代表，孙中山和代表应该从根本上坚决彻底地树立一个思想，即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漫长的准备时期。军事计划，以及进而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方面的要求，一律要等到欧洲形势明朗化和中国完成了一定的政治准备之后再议。”托洛茨基当时是苏俄政府军事问题的最高决策者，他是从欧亚革命形势的全局来考虑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中国革命前景的。
有了托洛茨基的意见，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于11月11日下午约见蒋介石和代表团一行，对代表的“意见书”作出答复。斯克良斯基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详细讨论了所提出的方案，得出以下结论：目前孙中山与国民党应集中力量做中国的政治工作，否则，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遭失败。”他援引了十月革命是由于俄共作了长期艰苦的政治工作的准备。蒋介石当即反驳说，我们国民党已经加强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但党认为必须同时进行军事活动。蒋还强调俄中两国进行革命活动的条件不同，工作更加艰难。蒋介石说了很多，但改变不了苏俄的既定方针。
斯克良斯基继续论述群众政治工作对于革命运动的巨大作用，强调“尽管条件艰苦，国民党仍应在群众中开展革命工作，否则就一事无成。接近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就是中国革命政党的口号。”“近几年必须只做政治工作”。他甚至说，“如若按所提计划那样开启战端，那就意味着冒险，出兵未捷身先死。”大概为了给代表团一个台阶，斯克良斯基说：“在进行政治工作的同时，也可以做些军事上的准备工作。”“可派一些中国同志到俄国安排到军事院校学习。总参军事学院可接收三至七人，军事学校可收三十至五十人。”
企图说服托洛茨基
蒋介石的失望和不满是不言而喻的。但他还要为“西北军事计划”再作努力。11月19日，他致函托洛茨基说：“此次负国民党使命，代表孙先生来此，要求贵政府于本党所主张西北计划，力予赞助。”信中还尖锐地提出，“华人怀疑俄国侵略蒙古一点，务望注意避免”。在蒋介石的要求下，11月27日，在医院的托洛茨基会见了蒋介石一行。托洛茨基态度很友好，说愿意同苏联的朋友谈谈自己真诚的看法。他对代表团说，中国革命首先应该做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长而坚强的政治教育。这就是说，国民党应拿出最大的精力去做宣传工作。他说，一家好的报纸要比一个坏的师强大得多。他强调说，“国民党应当立即坚决果断地改变其政治方向。现在应集中力量做政治工作，按照需要把军事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要尽快放弃军事冒
险，集中精力去做中国的政治工作。”有备而来的蒋介石当即表示：在中国，各国的帝国主义者残酷镇压任何形式的革命宣传。如果仅开展政治活动而没有军事行动，革命将十分困难。他再一次婉转地表达了代表团的愿望：希望苏俄支持国民党的“西北军事计划”。但托洛茨基却明白地回答说：“广大群众参加解放运动的政治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国民党就可开始军事行动，但不要像代表团提交给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意见书’中所说由蒙古出击，而是在中国本土兴师。”
果然是问题的症结在蒙古。而且在托洛茨基与苏俄领导人看来，此时仍属中国的库伦已经不是中国的领土了！ 蒋介石看到托洛茨基如此明白而坚决的回答，深感失望。只是令人奇怪的是：在他的日记中竟然只字未提对托洛茨基的不满，却在亲笔修改的《年谱》上留下了“其人慷爽活泼，为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等夸赞之语。
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会议
蒋介石在莫斯科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1月25日出席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此前，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这次会议就是以这个文件为基础，讨论中国的革命问题。会前，蒋介石会见了会议主席团主席季诺维也夫和与会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会议开始的讲话中说：共产国际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担负着领导世界革命运动的责任，希望特别注意促进东方的革命。他详细讲述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内涵和意义，强调说，我们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旗帜，使大多数人民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是我们唯一的敌人。我们相信，经过三五年努力，我们就会凯歌高奏。接着，与会者科拉罗夫（В.Коларов共产
国际总书记）、蔡特金（ClaraZetkin德共创建人之一，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等先后提出了十个问题，蒋当场一一作了解答。主持会议的季诺维也夫说，主席团将有一个专门委员会与“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共同讨论，提出一个明确的决议案。经过紧张的讨论和修改以后，共产国际以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名义作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的决议》，11月28日正式通过，交由蒋介石带回中国。《决议》说：“共产国际主席团满意地指出，以孙中山博士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已认识到必须接近劳动群众，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他们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从而巩固和扩大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新形势下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纲领———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表明国民党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革命党”。这个决议随即成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基本方针的蓝本。
蒋介石一行于11月29日从莫斯科启程回国，12月15日到达上海。
产生了很大的不满和失望
蒋介石赴苏俄此行，前后历时近四个月。他和代表团一行除重点参观考察苏俄的军事单位外，还参观访问了政府机关、工厂、农村，游览了名胜古迹，会见了许多重要领导人，对于俄国共产党、苏维埃制度、苏俄与革命与建设的艰难历程有所了解，对于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尤有较深的体会。国民党中央确认代表团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共产党的森严纪律，遂为日后回国后改组本党创建党军之一大动机。然而，蒋介石对于“西北军事计划“未能落实，尤其是对于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一案受阻，产生了很大的不满和失望，进而对苏俄产生了一些疑问和看法。他在几个月后给廖仲恺的信中说：苏俄“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观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大体反映了他赴苏俄归来的一个重要认识。
蒋介石从苏俄归来后，并没有立即去广州向孙中山作详细汇报，而是将一篇《游俄报告书》寄去广州，自己径直回奉化老家去了。当时孙中山正在紧张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亟需详细了解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真实情况，因而一再催促蒋介石来粤。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返抵广州，向孙中山汇报了代表团的工作及自己的一些疑虑。孙中山认为蒋“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合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勉励他为中俄合作多做有益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通过的宣言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求得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是要建立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中心（其后还提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出席大会的代表中有二十四名是共产党员，约占代表总额的七分之一。孙中山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并载入这次大会的宣言，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四十一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十人。经过改组的国民党，不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成为当时革命政权和革命战争的核心骨干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下，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加强军事建设，筹建革命军队。国民党一大期间，决定把设立陆军军官学校一案切实付诸实施，并于会后不久在广州黄埔正式筹办。这是贯彻三大政策的一个产物，国共合作的丰硕成果。
送子赴苏深造之意外
仍需一提的是，1925年10月蒋介石送长子蒋经国赴苏深造，在国运命途的坎坷间，一度闹到父子反目，不可谓不是蒋介石与苏联的另一段“孽缘”。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民众掀起反帝爱国运动，16岁的蒋经国血气方刚，积极参加游行罢课，被学校当局以“行为越轨”而开除。时在广州的蒋介石闻讯后，派人把他送到北京，进入吴稚晖办的外语补习学校学习法文。不久，蒋经国又参加了当地学生反对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监禁了两个星期。嗣后，他从天津乘船南下至广州，来到了蒋介石的身边。
这时，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苏联开办孙逸仙大学（后称莫斯科中山大学），正从广州和全国各地选招革命青年，包括一批国民党高级人员的子弟赴苏留学。在以贯彻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赢得苏联顾问信赖的蒋介石，遂同意蒋经国去苏联。蒋经国于1925年10月离沪。他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取名“尼古拉”，与邓小平、廖承志、乌兰夫等同学，不到几个星期即加入共青团。
1927年春，蒋经国在苏联学习正认真努力之时，传来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噩讯。受到革命教育的蒋经国异常愤慨，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蒋介石的行径。他说：“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切望与张作霖和孙传芳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蒋经国改名“叶利扎罗夫”在莫斯科的红军第一师受训。一年后转入列宁格勒的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深造三年。
留学苏联的蒋经国，受到蒋介石反共反苏的影响，一度被遣送到工厂当学徒，受到严峻的磨砺。
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蒋经国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等人的刻意安排下，先后被派往莫斯科狄那莫电机厂当学徒，被下放到莫斯科郊区的石可夫村去劳动，在一个车站当搬运工，到西伯利亚阿尔泰金矿去淘金，直到1933年春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技工。由于他接受了革命教育并经历了艰苦劳动生活的磨练，先曾在石可夫村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后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技师、助理厂长兼《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1935年3月，蒋经国和铁路工人的女儿、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女工法伊娜·瓦赫列娃·芬娜结婚。这年12月生下儿子艾伦（后被蒋介石命名孝文），第二年又生了一个女儿艾理（即孝璋）。
1936年1月，以蒋经国署名的一封给母亲的信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发表，信中严厉谴责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的罪行，痛斥他“一次又一次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这封公开信还提醒他母亲：“您记得否？谁打了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里，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人的孝悌与礼义。”这封信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使蒋介石十分难堪。
蒋经国一去苏联十余载，蒋介石时以为念而不安，尤其是每次回奉化故里，发妻毛福梅总是闹着要“还我儿子”更勾起他的烦恼。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曾向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帮助寻找蒋经国回国的要求，周表示尽力帮助。同时，蒋也命驻苏使馆的邓文仪等人努力寻找。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带着妻子和儿女离开苏联返国。蒋介石虽然对他在苏联发表公开信的余怒未消，但看到儿子如今带着媳妇和孙儿回到身边来，经陈布雷等人缓颊，还是宽恕了他，并将芬娜改名为蒋方良。蒋经国回到奉化溪口，跪见生母毛福梅，又按中国习俗与妻子补行了婚礼。此后按照蒋介石的安排，蒋经国与被幽禁在溪口的张学良一道，在徐道邻的辅导下，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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