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姜德明先生签名寄赠的《孙犁书札:致姜德明》。姜先生在本书“小引”中交代其背景来历说,他与孙犁开始交往,大概是在1977年秋,当时经手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他写的《在阜平——〈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从此,我一直紧追他不放,催他写稿。这期间当有往来书札,可惜我已无存。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作家手迹的珍贵吧。”但惜纸似币、惜墨如金的孙犁书札,给时在《人民日报》副刊编辑任上的姜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基于作为藏书家的姜先生敬惜字纸的情意,才能保存下这一批宝贵的信札。
姜先生说,当他去年着手整理保存下来的孙犁书札时,想不到大大小小的竟有一百二十多件。所谓“大大小小”,是指它的形状各异,只有四十余件用常规的信笺,其余六十多件用的是明信片,二十多件用的是空白小纸条。他不由得感慨系之道:“如此爱惜用纸的极为少见。孙犁同志来自农村,尽管久居大城市,在他身上仍留有农民的烙印。他是一个非常淳朴而富有情趣的人。这不由得让我又联想到他的《书衣文录》,不也是写在别人废弃的牛皮纸上吗?”
纵览孙犁致姜德明的书信,言简而旨深,常常片言中的,耐人寻味。
有关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及写作的方法,自然是作为作家、评论家、藏书家和投稿者的孙犁,与作为作家、藏书家和报纸副刊编辑姜德明之间的一个重要话题。他在读了姜先生的《相思一片》后表示,该书有两个特点,“一是通过作者与这些人的特殊交往来写的,一是有什么就写什么,很自然”,他指出:“这种文字,最好多写人不经心的小事,避去人所共知的大事”,这番话真是有关如何写好回忆性文章的重要经验之谈。同道且是友好间的通信,自然不免关涉个人读写的秘闻和心得。孙犁写道,近代随笔名家徐一士的作品,在三十年代连载于京、津大报,“然当时正追求革命文艺,不屑一顾。今老矣,反觉此等作品较之煊赫一时之所谓创作,对人更有用处,故多方搜罗,读之不厌”,“他虽然也是抄书,然剪裁得当,按语亦平和公正”。
“古人写信,虽简短,多应酬,却也真有动感情的地方,也能表现处世交友之道,也反映不同的社会风气与士大夫的风格。”孙犁曾说,“近日又有人送我一本《琉璃厂小志》,翻了翻,那上面所记所述,真正要成为历史文献了。社会已经没有了那种基础,也不会再现那种氛围和情调。您如果还是抱着那种心情去逛琉璃厂,那就只有悲哀了。”这就是孙犁遍阅沧桑后与时俱进的见识,他毕竟是个作家,虽然情系古书旧籍,却永远不会抱残守缺。
更为可贵的是,本书还影印有孙犁当年为姜先生所藏书而写的题跋,计有《少年鲁迅读本》、《白洋淀纪事》、《津门小集》、《晚华集》四种。其中为《白洋淀纪事》所写“君为细心人,此集虽系创作,从中可看到:一九四0到一九四八年间,我的经历,我的工作,我的身影,我的心情,实是一本自传的书”等语,都为准确解读孙犁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至于本书最后一辑,集印的是姜先生历年所写《读〈被删小记〉之余》、《读孙犁的散文》、《津门小记》、《孙犁印象》,以及《怀念孙犁》、《爱情滋味》等七篇包含着作者真知和灼见的篇章。
早在1980年11月5日,孙犁读到素常爱重的“青年作家”贾平凹当年发表在《天津日报》和《人民日报》上的两篇散文后,觉得其中有“空虚之感”,便深为忧虑,曾动员姜先生择机予以点拨。如今,借助《孙犁文集》第九册“书信”卷所收孙犁致贾平凹函,可知曾笔谈及此:“一入佛门,苦恼甚于尘世……传说中你有这种思想,我是从不相信的。但人生并非极乐世界,苦恼极多,这也是事实。青年人不要有任何消极的想法,如有,则应该努力克服它”(1983年7月31日),如此循循善诱、谆谆告诫的文坛良师,放眼当今文坛何可多得?
总之,如能将单行本《孙犁书札:致姜德明》与百花文艺出版社增编印行的《孙犁文集》互相参读,可收相得益彰之效。令人感佩的是,生前曾寂寞于文坛的孙犁,他从单行本到文集的出版竟是百花文艺社三代编辑人薪火相传的文学工程,其前后接力绵延达半个多世纪,不失为中国当代图书编辑出版史上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