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律成约我写歌词 ——“军歌之父”的故事

    今年是人民音乐家郑律成诞辰95周年。多年来我常想起这位作曲家。尤其冬夜严寒侵袭，窗外狂风怒号，我总一次次想起1976年那个冬天，幸识，又匆匆诀别。

    1976年秋，给文艺界带来深重灾难的“四人帮”被打倒。著名作曲家郑律成深感一种彻底解放的愉悦，从而焕发出一种巨大的创作热情。郑小提和梁茂春编写的《郑律成年谱纪略》记载：这段时间，身为中央乐团创作组组长的郑律成，除“全力以赴投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参加中央乐团党委会对运动的领导工作”外，还“准备谱写歌颂周总理的组歌和为建军五十四周年创作大型作品”。

    为他大型军旅作品作词的，是我国著名诗人和歌词作家光未然先生。没想到的是，歌颂周总理组歌的歌词，音乐家却约了稚嫩和毫无名气的我来写。

郑律成——解放军军歌的作者

    在中国作曲家中，除聂耳、冼星海外，很少有哪位作曲家像郑律成一样，作品如此地广为传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地的优秀青年被他旋律优美的《延安颂》吸引到延安，然后又高唱着“向前向前向前”奔赴全国各个战场……

    1939年春天，延安大礼堂里开晚会，头一个节目就是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的《歌唱延安》，唱女高音的是汤荣枚，唱男高音的就是郑律成自己。演唱结束后，毛主席高兴地鼓掌，郑律成激动得热泪盈眶。中央宣传部把这首歌定名《延安颂》。它曲调那么优美，那么抒情，很快便传遍解放区，又从解放区传到全国各地，甚至在东南亚和日本占领下的东北，人们也在传唱这首歌。当时纽约进步朋友们常为艰苦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募捐，晚会上就总唱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和郑律成的《延安颂》。“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让人感到，延安，并非只有炮火连天，也有如画美景和安静祥和。全国各地的不少年轻人，正是听了这首优美动听的歌曲后，从千里之外奔赴延安的。

    1939年3月，冼星海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光未然作词），郑律成十分羡慕。秋天，他约公木作词，一起创作出一部《八路军大合唱》，包括《军歌》、《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子夜岗兵颂》、《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八路军和新四军》等八支歌，内容、格调各不相同，或轻松活波，或威武雄壮，充分展现了人民军队的风貌，也充分展现了郑律成的才华。军队在晚会上唱，在大会上唱，在行军途中唱，很快又传遍四面八方。原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忆及延安岁月，说：“我在延安的时候，一直把他当作大人物。他早已写了很多传诵一时的名曲了，我还是个小鬼，只有十四岁哩。”毛泽东对这个才华横溢的作曲家也十分推崇。据原国家副主席王震说：“记得毛泽东同志曾经向我提起，说‘鲁艺有个很有才华的作曲家，叫郑律成，你认得吗？’”

    郑律成《八路军大合唱》中的《进行曲》，解放战争时期更名为《解放军进行曲》。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委员会总参谋部发布命令，将其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军歌》。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将其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经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音乐家会约默默无闻的我写歌词，一起纪念敬爱的周总理。

文革中的郑律成

    郑律成真心实意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为此创作了很多歌曲，但郑律成不为“反右倾”谱曲，不为“文化大革命”谱曲，也不为“反击右倾翻案风”谱曲。

    1959年“反右倾”时，他从内心同情彭老总，认为彭总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是对的，按照组织原则来说也是符合党章的，结果受到批判，结论是：“严重右倾”，“反党”，但他拒不签字。

    他发自内心地称赞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不以为然。1963年他和白得易一起创作反映农村劳动模范领导生产，搞科学实验的歌剧时，曾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光搞阶级斗争，而不抓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不行的。”妻子丁雪松提醒他别犯错误时，他说：“我担心的倒是我们国家的前途。”

    对“文化大革命”，他一开始就抱着抵触情绪，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夺取政权时可以，现在我们既然掌权，到处抓人只能乱了自己。对于“反击右倾翻案风”他更是硬顶着，说“我就是不批邓”，更不会写这方面的歌。“四人帮”最猖狂的时候他甚至不去上班，说“我决不为他们写一个音符”。他的音符是高贵的！

    对于郑律成的高尚气节，原国家副主席王震有一段感慨，说：“在十年动乱中，他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深恶痛绝的。当我们这些老同志处境艰难的时候，他用音乐艺术来表达乐观和胜利的信心。我们一起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他尤为国家的动乱而忧虑。”老帅陈毅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想从郑律成的音乐艺术中汲取力量，他很想请郑律成来弹奏一曲钢琴，他的夫人张茜说：“在目前这种环境中，咱不给人家增添麻烦。”郑律成知道后“非常难过和激动”地对王震说：“如果让我去弹奏，我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1972年陈毅不幸逝世，郑律成不顾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到处找陈毅尚未发表的诗词，为《梅岭三章》、《赠同志》等谱曲。

    “四人帮”对此一清二楚。据词作家乔羽回忆，“‘四人帮’直截了当说过：他不是我们的人，不能用！”郑律成的作品在他所在的中央乐团也不能用。在“样板戏”需要《解放军进行曲》时，江青指示改用《大刀进行曲》。郑律成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受到种种迫害。江青在审查交响乐《红灯记》时亲自放话：“很快就会逮捕他。”但郑律成毫不畏惧。

深情缅怀周总理

    这就不难理解“四人帮”被摧毁后，郑律成那种一言难尽的解放感。他可以自由创作了！他可以放声歌颂周总理了！

    当年在延安鲁艺教音乐时没有钢琴，是周副主席从重庆千里迢迢给他运来了一架钢琴。他的妻子丁雪松从驻朝代表到我国第一位女大使，数十年间都在周总理领导的外事领域工作。建国后如果没有周总理给金日成写信，妥商郑律成回到中国的事宜，郑律成与丁雪松这个家庭也许早已支离破碎了。

    郑律成本是朝鲜人，1918年8月13日他出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全罗南道光州杨林町一个贫寒农民家中。因为不甘做亡国奴，他追随大哥、二哥，于1933年来到中国，并于1937年10月去了延安。在延安，他认识了来自中国大西南四川巴县的丁雪松，两人于1941年底喜结连理。抗战胜利后，郑律成与丁雪松一同赴朝。1947年郑律成调到平壤，担任朝鲜人民军俱乐部主任，亲手筹建人民军协奏团，创作了《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朝鲜解放进行曲》等大量歌曲，多次获奖。新中国成立后，丁雪松想回祖国参加工作，而虽然郑律成说“我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在中国、在朝鲜都是一样干社会主义”，但这时郑律成已经是朝鲜音乐界的领军人物，新政权建立伊始正需人才之际，朝鲜怎肯轻易放行！万般无奈之下，丁雪松只好给周总理写信，请求总理帮忙。周恩来考虑再三，为了不使一个革命家庭破碎，不使夫妻天各一方，亲自给金日成写信，请予成全。最终，郑律成于1951年4月回到了中国，与丁雪松团聚。

    数十年来对周总理的爱戴早已深植郑律成心中。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他和妻子丁雪松曾一起伏案痛哭。现在，他可以把内心的缅怀、颂扬，通过一部组歌抒发出来了！他多么希望早日成曲，让千万人歌唱啊！

    当时已是12月，隆重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1月8日迫在眉睫，他期待，他憧憬，不舍昼夜、分秒必争地工作，而忘了自己是个长期身患高血压病的患者。

培养了很多歌词作家

    郑律成同志是通过朋友约我写歌词的。我刚写了个草稿想向他请教，一天，中央乐团创作组副组长盛礼洪先生突然枉驾当时外文所办公、住宿混用的4号楼我简陋的宿舍，当面告知郑律成逝世的噩耗。我顿陷愕然。

    追悼会前夜，京城狂风呼啸，疯摇全城树冠，严寒仿佛将星宇、楼宇冻成一团。我难忍悲痛，写下一首痛悼郑律成同志的诗献给即将举行的追悼会。最后两句是：“哀乐易收情无限，夜飚和泪致英灵。”这就是每当冬夜寒气凛冽，窗外狂风呼啸时常想起这位人民音乐家的原因。

    我很感谢，在纪念郑律成逝世的日子里，郑律成同志的女儿，作曲家郑小提不嫌，为我悼念周总理的拙诗谱了曲。

    1977年音乐家逝世一周年忌日，《北京晚报》刊载《去年日历上的今天》，里面选载了两歌词作者光未然先生和我的悼诗。1983年出版《作曲家郑律成》一书时，丁雪松序文性的《永远的记忆》也引了我的悼诗的前四句，书后附了整首诗。

    过去答友人问，我总说音乐家约我写词是“历史的误会。”拜读我国几位著名作曲家、词作家纪念郑律成的文章后认识到，也不全是这样。1963年在空军一个座谈会上郑律成有个讲话，说“我来这里是希望同志们多写歌词”。他谈到：“歌词只有百来个字，有感情即可写好。要解放思想。在座各位都可写歌词。1938年写《延安颂》，那时我才二十岁，很有感情。我找文学系莫野写歌词，她没写过。我跟她谈了写法，她就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即《解放军进行曲》也是先有了冲动，我找公木同志写的词，他也没写过歌词。刘白羽是作家，也写了《歌唱白云山》的歌词，是我俩在防空洞里合计出来的。”写歌词是门学问，但作曲家鼓励的话，让人感到这门学问并非高深莫测。他把很多没有写过歌词的人培养成了歌词作者。——这也许是郑律成一种吸引更多人参与音乐创作的“模式”，也是我们今天纪念他时应该学习的地方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