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术之路：与时代同行

    中国美术馆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建筑，更是新中国美术发展的象征。1963年，毛泽东主席为中国美术馆题写馆名，确立了她作为国家美术博物馆的地位与性质，从那时候开始，她与中国美术的时代发展紧密相连，一方面通过举办各类展览，使最新的中国美术创作得以与社会见面，形成对美术创作思潮、现象和艺术家创作状况的观察、评价与研究，促进美术创作的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对现代以来中国美术代表作品的收藏、保护和传播推广。20世纪早期前往西方学习和考察的艺术家与学者在认识西方艺术的同时，已经注意到欧洲各国艺术博物馆的文化重要性，并在引进艺术西学之时呼吁美术馆的建设，希冀通过美术馆面向社会实施审美教育，实现文化启蒙的意义。但是，在20世纪前半叶动荡的岁月里，美术馆建设徒有理想而举步维艰，因此，中国美术馆的建立，特别是从建馆之初就将收藏与研究作为基本职责，把现代以来中国美术作为收藏的重点，体现了作为国家美术馆的功能。50年来，在不断的积累中，尤其缘于许多著名艺术家和亲属以及各方面人士的无私捐赠，中国美术馆的藏品规模日益扩大，收藏的目标也更加明确，那就是要努力建构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序列并通往未来。

    收藏的视野和焦点总是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明确，随着美术界对中国美术的现代进程、现代转型和“现代性”等重大问题研究的延展，对历史的观照有了新的文化视角，对历史现象有了新的学术评判，这增加了察访、寻找、联系和收藏的紧迫感，也更加明确了收藏的重点和选择的标准。尽管支持收藏的条件还不尽完备，尽管许多作品或淹失于战争和动荡的岁月，或已由其他公、私机构所藏，中国美术馆的藏品积累仍然是最为充实的，其中许多历史时期的重要代表尤有分量，例如在20世纪前半叶，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海派”、“岭南画派”、“京派”的中国画，一批中国油画先驱的手笔，新兴版画运动重要成员的木刻，延安时期的革命美术，40年代汇聚于重庆和走向西部的名家之作；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美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美术以及当代美术的新作，更是名家齐列，精品纷呈，经典闪亮。所有这些，构成了一条时间线索总体贯连、不同时期代表性突出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本次展览，通过精选藏品，既沿时间轴线，又观照不同时期的美术发展特征，打破画种界限，突出中国美术在社会意涵和艺术语言两方面的变迁，并辅以部分历史文献，力求形成对于一百多年来跨越了两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美术的“美术馆叙事”。

    “美术馆叙事”的美术史是直观的和具体的美术史，可以通过对代表作品的“视觉阅读”，感受历史的氛境，产生时代的联想，激活学术的思维，透析艺术创作与社会背景、艺术家个体命运与共性的理想追求，艺术作品与文化影响的关系等重要命题，由此丰富和深化认识中国美术现代历程的文化价值，在当前的形势下，尤其具有三个方面的文化现实意义：

    其一，有助于让广大观众在历史的长廊和美的巡礼中感受中国艺术家在“现代美术之路”上的筚路蓝缕、薪火代传，领略美术画卷对于中国社会现代进程的反映与表现，认识民族艺术穿越世纪、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激荡中顽强奋进、茁壮成长的生命力。在美术馆里进行对中国现代美术的普及性观览，突显了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提供“公共阅读”的作用。其二，有助于从学术与文化的角度增进世界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认识。百年来中国美术遭遇的文化矛盾正在艺术家的自觉中不断得以解决，但百年来中西文化相互认知的逆差至今仍然严重，国际艺术学界特别是西方对百年中国美术的了解总体相当不足，存在着知识上的盲点和认识上的偏见，其中西方中心主义的视线和西方现代主义的骄傲遮蔽了对西方以外艺术的价值判断。如果不能建立可视的这段历史，就不可能有说服力地进行对话与解惑，因此，美术馆必须承担起以作品“实体”为依据的有效言说。其三，在21世纪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美术的当代创造更需要彰显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探索与创新，中国悠久的美术历史积淀了体系性的思想观念与方法特色，现代以来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形成了新的经验，“新传统”与“老传统”的关系是转型发展的关系，“新传统”又联结着当代。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尊重并以科学的态度看待传统的价值，找到中国美术内在的发展规律，面向社会变革的丰富实际，又依靠本土艺术资源的支持，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精神和中国艺术文脉逻辑的成果。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时间的历史浓缩了历史的存在，博物馆、美术馆中的历史存在是存在的精华，中国美术馆致力的，正是建构一条反映中国美术与时代同行并不断积累和延伸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