璞吾普吾赖朴吾

一

    赖朴吾（E. Ralph Lapwood），英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数学家。1928年他从伯明翰的爱德华国王六世学校（King Edward VI School）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 Cambridge），1932年6月毕业于剑桥大学后，8月坐船前往中国。他先在上海语言学校学习中文，其后四年任教于一所男生教会学校麦伦书院（Medhurst College），1936年至1939年，他任教于燕京大学数学系，先任讲师后任副教授。

    赖朴吾一贯同情中国革命，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9年，他和同在燕大任教的英籍教师林迈可徒步一千多英里越过日伪封锁线，前往四川。途中他访问了华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受到朱德、彭德怀、萧克等八路军将领的接见。赖朴吾协助路易·艾黎（Rewi Alley）开展“中国工业合作社”（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的工作。1940年10月5日，赖朴吾在成都与齐兰畦（Nancy Stuckey）女士结婚。1942年，赖朴吾任职成都燕大数学系，兼理学院代理院长。1945年，他回到剑桥继续博士论文，1950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后再次到燕京大学任教，直至燕大在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被撤销。

    1952年回到剑桥大学后，赖朴吾致力教学和科研直到1976年退休。赖朴吾与夫人以极大的勇气，用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和对新中国的理解，促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他们曾合写了《中国1932至1980》的文章，对新旧中国作了深刻对比。“文革”后的20世纪80年代，赖朴吾四次访问中国。1984年4月11日，他在应北京师范学院邀请来华讲学期间，因心肌梗塞，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赖朴吾的骨灰依嘱被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据说，赖朴吾1932年刚到上海，获得中文名“璞吾”，意即未雕琢的玉石，又曾用“普吾”，显然是以普普通通自喻。但自书用“朴吾”两字——朴实、朴素——名如其人，恰如其分。

二

    1936年，我父亲从燕京大学本科毕业，继续读研究生并兼历史系助教，住在蔚秀园单身教工宿舍。比邻而居的是从上海转来的数学系青年教师赖朴吾，很快熟悉起来后，父亲就直接叫他Ralph，而不称先生了。经济系的青年助教周舜莘也住近旁，三人之间，时相过从。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各国立大学南迁，燕京大学决定留下继续开学。可是这一学年，学生人数大减，男生六栋宿舍楼只住满一半。赖朴吾请求学校准许他和学生住在一起，以便对学生有更大的帮助。恰好在“九一八”六周年这一天，父亲接到司徒校长一信：

    September 18, 1937

    Mr. Hou Jen-chih

    My dear Mr. Hou:

    I am writing to request that you be willing to occupy a room in the Men’s Dormitories, with a view to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our students. This would to some extent enable you to advise with them in the special problems most of them are facing, and would also involve a certain measure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aintenance of discipline. Will you kindly arrange with the Controller for a room and details, which this plan requires.

    Very sincerely yours, 

    J. Leighton Stuart

    按照司徒校长信中的安排，赖朴吾、周舜莘和父亲由蔚秀园教工宿舍搬到校内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赖朴吾住进第二食堂楼下的学生宿舍，周舜莘在四楼一层，父亲在三楼二层。三人分住在男生宿舍的三栋楼里，有机会就在二食堂一起进餐。

    剑桥大学有单身教授住学生宿舍、与学生一起用餐的传统，但是房间的规格与学生的不同，饭厅里的座位也是分开的。已有副教授身份的赖朴吾本可以住在燕南园、燕东园、朗润园教授宿舍，但是他住的是和学生一样的普通房间，与学生合用浴室，在饭厅也无特座。一位外籍教授在学生宿舍的过道里，拿着脸盆和毛巾到狭小的盥洗室洗脸、洗衣服，在燕大这样做的，仅赖朴吾一人。

    赖朴吾教学认真，很多学生听过他讲的高等数学微积分课程。周舜莘讲过：“我因为要充实数学基础，以经济系助教的身份，请求旁听赖朴吾教授的课程。他当然同意，但是坚持必须正式参加考试，我只好从命。他上课总是充分准备，讲得有条有理，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但如有问题，总是非常耐心，不辞烦劳，尽力指导。我个人得益良多，对我经济学的进修非常有帮助。”

    后来的著名固体和半导体技术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黄昆院士（Huang Kun，1937年入燕京大学），对赖朴吾教授的微积分课程有深刻感受：

    Dr. Lapwood was a superb lecturer. To be a student at his lectures is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As a rule, I was never an attentive student at lectures. But Lapwood’s lectures always riveted my attention from start to finish. To me it became a real enjoyment to listen to his lectures. In my mind, I have always likened his lectures to his handwriting, so clear, precise, neat and amiable.

    However, his tremendous influence over his students is only partly due to his admirable quality of his lectures. He was a devoted teacher as well as a superb lecturer. He regularly set heavy exercises for us to do, but himself worked harder. He always corrected our exercises with meticulous care, putting in remarks on minute details in his neat handwriting, sometimes even calling us to his room for discussion. It was this absolute devotion to his teaching that so endeared the subject of study calculus—and himself as a teacher to his students.

    My association with Dr. Lapwood went beyond that of a student of his calculus class and in some way marked this beginning of my scientific career. At that time, Dr. Lapwood was still a young lecturer, who had left university only a few years back and was endeavoring to pursue advanced studie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To further cultivate our interest in science, he took a few of us along with his endeavors. Thus in my sophomore year, he experienced with giving lectures to us on matrix algebra, a subject which has assumed new import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quantum mechanics and himself tried to learn through the lecturing. However, immature the lectures were, what I learned from these lectures turned out to be very important to me, for it fostered my early acquaintance with quantum mechanics through self-study and thus laid the basis of my later research career in atom and solid state physics.

    (From “Two Years in Yenching—From a Student”,Ralph Lapwood—A Good Friend of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赖朴吾在各方面都很节俭，冬天只穿中式棉袍，但是帮助学生却非常慷慨、热情、平易近人。他和很多学生成了知心朋友。学生们在课堂上称他先生，课外活动、团契聚会时都叫他Ralph。

    最使父亲感兴趣的是赖朴吾对自然地理学也颇有研究，他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而且爱好旅行。父亲当时正在热衷于探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一些历史地理问题，习惯徒步跋涉，经常奔波于荒郊野外。赖朴吾曾讲起在上海时，和一位新西兰好朋友路易·艾黎在山东长途跋涉，从曲阜到济南，再到青岛等地的旅行经历。因而父亲和赖朴吾约定做一次郊外旅行，计划从燕大校友门（西校门）出发，穿过海淀六郎庄，向西南直奔“八大处”，从那里上山，沿山脊北行到香山“鬼见愁”，然后转向东北，经卧佛寺后山，跨越玉泉山北的宝藏寺金山口，转而向北，直指望儿山顶峰，下山后沿大路傍万寿山，返回学校，全程计百余里。这次壮游的计划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胜利完成，不过晨七时出发时的师生九人（包括中、英、美、德、瑞士五个国籍），到晚九时回到校园的只有赖朴吾、一位能讲法语的华侨学生苏先生和父亲三人，其他人都中途掉队了。父亲为此写了一篇游记《五个国籍的旅行团》，刊登在1938年10月14日的《燕京新闻》上。

三

    1939年暑假中的一个夜晚，赖朴吾突然约父亲到他的临时住所燕南园59号。赖朴吾很冷静地说，第二天凌晨他就要徒步爬越西山到四川去，协助路易·艾黎开展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组织领导工作，因此他特地辞行，并把几册英文地理书和英国皇家地理季刊留给父亲。父亲事前毫无准备，就把手表摘下，和他的怀表交换作纪念。父亲对于在昏暗灯光下的这次告别，印象深刻。

    赖朴吾和同在燕大任教的英籍教师林迈可徒步一千多英里，越过日伪封锁线，前往四川协助路易·艾黎的情况，后来在教师和学生中颇有传闻，此后不断有人想投奔“工合”。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的“工合”国际委员会那时从香港迁到成都，赖朴吾一度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会计。工作一段时间后，他认为“工合”把小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使得他们免受中间商的剥削，是中国发展工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好办法。

    1940年春，在成都的赖朴吾写信向在中国出生、长期在中国工作的澳大利亚籍的齐兰畦女士求婚。当时在北京的Nancy（兰畦）回信同意，他们就以回信那一天——4月2日——为订婚的日期。10月5日，两人在成都结婚。此前，他们已经结识了四年，有共同的信仰，他们都友好健谈，谙熟中文和中国的习俗，社交圈子广泛，有很多朋友。Nancy回忆道：“Our respect and affection for the ordinary people of China grew and deepened…We were glad to be working with the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which had been set up to help them.”

    1942年，燕大师生百余人长途跋涉，从沦陷的北平辗转到成都，赖朴吾担任成都燕大数学系教授兼理学院代理院长。

    在燕大的外籍教授中，赖朴吾最佩服夏仁德教授。1943年3月，夏仁德先生被日寇囚在山东潍县集中营六个月，9月作为与日本在美侨民交换人员被送回美国。此后赖朴吾和夏仁德经常通信，他们对中国局势、对燕大民主运动的看法完全一致。1945年夏，赖朴吾回到英国，不久中国抗战胜利，夏仁德从美国一路辗转，先到印度，经喜马拉雅山到成都，主持燕大校务（原代理校长梅贻宝因病滞美）。由于从赖朴吾那里得到充分信息，所以夏仁德对成都燕大的情况十分了解。赖朴吾、夏仁德两人在成都燕大的时间一前一后，正好衔接。1946年五六月间，成都燕大师生分批动身，陆续回到复校后的北平海淀燕京大学。

    自1939年夏赖朴吾与我父亲告别，一别七年。两人再次相会竟然在英国。1945年夏，二次大战在欧洲结束后，赖朴吾利用在中国工作13年后的休假时间，从成都回到剑桥大学读博士学位。1946年8月，父亲到英国利物浦大学进修。寒假期间，父亲到剑桥看望赖朴吾，住在他家中，见到他们的孩子Peter、Joan。两人重新聚首，连夜话旧，兴奋万分。父亲这时才听到当年在燕南园握别之后，赖朴吾是怎样不避艰难险阻，穿过封锁线和解放区前往大后方，协助路易·艾黎，支援中国人民抗战。1939年7月，赖朴吾和英籍教师林迈可、燕京大学机器房工人、地下党员肖田等五人翻过妙峰山，到达平西挺进军根据地萧克的司令部。然后他们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到晋察冀司令部，曾和白求恩大夫住一起，与聂荣臻将军座谈，后又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受到朱德、彭德怀司令员等的接见，在朱德的司令部住了三天，而且在八路军总部巧遇燕大校友龚澎（维航），受到热情的接待。最终他们到陕西西安、宝鸡，和路易·艾黎见面，协助工作。赖朴吾讲的两件事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一是看到了朱德总司令。赖朴吾以少有的激动心情追述说，真难想象，朱德总司令质朴和蔼的面容，简直和一位老农一样。二是谈到国民党的官僚资本，见有利可图，就想插手“工合”的种种卑鄙勾当。

    1948年10月，博士论文还没有完成的赖朴吾，再次独自来中国，回到燕京大学任教，还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帮助解决学生的困难，协助护校，迎接解放。1949年10月1日，为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赖朴吾和燕大学生一起，早上三点赶到清华园火车站坐火车到西直门，再步行到天安门广场。父亲是在1949年夏获得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后，在开国大典前三天回到北京的。

    1950年，赖朴吾的博士论文完成，夫人和孩子也来到北京，一家人住在燕南园53号。赖朴吾夫妇设想一直留在中国。四十岁上下的赖朴吾和父亲，那时相约早晨跑步，有时也带着他的儿子Peter和我，四个人一起，从燕南园出发，沿着一条径直向北的马路（路中段已被压在后建起的图书馆下面，现在仅剩南北两段），经过水塔出东校门，沿着东操场的围墙向北，跨过通往清华西门的马路，进入绮春园，直到正觉寺。坐北朝南的正觉寺那时保存得相当完整，庙的外围被状如弯月的土丘三面环绕。土丘东西两翼从南向北高度渐増，将庙左右拥抱入怀。丘上松柏苍翠，丘脊上是仅容一人单行的小路。我们跑到这里，四人排成单行，沿着丘脊，从东侧跑上，从西侧跑下，然后沿原路返回。赖朴吾夫人Nancy往往准备一顿英国式的早餐等我们回来。今日回想，一切清晰如昨。与我同岁、生在成都的Peter有惊人的数学天才，孰料在大学最后一年的圣诞节夜，竟因车祸丧生，令人惋惜不已。

四

    1952年10月，赖朴吾夫妇携四子女 Peter、Joan、Stephen、Susan离开中国。1953年，赖朴吾回到剑桥大学任教，致力教学和科研直到1976年退休。他历任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讲师、大学学监、系务委员会主席、系教务主任、学院院务委员、学院副院长、研究生导师等。作为著名的理论地球物理学家，赖朴吾活跃在国际地球物理学界，在数学、地球物理学、地震学方面有显著成就。他是联合王国地震学国家分会的主席，英国地震学协会委员会副主席，国际地震学和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的英国首席代表。赖朴吾的代表著作有《地球的自由震荡》（Free Oscillations of the Earth，合著）、《地球物理学中的变分方法》（Variational Methods in Geophysics，合著）等。

    赖朴吾和夫人始终关心中国，一直致力于中英友好。为了使英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1954年他们合写了Through the Chinese Revolution（《经历中国革命》）一书，并在英国各地的学校、教会和会议上演讲，引起听众的兴趣。其原因正如Nancy所写：“We didn’t talk about politics or ideologies, but about people—Chinese people of all kinds, many of whom we knew personally.”这本书被认为是20世纪50年代了解中国的必读书。他们以极大的勇气，用他们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人民的了解，架设了西方理解中国的桥梁。

    1960年，Nancy应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邀请访问中国。1964年，赖朴吾受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邀请来华。1980年，赖朴吾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与中国科学院交换的科学家访问中国，在科学院、清华、北大作了多次报告，还和150多位新老朋友接触，其中有50多位是相识多年、较亲密的朋友。回国后，赖朴吾夫妇合写了“CHINA 1932-1980”（《中国1932至1980》），对新旧中国作了深刻对比，发表于1981年4月27日的The Cambridge Review。另有长篇报道“ESCAPE FROM PEKING 1939”发表于1983年2月28日的The Cambridge Review，附有The Escape Route和1939年9月在太行山区朱德司令部的照片。

    1984年4月2日，赖朴吾和夫人应北京师范学院邀请来到北京讲学。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这是他们夫妇订婚44周年的纪念日。赖朴吾夫妇又回到燕园和老友在临湖轩畅谈，和1939年陪同他去解放区的中共北平地下党员肖田一起回忆当年的历程，拜访了在养病的路易·艾黎，还如愿去了潭柘寺、戒台寺。4月11日，就在等待与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萧克将军约定见面叙谈的前两天，赖朴吾因心肌梗塞，病逝于北京。

    遵照赖朴吾遗愿，并得到夫人Nancy的赞同，4月19日，三十多位燕大校友将赖朴吾的骨灰安葬在燕园未名湖畔，近旁种上了三株他生前最喜欢的黄刺梅。

    Nancy回忆道，1940年4月2日，她寄出接受赖朴吾求婚的信后，曾走到临湖轩北面山坡一处石头旁，“我觉得那天他在我身边”。后来她把这石头称为“My Happy Rock”。现在一方坐落在墓园的青石石面上镌刻着“E. R. Lapwood”的亲笔签名。

    6月24日，燕京大学校友会为赖朴吾先生举行追悼会。萧克将军于6月23日发来唁函：

    赖朴吾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在四十多年前曾于京西山区抗日根据地同他见过一面，虽别多年，记忆犹新。今年四月欣闻赖先生来华讲学，本欲一晤，以叙旧情，不料先生突然病逝，终成憾事。值此纪念会之际，谨致此信，以表怀念之情。

    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赖朴吾——中国的好朋友》（Ralph Lapwood—A Good Friend of China）一书。

    赖朴吾这次来访计划，已提前告知我父母亲。最可惋惜的是，父母亲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研究的日程安排已定，错过了在北京相会的机会。为此父亲专程看望了可尊敬的老人路易·艾黎，告诉他Ralph 还将再来北京的消息。赖朴吾4月来北京时，父亲和母亲已经在康奈尔大学。父亲给赖朴吾写信：春天不能在北京见，夏天总可在剑桥重会了！（父亲已定7月去母校利物浦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可是再也没有想到，赖朴吾这次旧地重游，由于兴奋过度而心脏病突发，虽经专家大夫抢救，终于无效。 

    赖朴吾的事业结束在中国。

    时光流逝，音容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