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镜之间

    江青原名江独青，一九四六年生于北平，五十年代为响应“自我改造”去掉了“独”字，由此诞生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故事。十六岁毕业前赴港探亲，因家庭因素留在香港，自此离开大陆。因缘际会，在港期间开始接触电影，后随导演李翰祥赴台湾。七年中主演影片二十余部，一九六七年以电影《几度夕阳红》获台湾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一九七〇年婚变后，一文不名孤身漂泊美国，回归舞蹈之路。此后以自由编导身份在世界各地进行舞蹈创作和演出，艺术生涯向跨类别、多元化发展。

    两镜指的是镜子与镜头。虽然两者都是用光滑、透亮且易碎的玻璃制成的，但两者之间其旨甚异，其意甚远。镜子是真实的对照，对自己看时可以顾镜自怜、自恋、自责、自嘲、自欺、自爱……而镜头（不管是摄影机或照相机）是假眼对你看，它可以任意放大、拉远、推近、缩小、切割、局部、特写……

    我的生活一直有“镜缘”。到目前为止，在我的事业中，镜子与镜头，虽然扮演了两个重要的角色，但一字之差，带来的却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意义。从镜子迈向镜头再回到镜子，都是有段历程的。

    十六岁那年，离开了北京舞蹈学校教室中那些熟悉的大镜，不能每天看到镜中的自己，我失落了。照不到自己，也就看不到路。打十岁上舞校开始，我就习以为常地在练舞时照镜，六年以来对镜练舞，已由习惯成自然。在镜中，我看到了自己舞姿的美与丑、重心的正与斜、动作的优与劣，一切全都真实地摆在眼前，逃避不掉也躲藏不过自己的双眼。只要练舞，我就会自然而然地紧盯着镜中的自己看，这样目不斜视，心不遐思，我就能稳稳地掌握住重心，把握住平衡。一念之差——留在香港，镜子抽离我的眼前，突然眼前出现的是重重机关布景的人生舞台。在台上我弄不清楚自己扮演的究竟是何许角色？五光十色炫目耀眼的香港太平山的灯光，像舞台上的聚光灯直射向我的脸，尚未训练有素的双眼，看黑压压的社会就像在台上看黑压压的观众席，分不清隐藏在观众席之中宽、扁、长、尖、方、圆的嘴脸。于是我闭上眼睛，变得像一个盲人，连上“舞台”摸索的勇气和愿望都没有，当然更不可能手舞足蹈了。

    我没有勇气继续练舞，为的是怕睁眼看镜子，照一照只会看见那丢弃的岁月，荒芜的躯体，遗失了的朋友，捡不回的梦想，追不到的……

    精神上的孤苦无依，使我每天生活在昏睡状态中，对一切采取自暴自弃的态度。内心对周围环境的反感使我不屑学广东话，对“殖民地”的厌恶感也使我对学英文有抵触情绪。家里让我考虑再重新当学生，学哪一行呢？英文连香港小学程度都跟不上。读中文学校，香港教员也一律用我听不懂的广东话教课。试着去念“岭英中学”，付了一个月的学杂费，结果我只去了三天就开始“罢课”了。半年下来，母亲看我这样不振作，依然是在无所事事的状况下，整天躺着瞪眼朝着天花板，十分担心，一再告诫我：“你才十六岁，要学什么都还不晚，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打算呢？”我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我只觉得血缘和亲情这些传统的道德观是紧箍在我脖子上的枷锁。我怨恨自己无力挣脱枷锁的懦弱，为此我平白无辜地牺牲了自己的“将来”。虽然这是违背了自己意愿的选择，但最终的选择是自己做的，能怨谁呢？憋着怨气，使我在家时甚少开口，怕满腔怨火喷出来会灼伤我爱的人。我的脑子和我停止练舞的四肢一样开始变得迟钝起来，越不用就越呆滞，就像呆滞不动的空气，空气纹丝不动也就扬不起火势。

    懒散的生活使我感到厌倦疲乏。一天，上海旧日的友人陈又新夫妇来家中做客，他是影剧界资深的演员，闲谈中他告诉我，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办有“南国演员训练班”，正在招学员，也许我可以到那里，一方面学演技，一方面兼职教舞蹈。据他所知，那里有很多新近从大陆出来的学员，大都用国语交谈。于是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我去“南国”报了名。“南国”设在九龙旺角弥敦道上，办公室、教室都在同一层面积不大的旧楼里，除水门汀地上放着几张简单的桌椅和吊在屋顶的几条日光灯、电风扇之外，就不见其它的设备了。简陋得出乎我的意料，耳闻邵氏影业机构在香港显赫一时，想当然地以为所属训练班会有一定的规模，目睹之后，我有些踌躇，但既然去了，也就填了张报名表，写上了履历，缴了照片和报名费。初试我没去，我无心要进影剧界，也没想当舞蹈教员。

    几周后的一个下午，我家后门有急促的敲门声，一个女孩在高声地叫：“有没有个叫江青的住在这里？是北京舞蹈学校刚刚出来的……”一听口音，和我一样的上海“国语”。打开门一看，一头乌亮的长发，一张美丽的笑脸：“我叫郑佩佩……”然后像机关枪一样，她把所有的话都一股脑儿地扫了出来。虽然舞蹈她是在业余时间学的，但对舞蹈溢于言表的热情，使我马上对她产生了好感。我请她进了家门，由这次促膝谈心至今，我们的友谊持续了近三十年。

    一九六二年在我家第一次和佩佩见面时，知道我是那届“南国”正取学员，没考就取倒也很妙，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为解闷，当上了第二期训练班的学员。“南国”晚上才上课，白天我和佩佩都游手好闲，正好“南国”要负责国际狮子会的筹款义演节目，我俩一搭一档很快就有了构想：选《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编排《牛郎织女》，她比我高大，女扮男装演牛郎，我演织女，用训练班上的十多位女孩子扮喜鹊。不到一个月的工夫，节目就排出来上演了。我当然明白是业余水平，但拿当时香港的舞蹈水平来说，倒不算太差。得到了不少的夸奖，并没有使我高兴，倒是排练时期每天和佩佩形影不离，谈天、看电影，走在街上吃炸臭豆腐，冰砖当饭……使我心情开始舒畅些。之后，“南国”开排话剧《香妃》，作为训练班结业演出。我们两人都扮演香妃（分AB两组），我还要负责编排香妃给乾隆皇帝献舞的片段。

    在“南国”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新的朋友和一些能打发时间的活动，使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对离开了镜子的事淡漠起来。我、佩佩和另外三个也是同期离开中国大陆的男生，结成了“五人行”，上课排练在一起之外，课余消遣也都约在一起。大家年龄相近，在大陆有同时期的经验，到香港后面对的问题也相同，因此聊起天来也就会有同样的话题和共同语言。最后《香妃》在香港大会堂公演了，我和佩佩分别和在对方一组里演对手戏的乾隆皇帝假戏真做恋爱了。现在看来，在爱情与性的关系上，总是包含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誓言与谎言之间，坦诚与回避之间，以退为进之间，理智与感情之间，现实与理想之间，爱人与被爱之间，蜜糖与苦果之间，神离貌合——同床异梦与貌离神合——异床同梦之间，总是在互相对立、轮回、抗拒、重叠……而又成为相辅相成的关系。比较之下真情真意比假情假意难能可贵得多，而假戏真做与真戏假做更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演话剧，也是第一次恋爱，“五人行”也就成了“两人行”，或者有时“两对行”。

    爱情弥补了破镜，我恢复了常态和往日咯咯的笑声，也意识到光想过去是徒劳无益的，需要振作起精神往前看。我仍然对香港无法产生好感，决心利用业余时间学英文，做好离开香港的准备。就在报名念易通英文补习学校后不久，“南国”通知我，要我去邵氏公司拍胡金铨执导的黄梅调影片《玉堂春》，扮演戏中卖唱又卖笑的妓女。“南国”的同期学员李国瑛（艺名李菁）、倪芳凝（艺名方盈）也被同时选上。当时邵氏把拍这场戏作为南国训练班的一门实习课，到后来我才懂得完全是为了可省下一笔工资的高招。初入香港社会，我当然不懂生意上的算盘，也就老老实实地当“实习”去拍了几天戏。在舞校时我拍过纪录片，扮儿童在北京天坛公园的大树下捉迷藏，所以毫不怯镜。

    正式将我带入影坛的是舞蹈。一九六三年夏末秋初，香港邵氏影业公司开拍新片《七仙女》，导演是李翰祥。当时他被誉为“金牌导演”，头衔得来的原因大概是：他以拍耗资巨大的历史古装片著称，得过几次亚洲最佳导演奖，所导影片卖座率高。《七仙女》是个家喻户晓的民间神话故事，以连唱带做的黄梅调形式拍摄，片中需要编排几场舞蹈，并需要设计和指导演员的动作。我也不知道李导演从哪里听到我是北京舞校科班出身，通过“南国”就把我找了去。在邵氏影城的办公室中，副导演刘易士带我与他见面。他把拍摄的情况大致向我介绍了一下，要我拿了周蓝萍作曲的音乐带，根据唱词把“天空岁月”、“瑶台舞曲”两段舞先设计一下，两天后就要拿出构想来与他再谈。走时刘易士还给我看了《七仙女》主角定妆照，乐蒂饰演七仙女，凌波反串饰董永，两位都是港台影坛巨星。能有机会和“金牌导演”合作，又能指导名演员， 我当然乐意做。

    回家后自己听着音乐，根据剧情揣摩，想了几个不同的方案，同时还画了一些舞蹈场面的设想。当时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自己从来没学过编舞，又加上是需要符合剧情给电影编排，更使我抓不着头绪。硬着头皮，在摄影场棚中又见了李翰祥，他似乎并没有架子，也没有耐心，见面时好像已认定了我能胜任这项工作。他听了一下我的设想，但没等我解释完所有不同的方案，就迫不及待地把他的想法和要求三言两语讲完，然后就叫我马上准备开始工作了。

    为了排名问题，结果乐蒂罢工，仓促之下换上了新人方盈饰七仙女。先拍的是七仙女下凡后与董永“路遇”这场戏，这场戏中七仙女有许多身段动作。在摄影棚现场，我看完导演拉下来的“戏架子”后，马上需要设计出符合剧情需要的动作来，自己先示范，等导演满意了，再依样画葫芦教给演员。记得那次编得得心应手，导演只是偶尔间提出些不同的意见，稍加改动就行了。但是在教给演员时速度就慢下来了，几天之后李导演脑筋一转，干脆就把我这个小老师派上了用场——饰演七仙女。这个戏剧化的“越俎代庖”，实在不是我所意料得到的，我毫无心理准备，不但没有兴奋，反而踌躇起来：我初从大陆到香港，影剧圈太丰富而又五花八门的新闻和宣传，使我和妈妈同样地觉得此圈是“是非圈”、“大染缸”。《七仙女》布景占了两个摄影棚，但戏已经停拍了，公司和导演都催我快做决定。我想这部戏和舞蹈有关，当演员可以发挥自己这方面的特长，在一部戏中又编又演，两者都能兼顾，倒也很好。但是我只肯答应演一部片子，因为镜头对我并无多大吸引力，我仍想出国继续进修，回到舞蹈大镜前去。“南国”的老师和周围的朋友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我赶紧把握住。邵氏公司坚持，如果我不签基本演员长约，不能拍戏。原因是金牌导演执导，又是饰演女主角，以免公司捧红了新人，新人翅膀一硬要飞或者抬高片酬。没有耐心的李导演像救火车一样直拉警报，公司也一个劲儿地猛催。当时父亲不在香港，妈妈不愿意一个人做主，我自己又抱着仅此一次下不为例的想法。就在僵持不下时，有人出“点子”要我自己出面与邵氏签约，因为那年我才十七岁，不到法定年龄，签约后先拍完《七仙女》，戏完之后就是想打退堂鼓也不会出现法律问题。于是我与邵氏签了基本演员长约。

    戏开拍了没几天，因李翰祥将要脱离邵氏自己另起炉灶的事被公司洞悉，双方起了冲突，引起了邵氏公司一场大地震。结果在极短的时间内，李翰祥决定自组香港国联影业公司。既然导演已经脱离了邵氏，我留在邵氏的意义也随之失去，于是决定退还才领到手没多久的女主角的月薪，取消了原就不被法律所承认的“合同”。几天之后李翰祥找我，要我随“国联”赴台湾，拍他公司的创业片《七仙女》，并且仍然要我负责编舞，照样与凌波分任主角。我欣然答应了，同时也提出了赴台湾拍片的条件：不能打着“反共艺人”的招牌作为宣传我的手段，虽然那时在台湾会是一个最吃香且方便的宣传伎俩。我感到为人的原则是不能过河拆桥，况且我离开中国大陆的前前后后完全与“反共叛逃”无关，我对政治加之于人的无谓的伤害和烦恼，听得越多，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也越感到厌倦和无聊，不愿再受任何株连。

    李翰祥如《七仙女》中的王母娘娘，调兵遣将，用“大跃进”的“鼓足干劲”精神，日日夜夜赶拍，最后以十八个工作天抢先拍摄完成。上映后观众好评如潮。十七岁初入影界的我，那年被台湾影剧记者选为“最有希望的演员”，在十一届亚洲电影节时，我被提名角逐最佳女主角。关于写我的报道也从“未演先红”改成“一炮而红”、“一鸣惊人”、“一举成功”、“一颗新生的灿烂的星”这一类令我浑身上下不自在的字眼。

    一九六六年，在我进入影圈三年多后，事业虽然在巅峰状态下，却生活在不自由自在的天地中。突然有人使我在感觉上一下子又回到了无拘无束的学生时代。当时除了工作之外，我对其它的生活实在感到厌倦透了，好想有个安乐窝让我栖息，过我喜爱的生活，于是在简直入了迷的两个多月后，我接受了求婚。结婚时，我手上戴的是八十元台币的戒指，但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女人。

    不料婚后从第一天起到分居为止，我没有过过一天不是负债的日子。刚开始是由于双方没有储蓄，轰动社会的闪电式结婚之后，报纸和外界的舆论对我们的婚姻诸多议论，我也敏感地觉得周围的亲人、朋友、同事、观众也都随时随地拿着放大镜，把焦点对着我的婚姻生活上。有的是善意的关怀，大都则是出于好奇，闲言闲语成了影迷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居然下注作赌：“仙女”嫁给“凡夫”究竟能维持多久？面临四面八方的压力，使他在苦恼之下，不愿再出去工作。不久我怀了孕，拍了两部片子之后，也必须暂时停止拍片。后来，为了扶植丈夫做导演，自资拍戏，我所得的片酬为了创业的失败、家计和好像我应该是负责无限量地供对方挥霍豪赌而耗费殆尽。债台高筑的日子使我无权挑选剧本和导演，一心只想了结债务，片酬不是在签约时预支了，就是合约的本身原来就是直接抵债的。我在债务和片债中两头受轧。

    摄影机镜头我是不怕，怕的是看放映机镜头放在宽银幕上的自己。七年之中我一共主演了二十余部影片，大概数下来，自己看过的不上十部，许多部片子连配音都不肯配，不配音连毛片都可以避而不见，省得三番四次盯着看银幕上令自己生厌的“我”。这种既没有敬业心又不自爱的表现，使我对自己恼火，但又出于一种极无奈的状况。但那时我已顾不到这些，我镜头的焦点只对着随时随地都要支离破碎的家庭上。现在想来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自己不是那样的个性，怎么会使自己步入那样一个状况？当时旁观者觉得我是中了邪、入了魔似的失去了理智。

    痛苦的婚姻，望不到头的债务，繁重的家务和积压下来的片债使我疲惫不堪。当时有朋友打比方说，我是一条牛，而丈夫是牧童，老牛走得气喘喘，牧童骑在牛背上还要吹笛子。我听了心中说不出的酸楚，也真正开始意识到我在他心目中只是一部机器，他未考虑、关心过我的生活、感情、思想，只当我是一件会工作、操劳内外事务的工具。当时我虽然气喘如牛，但即使对自己的母亲，也不敢喘出声来怕累她伤心，也怕喘气声会惊动了千万双在镜头后张望的眼睛。

    当婚姻所剩下的印象只是幻灭、粗暴、虐待时，我忍了，认了命，因为它给我留下了孩子。对于外界对他私生活的蜚短流长以及自己早已司空见惯了的夜不归户，都丝毫燃不起我的妒火。于是在极端茫然和厌倦的情绪下我坐上了牌桌，将自己困在方城之战中麻醉自己。连续打了近两个月的牌下来，心中痛苦万分，我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沉沦成这样子？这时我想到了练舞的大镜，我不想继续生活在银幕之上、观众的眼皮之下。思前想后决心开设“江青舞蹈社”。我需要在舞蹈教室的大镜中找回失去的自己，我极需要有安全感的藏身之所，仿佛那时是我唯一可行的选择。

    发现果子不但苦，而且对自己有毒害，不继续往下尝，照常理是可以的，但是不再“继续”的代价，付得却是惨痛的。

    从开始提出离婚，直到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我离开台湾，前后一年多，我签字分居离婚三次。其中的复杂、曲折、戏剧性可以说是匪夷所思，同时使二十四岁的我一下子看到那许多人性深处最复杂、卑劣、自私、险恶、残忍的一面。我所经历和体验的每一刀都刻下得太深，留下的创伤疼了那么久，也直接影响转变了我后半辈子的生活。

    一九八九年夏天，十九年之后第一次回台湾，举办独舞巡演。临别前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女记者表示，为了采访我，她查访了当年的资料，现在她代表了许多人，尤其是女性，想问我一个大家最关切的话题：“如果不是一九七〇年那件轰动的‘婚变’事件，你还会重回舞坛，成为今天的舞蹈创作者吗？”我沉吟半晌之后，心平气和地回答了这位女记者突如其来、一句问到底的问题：“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我从来不做‘如果没有……’的假设，那样，会使我永远回头看，而不会是今天的我了。”

    这段于我几乎致命一击的人生经历，和使我突长了十年的心路历程，多年之后直接成为我创作两个现代舞作品的构思来源。

    《深》是一九七七年在纽约创作的。舞蹈开始时，演员们从一层一层似帐幕又似口袋的黑色物体中蜕变出来，我饰演的女主角在经过挣扎、恐惧、搏斗……最终，在绝路之上，在无处可遁的情况下，决然地把自己的面具取下来，随之一切妖魔鬼怪消失得无影无踪。舞团在纽约首演时，节目说明中写着：“《深》指深致、深入、深妙、深沉、深奥、深刻、深不可测……多个舞者戴着不同面具，代表整个人内心深处千变万化的多重面……”我在编舞时想表达出的，是经历了心理刀板后所领悟到的：人只有摆脱面具、放弃虚象，要在赤裸裸面对现实时，才能发现真我，消除恐惧，并获得内心真正的平静与安宁。

    舞剧《负·复·缚》，一九八三年由香港舞蹈团演出。分为四场：一、鱼与熊掌；二、打神告庙；三、游魂；四、作茧自缚。说明书中的剧情简介（钟玲执笔）：“中国两千年来的民间传说和传统戏剧中，飘浮着多少苦海中的灵魂，人往往在两极之间挣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一边是权势及成功，另一边是真我和良知，结果他出卖了自己，不惜负情忘义，伤害自己最亲近的人。而权势和成功的威力无处不在，求神神不应，打神告庙也无补于事。由人间到天堂，由天堂到地狱。受害者真是走投无路，地府之中也无处申冤，只有永远做个孤苦的游魂。出卖自己的人虽然爬上宝座，尝到权势和成功的滋味，但因为负疚在心，受害者的恨意，却鬼影一般地缠绕他，令他作茧自缚，成为他终身的负荷。”构思的形成虽属来自个人的经历和慨叹，但也确认具有绝对的普遍性。我强调普遍性，是因为不管过去、现在或将来，也无论肤色、信仰和背景，只要人需要在现实的社会中求生存，“负、复、缚”的现象，是会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的。

    母亲在我离开台湾的前十天中，体重竟掉了三十磅。我一生中第一次尝到了绞心地痛的滋味，以前我一直以为“心痛”，只是伤心的形容词而已。精神上我到了要完全崩溃的地步，惊恐、苦涩、屈辱、心寒、绝望……最后连水都喝不进去了，一喝下去就要翻倒出来，只能靠打葡萄糖和吊盐水往下撑。

    为了不使自己被打得完全趴在地上，决定逃生——出镜、出境。离境前，父母惊异地发现，在我主演了二十余部影片之后，仍没有能力买一张赴美机票，就和我在三年多之前，产前三天，因为无钱付住院费，匆忙回香港娘家一样。在我危急之时他们没有多问一个字，多说一句话，没有责怪只有怜爱，给我买了机票。赶着拍完没收尾的片子，就在午夜之后，拍完了主演的《台北·上海·重庆》最后一个镜头，我从此“出镜”了。当天清晨，拿了最简单的行李走过了“出境处”。留下来本来也无法继续拍下去的李翰祥执导的《八十七神仙壁》，也留下来筹备经年的舞蹈社。走前我到舞社对镜嚎啕大哭了一场，悲的是太多的泪水使我不能像往常一样在“镜中”找见自己。对当时的我来说，镜子本来就是玻璃做的，和感情同样的脆弱。原来完美无缺的大镜用支离破碎的心眼望上去，竟像严冬时节，结满了冰花的玻璃窗。透过细碎的冰花，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分不清。

    不顾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当时我只想逃，逃离心碎之地。只知道自己需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一个再也没有人认得我的环境，从头开始走起。离开时我仅剩下一个躯壳，陷于歇斯底里状态中，对三足岁刚过三个月的儿子不敢想也不忍想，想了也没有用也看不见，我几乎失去了思维能力，只知道要失去的都已经失去了，儿子已经失去，再失还能失去什么呢？

    道路茫茫，面对着没有亲人、没有语言能力、没有工作、没有经济能力……遥远的完全陌生的国度——美国。

    上机前对泪眼滂沱的母亲，呆滞的目光透过老花眼镜直视着我的父亲，无限歉疚地说了我一辈子中对他们说的第一次“对不起”。（我闪电结婚和离婚事件，父母都是由别人口中或新闻上知道的。）我连头也没回，直起腰杆向停机坪走去，我相信我有自己跌倒自己爬起来的勇气。

    现在想来，实际上上机的那一刹那，我又向大镜迈去了。不是吗？当时除了身躯之外，我一无所有，世界上唯独舞蹈，归根结底讲来唯一需要的工具就是躯体，工具还在，除了去运用那本是自己一技之长的舞蹈，用自己的躯体，我也别无选择的余地。

    猜想当时在冥冥之中，绝路之上，心灵深处，镜子是存在的，它像一座领航的灯塔在那里闪动着。只是当时在大雾迷漫中，我完全迷失了方向，雾太浓，近在眼前也看不见。等浓雾开始散了，自己才看到朦胧的那一个光晕，就那么一个闪烁的光晕，在我心中像一团火花，已经给我足够的勇气。然后，我就慢慢地往前向着光的方向走去，离光越近就越明亮、清晰，终于，在迷雾之中我重新找回了自己的那座灯塔——大镜。

    走啊走，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朝着大镜在走下去。

    (本文摘自《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江青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定价:4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