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及其作品的翻译

    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学界对其作品与翻译的关系予以了关注。有的人认为，再忠实的翻译也是对原著的改写，有的人认为，莫言之所以获奖是靠了“美化”的译文，也有人认为，翻译是莫言作品产生世界影响的必经之路。带着相关疑问，笔者请教了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南京大学许钧教授。许钧长期从事翻译研究，对翻译有着深刻理解。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许钧认为翻译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还是莫言作品本身的力量。

    读书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2012年最受瞩目的事件之一，引起了文学界、翻译界乃至读者的广泛讨论，其作品的翻译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读者渴望得到专业的解答。为何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能瞬间在国内掀起大众对于译者的广泛关注与重视？

    许  钧：首先，诺奖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尽管它也时常遭受质疑，但这些质疑之声从反面证明着它无法忽视的存在。中国籍作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仿佛给了中国当代文学一剂强心针，读者的关注是自然之事。再者，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世界性文学奖，我们不能要求评审看中文原本。就我所知，瑞典文学院的评审中只有马悦然能直接阅读中文，他们评选的依据是莫言作品的译本，没有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不可能进入诺奖评审的视野。读者能够正视译者的重要性，我是感到欣慰的。可我不能不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过去西方作家获奖，几乎很少有人去谈翻译的重要性，如美国、法国作家获奖，很少有人提翻译问题。但凡东方作家获奖，翻译的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译者受到重视，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东方作家获奖才谈翻译的重要性，我觉得存在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虽然在世界范围内，现在学习汉语者越来越多，但我们的语言远不是主流语言，所以中国文学作品要想在世界范围内被阅读，被世界文坛所认可，必然牵涉翻译的问题。

    读书报：正是因为汉语还不是主流语言，我们的文学作品需要通过译作呈现给世界读者，那么作品的翻译与译本的传达效果就成了我们下一个要关注的问题。莫言获奖后，很多人都有疑问，诺奖评委们真的读得懂莫言的作品吗？国外读者通过对小说译作的阅读，其效果是否理想呢？翻译中汉语韵味、作家语言特色及行文特点的丢失使得国外学者及读者很难准确地理解与评价中国文学，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许  钧：对于莫言作品的翻译，我不精通英语，也不懂瑞典语，所以不好对这两个语种的译文下断论。就法语而言，我读过杜特莱翻译的莫言作品，如《丰乳肥臀》，我认为杜特莱对这个作家的文体特点和语言特色还是有深刻的认识的。在我看来，他的译文中这位作家的文体特点和语言特色得到了较明显的体现。此外，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是具有开放性的，每个个体对文本的诠释都不尽相同。这也是文学的魅力之处。国内读者的阅读是根据自身的经验对作品加以阐释，而译者首先是个阅读者，那么翻译就是跨语言、跨文化意义上的译者对于作品的另一种阐释的尝试，这也是文学作品开放性的一种体现。文学作品的价值也就在不断地被理解、被接受的阅读过程中得到拓展。再次，我们也要承认，翻译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地传达原文。在这个层面上翻译是“有限度的”，尤其是语言特色层面的传达，困难很多。认识到这种差异性之后，不应该对翻译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只有认识到问题，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可能性，所以要尊重差异，并积极努力地去弥补译语的不足。

    读书报：在您看来，翻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莫言的获奖？

    许  钧：莫言是中国当代作家中作品被译介到国外最多的一位，被译成法语的作品就有近20部。要最大限度地为广大域外读者所认识，并得到诺贝尔评审委员们的垂青，翻译是重要的基础，也是必要条件。译者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抹去的。我们在阅读国外作品时，很多读者认为，如果译作精彩,那是原作本来就精彩的缘故，而如果看不到译作的妙处, 那是翻译不够到位，这种观点不可取。而将奖项的获得完全归功于译者，也是不可取的。读者要有自己的判断力，对于国外作家的无条件信任与对国内作家的质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不自信。作家与翻译家之间是有缘分的。“蹩脚的翻译”确实会杀死优秀的作家。但一个优秀的翻译家，不可能去选一个“蹩脚的作家”来翻译。翻译家，首先要有选择优秀作家的目光。在我有限的了解范围，被蹩脚的翻译杀死作家的很多，然而要从很差的作家译成优秀的作家几乎没有。并不是仅凭好的翻译就能获奖，作品本身的魅力，其题材、叙事手法、故事结构、艺术特色、思想深度等等元素的吸引力，与读者期待视野的契合，才能有作品价值的体现，这才是其获奖的关键因素。从翻译的角度来说，原作与译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读书报：单从莫言作品原作与译作的静态比较中很难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对译作与原作关系的认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关于译者对莫言作品的翻译活动的界定。那么，原作与译作之间到底呈现怎样的关系呢？应该怎样来认识这样一个关系问题，才能使我们不再试图简单化地比较莫言小说原作与各语种译本的孰优孰劣呢？

    许钧：如特里尔所说，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身的特质来构筑完整自足的现实图景，语言的现实要素绝不会以完全一样的形式出现在两种不同语言中，这就说明了要求译者在语言上做到与原作的同一是不可能的，原作的语言在翻译中是非变形不可的。译者在打破语言障碍，以另一种语言构建原作特质时，所真正要指向的是原作意欲表现的世界，这个世界即作品的源，同源的指向才是译作与原作本质上的关系，这种同源性确保了译作与原作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其次，作品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变的不光是语言，还有语言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原作的由特定的文化沉淀积累所构成的文化语境需要在具有不同文化土壤的译作中构建起来。面对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读者，译作也就为原作打开了新的空间。正如本雅明的观点，译作标志着作品生命的延续，原作在此中得到更新与再生，赋予原作以新的价值。无论原作还是译作都是作品生命的载体，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两个层面，再去争论是莫言原作打动评审还是译作为其撑腰，就显得没有意义了。

    读书报：作为原作生命延续的译作，是在译者的理解与阐释下完成的，这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莫言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了对译者的尊敬与感激。莫言站在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对译作对于原作所作的具有创造意义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可见他对翻译有着深刻的理解。

    许  钧：莫言对译者的尊敬让我感动。他在晚宴致辞中强调的那简短的这两句话极具深意，其中的两个关键词“创造性劳动”与“世界文学”就值得我们去思考。首先，为什么说翻译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劳动，法国文论家埃斯卡皮认为，一是因为译作赋予了原作一个崭新的面貌，使原作能够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崭新的文学交流，二是因为翻译不仅延长了作品生命，而且还赋予了作品第二次生命。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一部作品的生成与传播，翻译活动中语言符号体系的改变，作品传播的文化语境的改变以及作品意义所赖以生存的条件的改变，必然使作品的面貌发生改变。通过这个层面考察翻译活动，译者的工作无疑是创造性的。而文学翻译是世界文学形成的有效因素及重要手段，它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谈到世界文学，它是歌德非常珍视的一个概念，各民族的文学在相互借鉴与融合中保有其独特个性，为世界文学的发展不断注入活力，从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当今世界各国的频繁交往，为文学的世界性打造了一个良好平台，对翻译的尊重与不断实践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与传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阶段汉语为非主流传播语言的情况下，莫言的作品也将通过译者这个“共同创造”者为争取更多的域外读者关注中国文学与文化，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莫言的作品也会为丰富世界文学展现出特殊的价值。

    读书报：作家与译者是一种合作关系。作者对于其作品的翻译，会持不一样的态度。有的作家不允许译者随意改动原作。有的则如莫言，给予译者很大的空间，让译者做主。在这样一个翻译空间里，葛浩文的翻译不是逐字逐句翻译，甚至不是逐段翻译，顾彬说其是整体的编译，但这种方式下的译文使西方读者更易接受。这让我想到林纾的翻译，他不谙外文，在合作翻译出的译作中有意或无意删节、增补或改译原文的现象非常普遍，但这也不妨碍他的译作受到读者的喜爱。那么，葛浩文采取这种翻译策略除了莫言给予的自由外，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呢？

    许  钧：回答你的问题前，我想先作个说明。莫言对葛浩文的信任不是盲目的，他是基于对葛浩文的了解与信任。我在三十年前翻译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勒克莱齐奥当时对译者也是采取非常信任的态度。2008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他对译者的态度没有变。关于葛浩文的翻译方法，我认为不是简单的方法问题。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接受，是为了更多的不通汉语的英语读者能喜爱莫言的作品。如果比较一下，你会发现，一百多年前林纾的翻译策略与现在国内译者普遍所采取的做法有着很大的差别。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别？我觉得，翻译的接受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还有接受国的文化语境与接受心态、译出与译入国的文化关系等要素。翻译活动，具有某种阶段性和历史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采取怎样的翻译策略，要视目的而定。正是从这个角度，歌德总结出了历史上实际存在的翻译的三种阶段。第一阶段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外部世界而让外国作品披上本国色彩，使之亲切易于接受。第二阶段除了语言上的归化，译者更试图吸收思想、观念、精神上的东西。第三个阶段是追求译作与原作完全一致，真正地取代原作。葛浩文对于莫言作品的翻译策略是为了达到介绍作品的目的，对作品的某种删改也是以接受为出发点。谢天振在谈莫言“外译”成功的启示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一个民族接受外来文化、文学需要一个接受过程，这是一个规律问题。现今国内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提倡忠实于原文，出版的一般也都是全译本，这是因为在接受西方文学的道路上我们已走了很久，如果再来对国外作品进行过多的删改已经适应不了读者以及社会对于翻译的一种要求。而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在西方国家的译介所处的还是一个初级阶段，我们应该容许他们在介绍我们的作品时，考虑到原语与译语的差异后，以读者为依归，进行适时适地的调整，最大程度地吸引西方读者的兴趣。当然，这种翻译方法不是无节制的，如葛浩文对于原作的处理就是有选择性的，他自称，对于作品中仅仅是语言要求的表达，他自然会根据英语的表达需要去处理，而对于作者含有特殊表现目的的部分，他会努力保留。我想，随着中国作品的不断外译，之后一定会有适应需要的忠实译本的出现。就莫言的作品翻译而言，我相信，随着莫言的获奖，国外的读者一定不会局限于如今的翻译处理方法，会对翻译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原汁原味地翻译，形神兼备，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的韵味、精神与风姿。

    读书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会吸引更多的关注，而诺贝尔奖的影响力势必让西方读者的目光聚焦到莫言的作品，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有着怎样的积极意义呢？

    许  钧：文学走出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西方对于我们的古典小说尚算熟悉，而对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接触得有限，的确与我国大量引进国外作品的状况相比，失衡严重。我曾经提到过，这种现象既有历史因素，也有文化因素。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封闭状态，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文化中心主义，包括西方一些国家采取的重扩张轻接受的文化策略，都影响了西方对中国作家的译介。当然，随着中国的发展，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和中国图书出版机构的积极努力，中国文学会越来越多地为世界所阅读。现在的评奖有一种广告效应，莫言的获奖势必在文学界、研究界掀起一阵“莫言热”。以诺贝尔奖为契机，引起世界范围内对于中国文学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我在上面谈到过，除了莫言，我们还有一批优秀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是中国文学宝贵的财富。奖项是对作家的肯定，何况是诺贝尔文学奖，国人高兴是自然的，但这个时候更要提醒自己坦然面对，毕竟最有价值的还是文学本身。面对奖项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奖项奖励的是个人，并不代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要让中国文学得到世界普遍的深度的阅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