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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学热的大幅升温，解读国学的书籍种类繁多，假如意欲寻找一本能够系统阐述和深刻阐释国学外延和内涵及其所涉及的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的比较权威的国学著作，王文元的《国学正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是值得参阅的重要一本。在这部极具特色的《国学正义》中，王文元梳理和点评了近三十部重要的国学典籍，盘点和评介了当下比较重要的国学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该书可谓是一部简明中国文化史。
我们知道，国学涵盖和囊括了国人的精神信仰、认知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它们或表现为文化，或表现为学术，或表现为典章制度，或表现为风俗习惯，国学浸润于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塑造和改变着中国人的思想形象与精神风貌，使中国人在传统社会里成为蔑视物质财富而钟情精神建树，主动将“皇权”置于“人权”之上，但求长治久安不求一夜暴富的特立独行的民族。因此，对国学的研究也就意味着对国民性格和国民心理的探究。在《国学正义》一书，作者针对大多数儒家文化研究者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中国传统文化肌理的观点进行了反思，他认为“仁不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从孔子的代表作《易大传》考察，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易”，或者说“易”比“仁”更根本、更重要，孔子更注重的是三才（天、地、人）之道，也就是更注重的是敬天，而非仁爱。”这一游离和反驳正统观念的提法的确比较新异，为人们解读孔子学说乃至整个儒家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事实上国人对于自然的顶礼膜拜有着悠久传统，这种传统导致了人们期望研究者们能够再现并转化为国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自然观和人本观。因此，国学研究者无论是从河图、八卦入手，还是从易经、太极着眼，都应本着尽量忠于自然的原则，对“天人合一”这一具有当下意义的国学核心理念进行拓展和演绎。
王文元在本书中的很多观点直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对科学的盲目崇拜所引发的社会弊端，有力揭示了那些完全以西方思想为支撑、以欧美科学体系为依托构建的“国学”所造成的精神危害。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大不相同，对于包括国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必然迥然有别。相对于那些“用大脑思考世界”的西方人，中国人更擅长“用眼睛观察世界”，这种对世界认知模式的不同直接导致东西方思维模式以至于对社会的体悟完全不同，正如《国学正义》的作者所说“经常用脑子思考的民族服从于欲望，他们顺着欲望指引的道路行进。”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必然导致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飞跃和攀升，而用眼睛观察世界的民族，必然摆脱不了对自然界的依附依赖，进而衍生出与自然界相契合相匹配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这种被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式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成为国学播种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用脑子思考世界”的最终逻辑结果是对“真”的向往，而“用眼睛观察世界”的最后理性产物是“美”和“善”的发达。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我们很难看到太多的关于“真”的理论表述和实践追求，看到更多的是对于“美”和“善”的宣扬和彰显，我国古代的诗词、歌赋、民俗、礼仪、建筑、饮食、服装、中医等无一不是这方面的例证。对此，作者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明确指出国学与西方器物文化不同，是地道的意识形态。
鉴于封建社会国人对天的过分崇拜与极度敬仰，骨子和血液里缺少“人权”的基因，在书中，作者对目前国学界激烈争论的道德与人权的关系也进行了剖析，指出“道德与人权是一种相反的力，尽管历史上出现过尧、舜、禹等优秀道德楷模，但毕竟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贪婪与腐败”。据此我们不难理解，那些代表“天”来行使权力的“天子”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生杀予夺大权集于皇帝一人；不难理解，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历史，中国历史故事就是造反成功者重复他前任所作所为的故事。
在《国学正义》最后一章，王文元对清末民初许多“新文化”运动主将予以严苛批评，认为他们关于国学的诸多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对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带来众多不利影响，比如白话文、简体字尽管带来了书写、记忆和传播的便利，但也使汉字所传递的信息变得更少更模糊，希望重振国学能够将恢复学习繁体字作为重要内容。对于作者的这一想法，读者诸君不一定苟同，但整部著作还是给读者带来了大量信息和深刻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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