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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最新消息，经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复，时代出版传媒的北京公司时代华文书局获出版权，这是中国出版业中首家异地获得出版权的出版公司。异地出版权松动，该破冰之举直指区域利益。出版界画地为牢的现状将被打破，出版界真正的大征战行将拉开序幕。
出版界的“微博第一人”——安徽出版集团总裁、时代出版传媒董事长王亚非的新浪微博粉丝数已达200多万人。这个在很多人眼中，尤其是在老总们眼中仅做娱乐用的、小打小闹的“玩意”，被王亚非打造成了“自媒体”。
可以发现，他的微博和别人的不一样，有理念，有感悟，更有生活；有出版，有经济，也会探讨社会话题。“单一的内容没人愿意看，谁也不愿意听说教。所以，不能一天到晚讲管理或者大道理，或一天到晚励志，要穿插生活、趣味等。同时主基调阳光一些，不要把微博当成牢骚之地。”
对每件事情都进行判断、精心分析和准备，对于王亚非而言，这是一种意识，也是他融入血液的商业习惯。对于管理着庞大出版集团的老总而言，保持一天三五条微博的频率，并非易事。但对微博，王亚非想得很明白：“老百姓不关心那么多大方向，只关心我现在怎么办，所以微博这种方式还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事实验证了王亚非的判断。现在，王亚非“养”出来的微博平台不仅可以发布信息、输送观念，还可以接收多种资源，甚至具有了广告效益。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出版界那么多顶“第一”桂冠落在了安徽出版集团的头上：第一家集团组建同时完成转企改制，首家靠商业化运作实现主业整体上市，第一家发行银行债券和拥有保税仓库。读书报最新消息，今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复，时代出版传媒的北京公司时代华文书局获得出版权，这是中国出版业中，首家获得异地出版权的出版公司。又一道坚冰被安徽出版集团撞开。
异地出版权松动，该破冰之举直指区域利益。出版界画地为牢的现状将被打破，出版界真正的大征战行将拉开序幕。
王亚非常以科考船自况：“时代出版始终在撞门。”企业破冰，缘于掌舵者超人的胆识和过人的经营智慧。
2005年11月，安徽出版集团成立。其时，安徽省商务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王亚非授命于安徽出版集团，掌帅印。此时的安徽出版，对王亚非是一场大考：没有教材资源；发行短腿——安徽新华书店系统没有并入出版集团；地处中部，不具出版资源优势和省域经济优势；盘子小，所有经营单位的销售收入加起来不过10个多亿，周遭遍布实力雄厚的出版集团。如此，要完成“大型传媒集团”的战略发展要求，安徽出版集团靠什么？
“多元发展”“跳出出版看出版”“产业成就主业”“金融兴则出版兴”，王亚非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新思路，以商业规则改写出版守则。2012年，安徽出版集团销售收入、资产规模双超百亿。在安徽这块出版的“盐碱地”上，崛起了集图书、报刊、电子音像及网络、数字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印刷、复制、发行、物资供应与经营等业务于一体，兼营进出口、内贸、医药、地产、酒店、典当行、旅行社等多元发展的大型“矩阵”出版集团，人以“出版骇客”呼之。无论是今日的中国出版业界还是文化产业界，安徽出版集团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站在“双百亿”的高峰，王亚非在想什么？安徽出版，还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破冰之旅？
传媒大融合
现在，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的合并，意味着一个出版新时代的来临。
“我个人认为政府对出版的导向已经出来了，至少是媒体融合。”在王亚非看来，现在媒体制作已经是无限融合，譬如时代出版，已经组织了数字出版、网上编辑、数字印刷、手机阅读、多媒体读物、网络教育资源、电信移动增值服务，甚至电视节目内容向各种平台提供，下一步，无非是在传播上如何进一步融合的问题。
行业利益和区域利益始终存在，明智的做法是不要刻意去打破。“我总认为，改革不要伤害既得利益。先保证既得利益，再去争取新的利益格局，改革则更易推进。”在王亚非看来，几个行业本身做的已经比较强势，别人去抢也不容易。但每个行业想延伸的时候，就必须利用他人的优势，如时代出版制作内容向网络和电视平台提供，而这些平台也需要优质内容。关键是，内容融合到一定程度，资质就会慢慢松动。
此前，国家大力提倡“三网合一”，但并不乐观。而现在，三网毋需合一，三屏已经自动合一——内容可以上手机，可以上电视，也可以上电脑。对于出版人而言，内容意味着无限空间。
譬如，安徽出版集团出口的miniIPAD，所有网络内容可以上墙、可以投影，那就是电视；时代出版制作的健康养生节目在全国范围内的电视台播放。同时，时代出版还在组织教育节目内容，“大学的、少儿的、幼儿园的内容我们正在做”。发布手机动漫等电信增值服务，湖南拓维信息的IP已是全国的接口IP，传媒行业大征战、大融合的明天已然不远。
出版新时代
时代华文书局为第一家出版传媒企业跨地区设立获得出版权的公司。此破冰之举的意义，直指区域利益。出版业改革发展步入新阶段。
“前几年在号召、鼓励的事情，终于到了可以操作的阶段。”总署（前新闻出版总署，下同）下了诸多文件，推进、引导、鼓励行业发展。从异地出版公司首获出版权来看，总署不但思想解放，而且做得有步骤、有秩序。“一定要鼓励一段时间，大家才会朝这个方向努力；第二，到一定程度给予一定的机会，说明国家的政策永远对有准备的、有方向的企业开放。”时代华文首获异地出版权给以王亚非的信心是，此局面一开，出版行业就活了，拉开了真正的实力竞争。
最重要的是，资源活了。“文化产业最重要的资源就落在人才，人才不流动就太可惜了。在北京成立出版公司有了资质，就可以留住更多的优秀人才。”
就在今年，时代出版的异地布局是，北京布局时代华文书局，以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为主；在全国第一个保税区，集自由贸易、出口加工、物流仓储及保税商品展示交易等多种经济功能于一体的上海外高桥成立时代国际出版公司，以文化类的产品为主；时代出版正在和西部一家出版单位洽谈合作。如果一切顺利，时代出版的发展空间更为广阔。
在王亚非看来，对文化企业特别是出版企业而言，知识产权最为重要。做文化产业的不在知识产权上下工夫，等于没有积累，没有树立竞争门槛。而时代出版版权建设的重点有二，一是版权的维系和保护，二是版权的再开发和资源的设计。
现在，时代出版正在整理旗下所有出版社的图书版权，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版权开始清理，看哪些是能掌握住的，哪些是要下力气维护的，哪些还可以继续做。王亚非以资源做喻：“有了版权就等于有了资源，没有资源等于没有货。即使现在不开发，但有了资源储备，掌握开发资源主动权非常重要。”
如何开发这一出版界的“命根子”呢？
“首先要把版权搞清楚，在法律上站得住脚，第二看是它传播的内容的价值空间，选版权就等于选内容，好的内容就是价值。”
王亚非把图书销售分为两种，一种是知识品，代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知识文化的积累传承；还有一种就是生活随意品和消费品，跟人对于茶杯、手机和一支笔的需求是一样的。对于后一种图书，“还是要跟读者有更广泛的接口，才拥有版权价值”。
撞开股权激励
如果说，转企改制是第一轮新闻出版改革完成的特征，那么，新闻出版业下一步深化改革发展的着力点，王亚非认为是“真正在深层次上下工夫”。
其一，出版物市场是不是还是封闭的；第二，企业内部机制是不是真的搞活了。如果体制改变了，但模式、机制还是半政府式的，就是没有激活机制。在王亚非看来，做企业必须要保证三个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退出机制。其中的退出机制不是指出版社的退出机制，而是指，一个人以怎样的待遇退出，有什么样的保障机制。
跟一般工厂的机械劳作不一样，文化人的最大特点是，年龄越大，知识积累越多，资源越丰富。一个文化人五十五岁就退休，跟企业没有关系了，非常可惜。如果，能把他们知识资源最丰富的阶段继续利用起来，对企业的发展将极为有利。
在出版业中，王亚非一直积极倡导集团实行股权激励，但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做到。王亚非以“撞门”自况，他在公司和员工说，下一个目标就要撞开股权激励这个大门，“只要我干一天，就会努力一天”。
因为，“股权激励不解决的话，企业没有生命力。改了体制没有用，因为没有改机制。”在王亚非的观察中，大部分工贸企业、工商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也都走过了这个过程。“不解决股权激励这样深层次的问题，则竞争性国企的长远竞争绝对有问题。”
当然，循序渐进的改革才是解决的方案。王亚非履新安徽出版集团之际，在实行全面转企改制的同时，定下两条“铁规矩”：第一是“不上访”。就是说，不要太多伤害既得利益，但要改变以后的格局，即“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第二，“不下岗”。虽然出版社里边很多人不一定适合做出版，但不能让他下岗，而是要为他创造岗位。“不能简单讲减员增效。”现在，集团很多产业都是从出版社出来的干部在干，医药公司、基金经贸、典当、会展，现在看也都干得不错。
作为国家的职业经理人，王亚非时时对自己说，对企业负责，不光是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还要对企业里每个员工的家庭负责。
“双百亿”后的思考
2005年，安徽出版集团刚刚成立之时，提出的思路是“做大做活”。
“出版业要打破小作坊模式，第一步就是要做大做活。”外贸、医药、报刊、酒店、旅游、文化置业多领域的齐头并进，让皖版集团“资本积累了，产业链形成了，出口也有了，多岗位的经营形成了，人才相对集中，造血功能基本形成了”。王亚非说他现在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在销售收入和资产规模双超百亿的肩上，安徽出版提出了“做强做实”的目标。所谓“做强”，指的是“一提到某个领域、某个行业、某个专业、某个板块，就能说到你”；“做实”则意味着，第一确实有很多版权在手上，有实力，有雄厚的资金，资产负债率低，资产规模大；第二，拥有了很多未来的项目和适合做这些项目的人。因为，“实力本质上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资源和人的问题”。
在王亚非看来，出版行业最缺的是“能把钱花得掉、还能把钱花得好”的人，比如，能够拥有很多资源、很多版权，或者向更多价值高的内容产业上的挖掘。“十二五”期间，安徽出版集团给自己的定位是，“向成熟卓越的企业迈进”。所谓成熟，就是基本上规范经营了，人员的业务成熟了，操作已经适合市场化了；所谓卓越，就是企业文化比较强，始终拥有高层次的意识，看问题比较高和深。
“我们愿意做一艘科考船，始终在破冰，走在前面。”
文化厚积而薄发，和工商业有太多的不一样。很多重大图书工程不是几个人几年时间就能完成的，也不能立刻产生经济效益。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不要完全指望图书本身的效益支撑整个出版企业。我个人觉得，要多创造一些产业来反哺主业，不能把文化人完全逼到市场第一线。否则，他会丢弃了很多灵魂性的东西。”
文化不能急功近利和急于求成，但企业直接面临生存的问题，开张柴米油盐都必须有钱。改制后，安徽出版集团有上千号退休员工，“都要照顾到。民营企业往往就难以做到国有企业的这种担当”。
文化与金融
文化产业领域第一家发行银行企业债券，足显安徽出版集团对金融工具的重视。
2010年，安徽出版集团率先在行业内按最优惠条件发行10亿元银行中期债券，是文化企业利用债券市场融资规模最大的一次。回忆当时情况，“我们当时发行中级票据，是因为银行刚刚推行。债券时间长、利率相对比较低，比一般贷款要好。我们文化产业本身的资金并不是很多，出版企业所谓不差钱，是做小事不差钱，做大事没有钱”。
相对来说，文化企业的几个特点，社会是比较感兴趣的。第一，因为文化体制改革，社会认为文化产业是一个很阳光的朝阳企业；第二，文化企业的债务关系比较清爽。安徽出版组建集团后，经过两三年的积累，资产状况良好。债券可以发行到企业净资产的50%，“我们的净资产在两年前是50多亿，可以发行20多亿的债券。现在我们的净资产近100亿，债券可以发到45个亿。”王亚非透露，发行债券，钱并不完全投在文化产业上，金融能为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助力。
利用金融工具，王亚非找到了一个稳定的收益保障集团的效益，不管是丰年恶年，“都有钱进账”。谙熟商务的他分析，金融有两个特点，一是信用性，“你可以不用花钱，而用信用来赚钱”，第二就是它的市场化。
如何强化经营管理，各集团都有自己的路数。王亚非认为，只要是法人结构，就必须有一套人马去管理、去经营，见效益，这种思维跟部门经理、部门式的管理完全不一样。凡是当过公司一把手、负责过财务能称职的，放到哪个地方都能用起来。但是部门经理就不见得能撑起一片天，因为没有很强的市场意识、财务运作意识。所以，安徽出版集团旗下机构全部都是法人制，不搞扁平化的事业部制。而支撑王亚非底气的，正是集团良好的财务状况。
现在的王亚非，正在考虑对文化产业，如版权、品牌等无形资产的评估问题。事实上，数年来，他一直在积极为行业呼吁金融与文化产业的对接问题，但这牵涉到金融系统对软实力的认可程度，需要国家给说法。
很多人觉得多元化是陷阱，“只是不懂、不会操作而已”。但是，王亚非强调，多元化有几个原则，其一是不能离谱，时代出版的多元化始终是和立体出版有关系的；第二，始终做流通方面，而非工业实业，因为流通可进可出；第三个原则，跟金融挂钩；第四，和出版相近或相融的领域，因为能掌控。同时，虽是多元经营，但是要专业的人去干，“搞医药的必须是医药专业的人负责，搞典当的必须是金融专业的去做，搞旅行社的必须是专业的旅游机构”。
出版商品化
在王亚非的规划中，安徽出版集团实现战略目标的增长途径有两种。其一，就主业而言，在立体出版的延伸上下工夫。立体出版不仅仅指数字出版，只要是内容能够嫁接出去的，就是立体出版的范围，如一个内容多次使用，线上线下，包括向各个载体融合后的商品化。“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艺术品版画可以做成礼品、做成家居形式的；比如说，图书做成玩具形式的，就变成产业化了。关键是要和商品能够结合起来。”
第二，在国际市场下工夫。王亚非始终觉得，目前中国图书还没有走进国外的主流社会，没有真正形成有规模的市场。要让中国图书真正走进国外的主流社会，要有人在国外做中国文化的传输、传播，在当地用当地的语言、当地的人、结合当地的市场和实际情况来操作。“我干外贸时的经验是，专业团队真正在外拼打，从地摊卖起。”
此外，国家要有导向，培养队伍，专门研究“走出去”的可操作性，包括各国语言、法律、文化禁忌和市场等，都需要有详尽的考虑。而企业“走出去”落地的关键就是实业，“现在我们的文化还不强势，还不能仅仅在海外做出版，要先做实业机构，先生存后生活，然后再生产，再扩大文化元素”。现在，务实的安徽出版集团已在俄罗斯、波兰开办出版印刷传媒实体，面向全欧市场开拓业务。而依托实体，安徽出版集团还将开展文化产业、传媒业务、印刷技术等涉外培训，建成一个集培训、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文化商业培训基地，以此建立中国文化城，并联合相关企业建立海外投资中心。（本报记者 陈香）
一位学者眼中的“微博王亚非”
评说《一个总裁的微思考》和《非名言，微思考》
许道军
“微博”已经不是新鲜事物了，微博著作却是；一个人的微博专著，更不多见。当“微博著作”卸下“超文本”和“即时传播”两只翅膀，从数字技术天空落地到传统纸媒文字领域时，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优势，要与浩如烟海的纸媒著作展开不对称竞争。它们的对手，除了那些由成千上万文字结阵而成的“庞然大物”，还有那些披着“微博体”外衣的经典：《论语》、《道德经》、《增广贤文》、禅门语录……如果放眼世界，还有《扎拉斯图拉如是说》、《哲学研究》等等。这次，它们比的不是快，而是慢，看谁更久地在读者心上活下去；不是轻，而是重，看谁更沉实地扎根于人类的心灵；不是小，而是大，看谁的天空，能为人类的精神漫游拓展更辽远的边界……然而，王亚非第一部微博专著《一个总裁的微思考》面世之后，畅销5万多册，成为年度畅销书，而第二部微博专著《非名言，微思考》一经出版，也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为何王亚非的微博在网络与纸媒均取得多方关注，奥妙何在？
作为系列读物，《一个总裁的微思考》以题材维度为架构，从“一个有心人的社会观察”、“一个乐活族的生活态度”和“一个企业家的职场心得”三方面向读者展露自己的思考，而《非名言，微思考》则更多是从主旨揭示角度，集中展示自己的思考指向。作者完整而恰切地表达了自己关于“幸福”、“信仰”、“价值”等形而上的思考，鲜明提出了“全世界都需要正能量”、“成功就是十年磨了把小刀”和“不放弃就是最高的信仰”三个命题。王亚非的思考，深入、理性，但是带着作者的体温，切身体己，推己度人，不悬空高蹈；广阔、深远但最终指向中国，有着深刻的对象性。
当今社会，什么是最需要的“正能量”？从整体上说，我们绝对匮乏的不是物质。当一个社会整体处于焦躁、悲观状态，怀疑主义盛行的时候，我们特别匮乏“爱”与“善”，特别需要“美”与“慢”，尤其渴望“信仰”和“希望”。王亚非说，“人最小的善行，胜过最大的善念”。他还说，“任何事总有好的一面”。王亚非知道，在资讯极其发达的今天，真相固然可以被发现、被传播，但是一旦资讯被滥用，阴暗面也更容易被放大，甚至会掩盖生活的大部或者全部——这样的生活也是不真实的，它是另一种假相。他坚定地寻找生活的“光明”、“美”、“善”等“正能量”，并去传播这些“正能量”，这本身就是“善行”，是正能量。
生活每天都发生大量不作为、不公、不义、不法事件，推土机在城乡横行；许多年轻人毕业就失业，被迫当上“房奴”，更多的人欲当房奴而不可得。但是王亚非说：“不公平和不公正总是客观存在的，在任何社会都是如此，你得接受。”
其实，中国的发展成就明明白白，发展带出的问题也明明白白，现在重要的不是指出问题，而是解决问题。中国问题是一个结，是一个套，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些人恶意制作，而是历史性、群体性与文化性等复杂因素形成。《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描述了一种快刀斩乱麻的问题解决方式，但这肯定不是中国想要的。在中国语境中，批判与指责总是很容易，协商却很难，如王亚非所说：“抱怨成为表达情绪的主题，很少有人能耐心听懂一份具体方案，只是不耐烦地吼几声。”王亚非发现了问题，指出了问题，但不把问题绝对化，不把问题的双方逼向绝境。弱势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若以道德与苦难的名义咄咄逼人，强势者、既得利益者如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傲慢与偏见，最终，问题不是被解决，而是扩大甚至不可收拾。这是王亚非不愿意看到的。他的微博就像一个谈判桌，交替着协商，善意地提醒。当然，王亚非的人大代表身份天然就是协商的场域。作为人民代表，他既是国家机器的一员，又是政治阶层的中间人、社会利益的协调者，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就是社会意见的收集、传达与代言，“协商”是王亚非岗位工作。
作为企业主管、集团利益的代言人，王亚非同样具有强烈的岗位意识。这种岗位意识完全不同于传统士大夫“书生报国”式的壮怀激烈，沉郁顿挫，而是充溢着尽职尽责的热情，充溢着劳动的欢乐。热爱工作，努力工作并快乐着，这是现代职业态度。作为团队核心，王亚非有许多关于团队建设的真知灼见，比如人才培养、团队建设、领导艺术、职业道德、合作意识、价值定位、企业管理、事业规划等，触及到了现代管理学的深层。作为行业的领军人物，他还有高屋建瓴的思考，比如文化创新、文化产业在一个国家经济建设、文化发展和软实力提升中的重要作用，比如关于中国是出版大国，但不是出版强国；是文化大国，却不是文化强国的焦虑。他关于“讲故事”的思索，已经抵达了文化创造与文学写作的核心。好莱坞电影、“韩流”、《哈利波特》等，无一不是通过“讲故事”获取经济利益，强壮文化产业，当然还隐蔽传达了国家意识。
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也是产业的未来。对于年轻人，王亚非有很多“职场心得”要说，这也是王亚非工作思考的一部分。作为职场的一员，至少在自己的行当中，王亚非无疑是制定规则的那一方。但他并未高高在上，推广自己的成功哲学，宣扬“我的成功可以复制”；或者一味地奉承年轻人，激发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相反，王亚非的劝诫，深切而中肯，严厉而亲切。他结合着自身经验，主动与年轻人交换立场，希望去理解年轻人，当然也希望年轻人去理解他们的对立面，去理解他们未来的工作，更主要的是，理解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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