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德者夏仁德

    1940年6月，为解决国难深重局势下学生生活中面临的困难，燕京大学将原来隶属于教务处的学生生活辅导科改组为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一贯支持爱国学生运动、深受学生敬重和爱戴的美籍教授夏仁德被任命为主席，我父亲侯仁之被任命为副主席以协助工作。学校拨付的“工资”不够了，夏仁德教授就从自己的月薪中开支，但除父亲外，他不让任何人知道。他还用自己的钱帮助他认为特别应该给以资助的学生。究竟有多少学生接受过他在经济上的援助，谁也不知道。

    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北侧，有一块普通的碑石嵌在堆砌垒起的青岩顶处。向着湖水的立面上镌刻着三排漆红的大字：

    RALPH LAPWOOD

    RANDOLPH SAILER

    GARDEN

    碑石下方，两方天然青石上精心镌刻着放大的亲笔签名：

    Randolph Sailer  Ralph Lapwood

    Randolph Clothier Sailer (1898—1981) 中文名字是夏仁德，原燕京大学美籍教授。Ernest Ralph Lapwood (1909—1984)中文名字是赖朴吾，原燕京大学英籍教授。他们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赖朴吾在1984年来华讲学期间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北京。燕京大学校友遵嘱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此，常年祭扫，并设立“夏仁德、赖朴吾墓园”以缅怀这两位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他们的事业从中国开始，他们的第二故乡在燕园，他们的精神在未名湖畔长青。

一

    夏仁德1898年8月24日出生于美国费城，191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3年获哥伦比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8月他来到中国，执教燕京大学，曾任心理学系、教育学系教授及系主任。他曾讲授数门心理学课程，特别是为一年级新生开的必修课“心理卫生”享有盛誉，是外籍教授中最受学生们爱戴的良师益友。

    夏仁德同情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争取进步的事业，爱护燕大学生。1935年“一二·九”运动当天，天寒地冻，燕大学生队伍进城游行被阻在西直门。冻饿交加时，夏仁德、雷洁琼先生赶来送食品。1937年初，以Times驻华记者的身份成为燕京大学新闻学系讲师的斯诺从陕北红区归来，在夏仁德家客厅里向燕大二十多个学生介绍此行见闻，并展示刚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初稿和在陕北苏区拍摄的照片、电影。夏仁德的家成为进步学生集会的安全场所、躲避追捕的藏身之地和收藏进步书刊的书库。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夏仁德被日寇软禁，1943年3月被关进山东潍县日军集中营，同年9月美国和日本交换囚犯时被送回美国。1946年他又回到中国，辗转到燕大任教。1948年8月，在军警围困校园的险恶情况下，他掩护被通缉的学生出逃，奔赴解放区。

    1949年10月1日，夏仁德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1950年8月，因形势所迫返回美国。1973年4月，他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再次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夏仁德列名作为美中友好协会主人之一参加接待宴请。他在晚年深切怀念在中国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临终前在信中还向他的中国朋友致敬和告别。夏仁德于1981年7月11日病逝，享年83岁。在中国民族危亡的年月，他对中国抗日救国、争取进步的事业的同情和支持是淳朴真挚、始终不渝的。他是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

二

    1940年6月，为解决国难深重局势下学生生活中面临的困难，燕京大学将原来隶属于教务处的学生生活辅导科（只有一人）改组为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作为校一级的咨询机构，直接隶属于文、理、法三学院的院长会议。教务长担任院长会议秘书，兼生活辅导委员会秘书。辅导委员会的委员由三学院各派一名教师担任，主席和副主席由校长直接委派，都是义务兼职。一贯支持爱国学生运动、深受学生敬重和爱戴的美籍教授夏仁德被任命为主席，我父亲侯仁之（按当时的拼写，姓名为 Hou Jen-chih）因刚从研究院毕业留校任教，和学生接触多，遂被任命为副主席以协助工作。在师生中享有重望的洪业教授，对这次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酝酿改组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辅导委员会负责资助生活困难的学生继续学业，每两周开一次会，日常工作由夏仁德教授和父亲承担。当时不少学生家庭遇难或是和家里联络断绝，经济困难的学生人数与日俱增。为资助贫困学生，学校拨出一笔经费，由辅导委员会把分散在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室的一些工作分配给学生做“自助”性的劳动，实际带有勤工俭学的性质。后来室内工作不够分配，户外草坪修剪也包括在工种之内。开始时夏仁德还亲自参加这项劳动，以示鼓励。夏仁德教授为此付出了大量劳动，积极筹划，到处联系，自己亲手设计并绘制表格。他每天列出一个单子，登记学生的姓名，谁去打字，谁去抄写，谁去拔草，谁去修路。根据工种定值计算工值，按小时付酬，管理得井井有条。学校拨付的“工资”不够了，夏仁德教授就从自己的月薪中开支，但除父亲外，他不让任何人知道。他还用自己的钱帮助他认为特别应该给以资助的学生。究竟有多少学生接受过他在经济上的援助，谁也不知道。

    夏仁德教授在个人生活上自奉之俭也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和蔼可亲的夏夫人Louis就是在这样窘迫的条件下操持着家务。面孔清癯、身材消瘦的夏仁德教授穿着一身蓝布大褂，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人长车矮、在燕园里奔忙的身影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中。生活辅导委员会的办公室在贝公楼，从1940年秋到1941年9月，父亲有幸和夏仁德教授在同一办公室整整相处一个学年，目睹他兢兢业业忘我劳动，深受感动。不过，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却不是在办公室内进行的。父亲任职不久，司徒校长就提出一项任务：如果有学生要求学校帮助离开，不是为了转学，而是为了参与抗日救国的工作，无论前往解放区还是大后方，都应该给以支持，由生活辅导委员会负责办理。这项工作就落到了父亲的肩上。

    夏仁德有三封信父亲保留至今。其中第一封信写于1940年6月，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酝酿成立时：

    Dear Mr. Hou,

    I presented your ideas and plan to Dr. Stuart carefully, and he was in full agreement. This morning the plan for the committee came before the joint Administrative-Deans Committee. They approved its appointment as an Advisory Committee, a Fu Tao Wei Yuan Hui, to be responsible to the Deans’ Committee. This I think is far from ideal as a permanent arrangement, but I think that if we can prove our value, the status can be changed later—the important thing to show what we can do. I wonder how you feel about this. They wanted to appoint you as Vice-chairman rather than Secretary. This was partly my own suggestion, as it seemed to me somewhat more in keeping with all you said the other day—am I right？  

    As to personnel, the only question raised was regarding the Science College, Dean Wu wondering why Dr. Ch’u was chosen rather than Mr. Ts’ui, for example. I would trust your own judgment on this much more than my own—would you mind dropping in and giving Dr. Stuart opinion on it？

    We leave early tomorrow morning. Would you consider yourself officially in charge of the office until we can organize the committee after I get back around the middle of July？ Mr. T’ien finished by July 1st. I do hope this will be convenient for you. Our address at Peitaiho will be “Pyke Cottage, E . Cliff, Peitaiho Beach.”

    I do hope that you will feel we have enough basis to go ahead. You certainly have a very broad and clear view of the whole problem.

    Most sincerely，

    Randolph Sailer (签名)

    另两信虽然具体日期不详，但可以推断是写于在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共事期间。

三

    随着日寇不断进行大扫荡，局势日益恶化，更多的学生酝酿放弃学业，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当时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在四川发起组织了“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把内地分散的手工业组织起来，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扩大生产、支援抗战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宋庆龄、斯诺和罗斯福夫人积极参与了发起“工合”的活动。

    1939年暑假的一个夜晚，在数学系任教的英籍教师赖朴吾突然约父亲到他的临时住所燕南园59号，很冷静地说，第二天凌晨他就要徒步爬越西山到四川去，协助路易·艾黎做“工合”的组织领导工作，因此特地告别。赖朴吾去四川的情况后来在教师和学生中颇有传闻，不断有人想投奔“工合”。父亲和夏仁德教授商量后，就去见司徒校长想办法。他主动提出应该资助学生南下，并建议学生先去上海，由那里的燕大校友林永俣和梁思懿帮助转往内地。1940年冬，父亲将十来个学生送上开滦煤矿的煤船，他们绕道上海进入内地。曹天钦、刘适（石泉）、钱淑诚（钱行）等就是这样走的。那时形势混乱，上一批走时通的路线不通了，要设法联络新的接应，随后走的几批，每批走的路线都不一样。这些学生走后，又有学生要求去解放区。

    父亲送学生到解放区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进行的。1933年入学的陈絜曾在学生自治会担任领导，也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时任中共北平西区区委书记。本科毕业后他去了延安，1940年又返回燕大，以历史系研究生身份做掩护开展地下活动。陈絜不止一次对父亲讲过解放区的情况。父亲以生活辅导委员会的关系帮助第一批学生南下时，陈絜就和父亲说，还应该送学生去解放区。说解放区就在西山里面，去也方便，而且那里很需要知识分子。父亲表示赞同后，陈絜建议去见司徒雷登校长。司徒校长完全同意这样做，要陈絜和父亲共同负责这件事。随后陈絜嘱咐父亲，他们两人之间是“单线联系”—— 这是父亲第一次听到这种联系方式。他意识到，这是不同寻常的信任，必须秘密行事，父亲恪守了这一原则。

    送学生到解放区是绝对机密的。遇到有必要请夏仁德教授帮助时，不必告诉他原委，他总是欣然承诺，从来不多问一句话。1941年初陈絜传话，要父亲安排进入解放区的学生都必须预先注射白喉、伤寒等预防针，以避免将传染病带入解放区。父亲接到指示得知燕大校医院吴继文大夫是自己人，便请他亲自为学生注射。但是校园里四处潜伏着敌伪的密探和特务，到校医院公开注射太引人注目。父亲考虑再三，认为夜深人静时在位于水塔近旁的夏仁德教授家里进行是最安全的。于是父亲向夏先生说：要借用他家中的一间房，在夜间办一件事，请他把这间房的钥匙交给父亲，他本人不必在场，也不必了解房间里在做什么，以免万一失事，遭到追查。父亲的请求得到夏仁德教授毫无保留的支持。注射就这样一次又一次静悄悄地办妥了。

    1941年夏，燕大学生孙以宽、陈培昌、方大慈前往太行山林县的北方抗日大学。10月秋季开学不久，到解放区的孙以宽忽然回到学校，要父亲为他和司徒雷登校长以及夏仁德教授分别约定时间面谈。面谈内容他不能讲，父亲也不应该问。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父亲和以宽见面时，他们一起回忆，互相补充印证，才知道是组织上派以宽前来见司徒校长，希望燕京大学能把图书馆有副本的部分书籍赠送给林县的北方抗大。司徒校长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具体办法需要直接和图书馆馆长田洪都联系。后来由于某种原因，组织上认为不能直接找馆长，因此再未联系。以宽提出见夏仁德教授，是因为夏先生准备了一批特效药（青霉素等）和其他医疗用品，要以宽带回解放区。那个时期，在夏仁德教授的帮助下，燕京大学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多次输送了急需的医疗器械、药品、照相印刷器材、钞票纸张、无线电元件以及炸药等。

    1941年12月7日（北京时间12月8日）日寇偷袭珍珠港，日美宣战。8日早晨六点半，从广播中听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后，英籍教授林迈可夫妇和班维廉夫妇四人立即驾司徒校长的汽车出西校门直奔西山，进入了平西解放区。他们走后一小时，燕京大学被封。燕大的全部外籍教职员，除了瑞士籍的王克私教授和日籍的鸟居龙藏教授外，全部被日军监视起来。夏仁德教授本可逃走，但是8日上午，当日本宪兵队在贝公楼宣布占领燕京大学时，他正打电话到学生宿舍找1940级的学生赵凤章（俞林），因为地下党有满满一柳条箱、近二百本的“禁书”藏在夏仁德家小客厅的壁橱里。这是一批“一二·九”运动时留下的书籍，地下党员赵凤章管理这个“书库”已经一年多了。电话里听到赵用英文答话后，夏开门见山地问：“你的书我可以销毁吗？”赵立刻回答：“当然可以，我正想取回销毁。”夏说：“这样多的书你如何能取走？我正在烧自己的一些东西，就在我家把它们一起烧掉吧。”赵想前去帮忙，但为了不暴露，夏回答说由他自己做。在最危急的时刻，夏仁德教授为掩护学生，不顾自己的安危留下来亲手销毁了这些书籍。

    12月9日上午，住在学校南门外海淀军机处的父亲绕道到西校门，想试着混进去。学校已在前一天被封，日本宪兵正在驱赶学生离校。父亲亲眼目睹在明晃晃的刺刀下，夏仁德教授正气喘吁吁地帮助女学生们把行李连拽带拉地搬运到校友桥头。就是在往返于宿舍和西校门，帮助被驱赶离校的学生们运行李时，夏仁德教授被日军抓去，当晚与其他外籍教员被关在燕南园，后来被软禁在北平东交民巷原英国使馆。当乔维熊（燕大1939级学生）冒险去看望他时，他拿出地图指着说，现在抗日战争进行得很好，日本鬼子长不了，并说他在想法逃往解放区。然而他未能逃脱，1943年3月又被囚在山东潍县集中营六个月。9月美国和日本交换囚犯，夏仁德教授被送回美国，和夏夫人、三个儿子团聚。

四

    1945年春，夏仁德教授经印度，过喜马拉雅山，辗转到成都燕大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继续支持燕大进步师生，为了保护学生不顾个人安危。1948年秋，已临近北平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加紧镇压学生运动，策划“八一九”大逮捕。8月19日北平各大报都刊登了大学生的“黑名单”，当局派军警以搜查“匪谍”的理由包围学校搜捕学生，送交“特种刑事法庭”审判。燕京大学被特刑庭通缉的学生有31人，其中在校的8人。19日当天，国民党军警六百余人包围了燕京大学，把守住西校门、东校门和南校门，多次企图进校园搜捕。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出面同军警头目反复交涉，宣称校内没有名单上的学生，还以燕京是美国教会办的大学为由，不准军警擅入。但交涉几天无效，有消息说军警将在21日进校搜捕。20日夜，夏仁德教授挺身而出，把上了黑名单的8个学生都集中到燕南园60号他自己家里。

    在夏先生家，学生们决定当夜翻墙逃走去解放区。夏仁德在燕南园的住所离校墙很近，墙在校内的一侧只有齐胸高，外侧有两米多深，用绳缒下，落地便是燕园校墙和农园围墙之间相夹的一条道。这条狭窄的大车道平日行人车辆稀少，向东一直通到成府村南边，附近有庄稼地，有小路可以穿行。夏先生帮助学生们用药水涂改了身份证，并准备好缒墙的粗绳；又找来北平地图，指点他们钻庄稼地后要走小路，经过元大都的残垣由德胜门进城，而不能走戒备较严的西直门；他还让学生们带了些馒头片面包片，路上对付狗叫。深夜两点，夏先生先沿校墙来回巡视确定无人监视后，协助六个学生一一翻墙而去。

    还有两个学生因病不能出逃，夏先生便另做安排。学生刘适被隐藏在校园西南一处污水池塘旁，那一带芦苇、杂草丛生，是校园里偏僻荒凉的地方。夏先生为刘适准备了油布、毛毯和食品。一切安顿好后，夏先生当夜悄悄到我们家通知我的母亲。当时父亲在英国留学，只有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住在佟府甲三号一个僻静的小院里。刘适藏身的地方离我们的小院仅有四百多米，间隔一片稻田。两天前，母亲已把刘适的妻子缪希相接来，留住在我们家里。到了8月21日，军警特务果然进校搜捕。陆志韦校长发表了义正辞严的讲话：“这样的事，我们燕京大学有过两次，一次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进入学校），而现在是第二次。但那次是敌人，这次却是我们的同胞。”话峰直指军警。随后特务搜查校园，燕大的一群教工紧跟其后，使得军警们一无所得，悻悻而去，只能在校门增岗加哨。

    刘适在露天荒草中隐蔽了三天四夜后，于半夜12点从藏身的地方穿过那片稻田到我们家和妻子缪希相会面，母亲守在院子门口为他们放哨。这段危急的时间，夏先生和夫人有几次不得不在白天到我们家里来送信，他们像随便串门的样子，一边逗着我玩，一边小声向母亲布置任务，传递消息。到了8月23日，看到军警特务有些松懈了，晚上夏夫人向母亲仔细传达掩护刘适和缪希相脱险的计划。母亲再一次冒险到成府刘适家中为他们取衣服，准备行装。24日早，缪希相盛装打扮，乘坐严景耀教授（雷洁琼教授的丈夫）因公办事的小汽车直奔城里。刘适在我们家换上了母亲取来的一套西服。这时夏先生和一位年轻的美国教师Overzer也来了。握手告别后，刘适骑上准备好的自行车，由Overzer护送出了校门。当快到北平德胜门城门的检查站时，军警正在盘查行人，骑车人都要下车逐个检查。这时Overzer向刘适做了个“闯关”的眼色，于是他们旁若无人地并行骑着，还用英文高声交谈，把守的军警未敢拦截。安全进城后，刘适、缪希相经天津转至陈官屯，设法通过闸口封锁线，进入了华北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刘适、缪希相后来改名为石泉、李涵。1954年他们到武汉大学历史系工作，是父母亲生平挚友。

    1949年9月27日，父亲在开国大典前三天从英国回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了兴高采烈的夏仁德教授。1950年朝鲜战事出现紧张形势，中国和美国成为敌对国，美国成为美帝，是中国头号敌人。美国在华的教会学校于是有了明确的定性——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由此确定了它必然消亡的命运。燕京大学和燕京人面临重大关头。在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运动中，燕大的外籍教授陆续离开中国，进步教授夏仁德也不得不在1950年8月回美。

五

    二十多年后的1973年4月，夏仁德夫妇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在儿子夏亨利律师的陪同下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合影。周总理称赞夏仁德：你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才，你从抗日救亡运动到解放战争，给予中国学生运动很大的帮助。你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我们感谢你。

    夏仁德教授重返燕园和多位燕京老朋友在他曾居住过的燕南园60号亲切会面。夏仁德与我父亲合影并在照片的背面写下：

    With very warmest admir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sincere and 

    spirit of my old friend Hou Jen Chih

    Randolph Sailer

    父亲在下面加注：

    April 21, 1973

    燕南园60号

    “文革”结束后，夏仁德和许多老朋友、老学生们的联系更为密切。1979年1月19日，夏仁德在给我父母亲的信中提到将要迎接邓小平副总理访美。当邓小平副总理到访美国时，夏仁德以美中友好协会的主人身份参加接待宴请。  

    1980年父母亲出访加拿大和美国，特意前往华盛顿市郊拜望夏仁德教授和夫人。这次拜见肩负了一项重要的使命——出国前燕大校友、时任中国驻爱尔兰大使的龚普生（龚澎的姐姐）同志嘱咐他们，一定要专程访问夏仁德先生，详细了解他当年在中国的活动，作全面系统的记述。可是当到了夏仁德夫妇所在的养老院，父母亲当面向他转达龚普生的话，提出采访的要求时，夏仁德诚恳而亲切地说：“关于我个人没有什么可写的，真正应该写的是你们自己。”

    这是父母亲最后一次与夏仁德夫妇会面。  

    夏仁德先生在他的晚年，表达了对在中国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们的深切怀念。临终前，他在信里向他的中国朋友致敬、告别：

    I admire so very deeply the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a better world and your part in that struggles.

    （我对于中国人民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所作的斗争以及你们在这个斗争中所作的贡献，深深表示钦佩。）

    1981年7月11日，夏仁德病逝。他的逝世在燕京大学的友人和学生中引发了深切的怀念。1981年9月6日，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召开“夏仁德先生纪念会”，有160多位校友参加。198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夏仁德在中国》（Dr. Sailer in China）一书，收入众多燕京老朋友、老学生的怀念文章。

    2011年6月10日，夏仁德先生的孙子Bill Sailer来到燕园。担任美国高通无线通讯技术公司副总裁的Bill对接待他的燕京大学校友会说，他听到他的祖父讲述过很多往事，到燕园来亲身感受是他多年来的愿望。他满怀深情地在夏仁德的两处故居前和“夏仁德、赖朴吾墓园”拍照留念。  

    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夏仁德的仁与德将长久留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