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锻炼了我

    写下这本书，感觉就像重新活过一次。  

    ——朴槿惠

年龄送给我的珍贵礼物

    结束了江原道之旅，回到首尔的路程看似很遥远却又近在眼前。看着窗外不停变换的景色，有种说不出的惆怅。原以为过去的时光就像做了一场漫长的噩梦般，被远远地遗忘，没想到遇到记得当时的人，让我既高兴又感激。和父母亲一起住在新堂洞老家的珍贵回忆，以及在青瓦台和母亲生活的时光，对我来说就像一场梦一般既美好又短暂。

    在被人们渐渐遗忘的同时，我得到了安定与平和。那种感觉就像是原本穿着高跟鞋走在山路上的我，突然换了一双运动鞋一样。参观宁越郡的端宗墓时，走在冰冷的寒冬中依旧散发着绿色光芒的松树林里，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幸福吧。

    在那时候，我踏出了文人的第一步。出版集结了我日常生活与思念的《要是能出生在平凡家庭》，之后又发行了散文集《终究是一把，终究是一点》。不知不觉地我也成了文人协会的会员。我读着多种不同领域的书籍，把好的句子抄下来做笔记累积自己的修养，就这样过着平淡的日子。当时写下的那些笔记，至今依旧是我人生的指南。

    到了四十岁以后，我的内心变得更加包容，这是年纪给我的礼物。观看人世间的视线也变得柔和了些。岁月在我的眼角留下细纹的同时，也透露了我的年龄，这样的我看起来一点也不陌生。偶尔在脸上看到母亲的影子时，反而有种安心的感觉。

    我很满足于这种平静的每一天，中间时常会有人问我要不要重回政坛，我都是毫不犹豫地回绝。

    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母亲好像考虑过要把我嫁出去。春光明媚的某一天，和母亲一起喝茶的时候，母亲提起了结婚的话题。

    “你的理想型是哪一类型啊？”

    “我还没有具体思考过这问题，所以目前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

    “仔细想想看再告诉我吧。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找到一个好的伴侣相依为命过日子。”

    如果母亲没有过世的话，我恐怕会像一般人一样，在一个平凡的家庭里过着家庭主妇的日子吧。但那种日子对我来说已经是早在年轻时就落幕的梦想。代替母亲担任第一夫人的要职以后，我的每一天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空去想恋爱和结婚这回事。大学时期因为是总统的女儿，所以更没有自由可言。现在想想，我好像都没有谈过像样的恋爱呢。

    就像穿越沙漠的骆驼一样，我的青春岁月就这样默默地度过了，但我从不留恋或后悔。在每一瞬间我都做了最佳的选择，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值得的。但是偶尔在路上看到结婚生子，牵手一起散步的老夫妻，那平凡的小小幸福，是多么地美丽又珍贵。也许是因为自己没有拥有过那种人生吧，所以感到更加难能可贵。

    一大早若要买豆腐等食材，我就会走到家附近的小杂货店，每次到了店里总会看到从凌晨就开始忙碌工作的年轻夫妻。我很喜欢看着他们努力工作的模样，所以舍弃到大超市购买食材，成了这家小杂货店的主顾。先生汗流浃背地扛着沉重的货物，年轻妻子则心疼地拿起毛巾帮他擦拭着汗水，看着这样的两人，我不禁会心一笑。像这样一点一滴存下来的血汗钱，他们会用这些钱送孩子去念书、买自己的房子，也会梦想自己晚年的悠闲生活。看得出来这对夫妻互相有着坚定的信念，相信不管遇到什么困境，一定都有办法携手度过。在别人眼里虽然那间杂货店小到不起眼，但在我眼里看到的却是只要两人同心协力开心经营，就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他们。这对年轻夫妻给了我这样的信心。

    就像人生的智慧并不是一天就能累积一样，幸福也不会自己找上门，平常有准备有努力的人才能尝到幸福的果实。

    在重返政坛之前，要说我每天都在过着学习的日子也不为过。虽然生活与政治无关，但是每天都会固定看报纸和电视新闻，从未间断过对这个国家的关心和担忧。

    在青瓦台生活的十五年期间，我毫无选择地也成了爱国者。当对父亲的毁谤与流言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有人劝我暂时离开韩国过段时间，但是我做不到。这里是我出生长大的国家，是我的土地。不管去到哪个国家生活，都比不上住在自己国家理直气壮又幸福啊。就算再痛苦再疲惫，我都会在我的国家完成我的人生并长眠在这片土地里。

从现在开始

    1997年爆发的IMF危机（译注：当时濒临破产危险的韩国，向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简称IMF危机，即一般所说的“亚洲经济危机”）对我而言是非常大的震撼。媒体每日不断报导国家面临破产危机、大量失业情况，以及民众陷入生活困境的相关新闻，这些消息看在我眼里，心底不禁一阵愤慨。当初如此艰难创建的国家，怎么可以就这样应声倒下。今日的经济成长并非一朝一夕达成，是千万民众流下血汗的成果啊。眼看国人辛辛苦苦累积的成就之塔可能就要瞬间倒塌，实在让我揪心不已。

    回想1960、1970年代，韩国还是全世界最穷困的国家之一。既没有钱，也没有其他国家援助，是联合国一百二十多国中位居印度之后的穷困国家。国民收入才仅仅七十六美元，当时国家穷到连菲律宾的国民收入一百七十美元都还远远不及的程度。现在的中壮年们大部分都经历过那段贫穷岁月，辛苦奉献过他们的青春。

    那个时候，家庭主妇们甚至将自己的头发卖掉，以换取大米和蔬菜。而那些头发收集之后被做成假发出口到国外。而且，没有国家愿意借钱给贫穷的韩国，所以政府将矿工和护士送到西德，以他们的薪水作为担保，这才借到了一亿四千万马克。

    无数年轻人一心为了脱离穷困，将自己的青春全都奉献在异国他乡。如花的年纪，远赴他国工作，那些护士们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下从事擦拭尸体等工作，辛苦赚钱寄给韩国的家人。历经这样的痛苦，韩国才有了今日的经济成长。

    1970年代，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希望韩国在短时间内可以成为国民收入达到一千美元的国家。总统与国民齐心合力，都为此勇往直前。不分你我，为的都是能成为一个全民三餐能吃饱的国家、安全无忧的国家。

    我比任何人都还要了解这段韩国崛起的历程，所以当我看到韩国面临IMF危机时，比谁都更加心痛。我担心过去所建立的许多成就，很有可能一夕间成为泡沫消失。想到这点我就会不自觉地冷汗直流。

    有一天路过乙支路，眼前的情景使我难掩心中的悲伤。露宿街头的街友们排了很长的队伍等着领免费配给的晚餐，我和其中一位排队的人四目相交，他急忙慌乱地扭过头去。若不是因为爆发IMF危机，他应该和家人在快乐地吃着晚餐吧。或许他曾经是某个家庭里有着稳固薪俸的家长，然而现在双肩却如此畏缩。我在心里问：“这到底是谁造成的？”

    那天之后好几天以来，晚上总是辗转难眠。即使工作做到一半，我也会不自觉地叹气，吃饭时也没什么胃口。不管是看报纸、电视，还是环视周遭，都看不到愿意出来负责的政府官员。关于这个国家为何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只听到有人责怪财经人物，也有人大声斥责十八年前去世的父亲。将此刻的外汇危机归咎于60和70年代的工业化，实在是太不合情理了。

    爆发IMF危机之后，我开始苦恼自己到底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即使事小，也要为国家做点事才对。但我实在没有勇气再次从政，因为在青瓦台的日子早已深切体验过责任者被赋予的“无限责任”，以及毫无自由的公众人物生活。90年代之后，好几次有人提议要我出马参选国会议员，我都郑重地予以拒绝。

    IMF危机爆发前，我好不容易才从离开青瓦台的阴霾之中走了出来，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IMF危机之后看到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我不断问自己：“国家都已经如此摇摇欲坠了，我还能独自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吗？这样日后要如何坦然面对自己呢？死后又如何问心无愧地见父母呢？“十年之后忆起今天，可能会自责”只为了自身安宁而不顾应尽的责任“吧。到了该下决定的时刻了。

    终于，我决心要走“政治人朴槿惠”这条路。我下定决心要为大韩民国的前途奉献余生，即使将来要越过的山岭再险恶、再陡峭，我也不想再犹豫了。于是，我重新踏进了政治界。

选择了大国家党

    1997年12月10日，八天后就是总统大选的日子，我决定支持大国家党的总统候选人李会昌，并正式参加助选活动。我之所以选择大国家党，是因为认为李会昌候选人长久以来一直都是个清廉且有能力的领导者，如果和李会昌候选人一起努力，相信将可以用智慧解决IMF经济危机。

    1996年的国会选举前，自由民主联合党曾经问我要不要到龟尾市参选，但我并没有答应。因为当时我并不认为一定要跳进政界才行。然而，这次不一样，眼见国家经济摇摇欲坠，危机感已使我内心一片黑暗，我得站出来才行。一想到艰辛创建出来的国家即将崩溃，便觉得焦急万分，因此我决定要出来帮李会昌候选人助选。岭东、大邱、浦项，我开始马不停蹄跑遍全国，整天忙于助选活动。

    虽然长久以来我远离大众的视线，但在助选时仍有很多人认出我来，还很热情地向我打招呼。特别是在大邱的助选活动，当地民众反应超乎我的想象。即使夜已深，还是人潮汹涌，挤满街道，拥挤程度连踏脚的空隙也没有。民众的欢迎也让我百感交集，他们不停喊着“朴槿惠”，甚至有人一看到我就抱头痛哭。他们让我强烈感觉到，每个人都热切希望能有好政府。于是，我的心情更加沉重。

    不久后，我在支持李会昌候选人的电视演说中向国民真心呼喊：

    “我父亲说过，他第一次向国民介绍《请好好活下去》这首歌时，内心感到十分凄凉，非常悲伤，可见当时我们的生活有多苦，竟然到了要喊出‘请好好活下去’的地步了。可是我父亲说，要一直听，直到国家达成现代化，直到经济稳定为止，要一直听《请好好活下去》这首歌。我们忍受了多少苦难，才在这战争废墟上建立了今日的祖国……”

    隔天，我到浦项的竹岛市场助选时，市场里做生意的商人与来往的行人都来拉着我的衣角，眼眶泛红地说昨天看到了我的演说，突然间，整个市场很多人都哭了。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连采访的媒体也吓了一跳，纷纷摄影取材。越来越多人围聚过来，到处有人哭泣，加上各大媒体都在拍摄，市场内的景象宛如一部伤心的纪录片。

    群众将我团团围住，就连想移动脚步也动弹不得。

    “加油啊！”

    “请出来拯救国家经济啊！”

    民众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到了竞选活动的最后一天，抵达京畿道河南市时，虽然夜已深，仍然有非常多的民众在等着，许多人要与我握手，人多到连我的纽扣都被挤掉了。

    在马不停蹄拜票助选的这段时期，我也曾经历过危险时刻。在我坐车要去天安市助选时，路上发生了车祸，刚刚经过收费站正要右转的瞬间，后方来车从旁边擦撞了上来，撞击之后刚好惊险地停在我们身边。我坐的那辆车的车身严重毁损，人们惊吓地喊叫着“救护车！救护车！”要我快去医院检查，但是一想到正在等着我的民众，我无法前去医院，还是继续赶去助选。

    决定踏入政坛之后，八天来，我实际感受到了民心的力量有多么大。拜票助选时遇到有些人握住我的手，说曾在我当第一夫人的年代见过我，一面说一面流下欣喜的眼泪。

    那个年代见到的年轻的公交车售票员们、面带纯真笑容的职校学生们、稚气的高中生，如今他们已结婚生子，为人父母，脸上带着岁月留下的皱纹。见到他们就像见到我年轻时的朋友，既高兴又激动。心里暗下决定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至少，我要做到的就是绝对不当一个不负责任的政治人。

来自朝鲜的邀请函

    “议员，朝鲜提出邀请您访北的事宜。”

    正当我在为韩国“未来联合”创党做准备时，我同时担任欧韩财团(EKF)的理事，而欧韩财团提出了可否请我拜访朝鲜、行程为四天三夜的意外邀请。

    隶属于驻韩欧盟商工会议所的欧韩财团一直以来都在向朝鲜儿童寄送足球与医药品等，进行积极的支持活动，对于欧洲与朝鲜的经济协作问题也提了许多提案。朝鲜对于欧韩财团非常关心，并想表达谢意，所以邀请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位财团理事。

    我以前就听到从朝鲜访问回来的人提及朝鲜想邀请我的事，但这次是直接收到邀请。

    朝鲜对我而言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母亲被朝鲜间谍枪击身亡，曾经还有朝鲜特殊部队为了袭击我父亲和家人而侵入青瓦台。父亲为了抵御北方的威胁，为国家劳心操神的模样，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因此，决定是否要去朝鲜对我而言并非易事。

    但如今我认为应该放下过去的痛苦与记忆才是,而且正因为我经历过那样的痛苦，反而更能够解开南北关系。于是，我决定前往朝鲜。

    “朴槿惠女士真的要来共和国吗？”

    听到我决定要去朝鲜的消息，反倒让朝鲜惊讶了。我还收到了朝鲜方面的请求，要我写一封确定访北的确认书，而我也照此做了。

    出发前，我将一直以来政府在南北关系上应该促进却毫无进展的事项做了一番整理。例如国民俘虏问题、金刚山水坝问题，之前韩国媒体报导金刚山水坝有溃堤危险而使南北关系趋于紧张，还有离散家属的常设会面所、长久以来梦想的南北铁道连接、举办南北统一足球比赛等亟待协议的几件事项。我将这些事项告诉了统一部，并在与统一部的郑世铉长官会面时，谈到这几件想向北方提出的待处理事项。

    2002年5月10日下午一点，我在仁川机场搭飞机前往中国北京。在机场里知道我要去平壤访问的人，都纷纷对我说：“祝您一路顺风。”

    其中一位七十七岁的老爷爷走近我，将手里拿着的一张纸条递给了我，紧握住我的双手。那张纸条上写着他在朝鲜的离散家人的身份数据明细，他请我一定要帮忙找寻他的家人。听到老爷爷恳切的请求，我感到非常沉重，心想：

    “我一定要早日化解这些人一生的遗憾……”

    到达北京隔天，当我们在机场候机楼等着搭高丽航空前往平壤时，同行的一个人急忙跑来告知消息：

    “金正日委员长派了特别专机来，要我们搭专机去。”

    这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上午十一点五十分，这架专机只载了我们一行四人，从北京机场飞往平壤。专机在下午两点半抵达平壤顺安机场，机场挤满了欢迎的人群，朝鲜的媒体以及劳动党的中央委员长等相关人员都到机场迎接。踏上平壤的第一步百感交集，同时心里也有股强烈的使命感。

    平壤市区和电视里看到的一样，没什么差别。路上没有什么车子与行人，感觉空荡荡的，整顿得相当干净。大同江也像首尔的汉江一样，江水缓缓流过市区。一进到我们下榻的百花园迎宾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金永顺秘书正在门口等我们。金秘书引导我们去房间，并介绍说，我住的房间是2000年金大中总统曾住过的房间。

    不久后，等到房里只剩我一人时，才终于有到了平壤的真实感。

    天色尚且昏暗的清晨五点半，我就醒了。可能因为紧张的关系，身体一直无法放松，进行完丹田呼吸之后，我慢慢走到庭院去散步。这时开始下起了雨，真是天降甘霖啊！因为我在来的路上得知朝鲜正为干旱所苦，这场雨对于六月插秧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几个旅馆员工路过，笑着对我打招呼，说道：

    “似乎是您把南方喜悦的雨带来了这里。”

    早餐之后，和金永顺秘书见面聊了一个小时左右。金秘书提及金刚山水坝的问题，他说上次因为韩国报导金刚山水坝工程偷工减料，使朝鲜很不高兴，才会取消南北会谈。

    我冷静地回答：

    “我能理解你们不高兴的原因。但是既已约好要会谈，北方理应遵守约定。信守承诺才能彼此累积信赖。”

    5月13日，我到处看了平壤的许多设施。其中，朝鲜最大的妇产科医院──平壤妇产医院，最令我印象深刻。我和他们的医疗团队一起参观医院设施的时候，医疗器材科的一位医生道出了他的苦衷。他说2000年南北领导人会谈时，李姬镐女士来访并带来了超声波检查器，但是故障之后因为没有零件而无法修复。我立刻问是什么零件并且记录了下来。

    5月13日晚上，结束了正式的行程，正准备休息的时候，突然从外面传来了热闹的声音。接着就有人转告是金正日委员长到了我下榻的百花园迎宾馆，说是要在百花园迎宾馆内的独立会议室里与我单独面谈一小时。

    在只配了一名记录员在旁的情况下，我与金正日委员长面对面坐着。他是个很坦率且直爽的人，互相简单地寒暄之后，过了没多久，他突然讲到1968年朝鲜特殊部队袭击青瓦台的事件，向我道歉说：

    “当时是极端主义者们犯的错事，我感到抱歉，犯错的人都已接受了惩罚。”

    金正日委员长的说话方式与态度令我印象深刻。我先起了头，说道：

    “我认为，南与北在强化交流的同时，必须互相配合才能自然地打开和平统一的路。”

    金正日委员长点了点头。我继续说道：

    “离散家属的问题以及韩国战争时失踪的国军与民众的生死确认问题，应该立刻进行才对。要让那些一辈子怀有心灵伤痛的人们与失散的家人相见才是，我认为应该尽早设置离散家属的常设会面所。”

    离散家属常设会面所的设置非常必要，但在政治上是敏感的部分，所以对朝鲜而言很难轻易接受。不过，金正日委员长竟爽快地同意了此项提议。我们的对话立刻加快了速度，我也提到了关于金刚山水坝的事。

    “对于偷工减料的指责，我知道北方这边非常不高兴。然而，既然如此就应该组成南北共同调查团一起调查。查明之后，有需要修复的地方就予以修复，不是事实的地方就予以正确报导，这样朝鲜才能洗刷冤屈，南方的民众也才能够安心。您认为呢？”

    “好，那就由北南的专家组成调查团一起来调查吧。”

    金正日委员长对于南北铁道连接之事显得格外关心。我建议透过南北韩铁道连接，使朝鲜半岛成为国际物流基地，让南北都能创造出经济利益。他对于我的提议表示了强烈的肯定之意。对于通过南北东海线的连接，一直连到西伯利亚铁道的方案，我们也讨论了实际执行时的一些现实问题。

    经过约莫一小时的谈话，金正日委员长与我约定了不少事。南北足球比赛已有一段时间中断交流，我们也约好要重启这类的运动交流，以展开相互之间的友好往来。

    我最后问他：“您说好要回访南方，是否真能遵守约定呢？”金正日委员长说他会再找适当的机会去，而且如果来访的话，会到朴总统的坟前参拜。我表示希望将所有谈话内容透明化提供给媒体，他随即说：“请您自行决定。”显示了对我的信任。

    单独面谈结束后，金正日委员长与金永顺秘书、劳动党组织部第一部部长张成泽、第一部部长林东玉等人和我们一行人共同用餐，时长大约两小时。在最后的晚餐时间，我再次强调南北信赖建构的必要性。金正日委员长将刚刚与我谈话时协议的内容告知在场的朝鲜与会人员，并且嘱咐：“你们要切实执行。”

    用餐途中，金正日委员长说了一段关于我父亲的秘史。在《7·4朝韩共同声明》发表前一刻，南北之间的交涉过程中，朝鲜的代表提到：“南、北各自减少几万人数的军队吧。”我父亲随即打断他的话：“那可不行。”朝鲜代表说：“那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提议，为何不同意呢？”对于北方代表的问话，我父亲回答：“北方即使减少八万名，只要吹个哨子就能重新号召，但是南方不行，即便是敲锣打鼓，也无法迅速号召。”

    晚餐即将结束时，金正日委员长问我要走哪一条路线回去，我说当然是经由北京再坐飞机回韩国。

    “有必要绕那么远的路吗？您何不经由板门店回去呢？”

    这是我从未料想过的提议。

    “如果能那样，当然好。”

    结束四天三夜的行程后，要回韩国的那一天，我们搭车从平壤出发，经过开城到板门店。从平壤到开城的道路非常直，道路两旁盛开着洋槐花，花香从车窗飘进了车内。途中参观了一下开城遗址，以前只看过照片，如今亲眼看到善竹桥，心里百感交集。现在已成为高丽博物馆的成均馆，入口处立着几株上百年的榉树，与历史一起渡过悠久漫长的岁月。

    访问完朝鲜，回程路上我一直在想，身为同民族却要被停战线这堵高高的墙壁给隔离开来，对这样的现实不禁感到心痛。特别是越过板门店回来时，彻底感受原来南与北是如此近在咫尺，我们却得绕远路走，希望统一的心愿也就变得更加强烈了。

    去了一趟朝鲜回来后没多久，便接到北方的联络信，他们希望金刚山水坝的共同调查能开始进行。我回信告诉他们，访北时的协议事项若要进行必须经过政府与政府间的透明程序才可以，今后请和韩国政府商议，而这所有一切都通报了统一部。

    之后，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9月举行的红十字会谈，原本连国军俘虏这事也不承认的朝鲜，竟然主动先提议要找战争时失踪的军人，把我方会谈人员吓了一跳。北方的代表团则表示，金正日委员长曾亲自指示必须确认战争失踪人口的生死与地址，并显示出一定会遵守这项指示的意志。朝鲜的态度非常积极。

    特别是七十七岁老爷爷在机场递给我的纸条，我在访北时已转交给北方，而北方的负责人通过统一部已经告知了那位爷爷离散家人的生死情况。在我得知了这件事之后，感到十分高兴。还有平壤妇产医院的超声波检查器以及其他一些因故障不能用的机器，也都通过统一部解决了问题，得知这样的消息，更是令我高兴不已。

    南北统一足球十二年来首次重启，南北间的运动交流也由此展开。以此为契机，于釜山举行的亚运会足球赛，我们组了一支“南北单一球队”参赛。从各方面看，金正日委员长确实在努力敞开心怀并且尽力遵守约定。

    从朝鲜回来后，我找到了解决南北问题的头绪。那就是以真心为基础，相互信赖，才能期待有更多协商结果与约定。如果只是观察北方的动静或只重视政治性的算计，将无法彼此信赖，只注重见面的次数与谈话时间也毫无意义。应该说，不信赖的见面次数越多，两边的信赖度反而会变得越低。

    但是我们也必须检讨，为何只要政府对政府见面就会变得无法遵守约定，我想是因为过去可能有一些不透明的事情介入的关系吧。和北方坦诚地谈过话就会知道，他们也在努力遵守自己所承诺过的约定。我通过访问朝鲜，确认了这样的事实。

    （本文摘自《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传》，[韩国]朴槿惠著，蓝青荣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