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文的“当局者清”

    这几年，面对中国内地高等教育现状与学术氛围，人们总忍不住叹口气，然后抬眼观瞧──好榜样似乎明摆着，远学美利坚，近思台湾岛。隔着大半世纪的时光和不深不浅的台湾海峡，“民国范儿”被念叨成坊间热词儿或多或少与此有关。这种期盼高校出大师、育英才，学界重归治学、著述象牙塔的殷切心情可以理解，但心怀此念者，真该读读台湾学者周志文的回忆性随笔集《记忆之塔》。

    从1961年自台湾宜兰乡下高中毕业，赴台北参加“大专联考”考取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起，周志文的大半生基本沿着求学、教书、写作之路行进。他耳闻目睹台湾的大学教育诸多方面，对初创的艰难、发展的起伏、壮大的利弊等等皆有亲历。本书作为其三本“回忆性质”的书（注：因觉得太正式，周志文不喜以“回忆录”称之。另两本，《同学少年》四年前已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家族合照》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期推出）之一，侧重记下作者“到台北读大学之后到就业、深造，继之以在各地闯荡，过完了大半辈子的事”。这些文章细致、从容，又感性、直率，一边怀人忆旧，一边议论反思，尖锐犀利之处甚至“枪火四射，也可能伤及无辜”，作者在“自序”中这么说。

    当年这位怀揣求学梦想的少年踏入位于台北外双溪的东吴大学，见到与期望值相去甚远的学校规模和简陋的硬件环境，心里不是不失望的。可是这种失望显然不及此后在课堂上来得强烈，“一切浑浑噩噩、糊里糊涂的，课程开得不清不楚，教书的老师一个个精神涣散，上课既不准备，下课也无作业，走上台来，总是胡扯一通”……这话说得有些重，可也确实是作者当时的感受。书里写着，兼任教授却能做系主任的洪陆东先生在教授杜甫诗的时候“闹了不少笑话”，“不讲格律”，“只用他难懂的黄岩话不停的赞叹说这首诗真是好啊，真是好啊”；教诗选的老师上课点名时据此为由大讲黄段子，“例子举得十分轻佻而不负责，只是好逞小慧罢了”；林尹教授上中国思想史的课会先在教室外抽半小时烟，进门就“促销”他写的《中国思想史纲要》，说到得意处从西装内袋里掏出半瓶洋酒开喝……这样的老师与东吴大学教学生“做一个完整的人”的校训何其相悖，以致作者想到古代圣贤传道授业解惑时的风范，大发感慨，“典型在夙昔，古今对照，才知道我们处在一个多么黯淡的时代”。

    当然，周志文的回首不都是上述种种。记忆之塔的另一面是在东吴大学、台湾大学求学那些年遇到的不少终生难忘的老师，学识渊博、人格闪亮、诲人不倦。大一时他曾去台大蹭课听，彼时台大中文系的国文老师是叶嘉莹，现代文学则是聂华苓讲授，前者授课的认真与批改作文的严谨、后者在高校学术为大的气氛里强调文学艺术的执着给本书作者留下深刻印象。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书中坦承当年台大一众名教授中最吸引他的还不是前述这些，而是“那时哲学系有位极富争议的人物名叫殷海光”。他在高三时已读过殷海光的《逻辑新引》，后来对殷海光发表在《自由中国》上的文章也有所触动，所以一听说台大有殷海光的课可听，自然大感兴趣。那门课叫“理则学”，上课时教室里人满为患。这也是作者初见殷海光的讲台风采，“原来是个头发斑白的中年小个儿”，令作者预期有落差的是，“他上课的语言并不出色，可能有病，说话的声音也不大，当时讲课没有麦克风，坐在后面就听不太到”。不过有次下课前，殷海光在介绍罗素著作时，突然高举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的英文原书说：“要学他做个学术界的汉子！”这个举动，加上他那些文章，让周志文至今想来仍觉震撼。后来，周志文考上台大的中文研究所，读硕士时的“高级英文”课是外文系的齐邦媛老师来上，虽然“齐老师课上全用英语，每次上课结束前必定举行小考，考题与答案当然都是英文，搞得我们这些中文系出身的都紧张得不得了”，他特别忆及某堂课上齐老师讲授艾略特长诗的情景，对表象的诗意之美与简单诗句下蕴藏的深意的解读让他颇感获益。与这些师长的接触，那些课堂内外的经历，在作者生命中成为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影响与作用都融入自己生命的溪流”。

    周志文是台湾高等教育的局内人，写作本书时他亦仍与此有关联。正因为这样，他在书中流露的冷静和勇气令人感佩。不过，这对他来说却也在情理之内。他是相当纯粹的治学、写作者，个性耿直，不善交际，在彼时的校园和学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的学问和文章在台湾向来不乏推崇者，可并未得到与此一致的声名。书中《溪山行旅图》一文写到个插曲：当年他在淡江大学兼课时，该校外文系杨沂教授看过他的散文集后直问，“为什么你没有名气呢”？周志文忙用杜诗“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以对。他也觉得这个回复不太恰当，但那种急于辩解的心情，与其说为了自己正名，莫不如说为了消弭对方的疑惑。他的醉心治学、写作与不够圆融的个性某种意义上反而成全了他始终保留着乡野少年般的质朴与性情中人的诚意。这呈现在他的文章中，往往是种不露声色的伤感与淡到无痕的古意，与华丽繁复或是七情激荡绝缘。作家朱天文在为《同学少年》作序时，曾形容周志文的文章之朴实、深沉，“不让人觉得是美文，这点像王昭君一样，在美与不美之上只是其本色遗想千古。周志文其文的不这么被广知，也像”，她也觉得，“深情人是幽人，就像周志文”。

    读完全书，感觉到在那些近乎不留情面的描摹、评判、反思之间，作者无意彻底否定什么，他只是写出积蓄在心里的记忆，还有由此生发的思绪。写到这里，姑且臆测本书封面那个外观华美、根基松散迷乱的高塔别有寓意，记忆如此，求学著书为人某种意义上也如此。这些文章起码能够提供给读者（特别是内地读者）一个不以因距离产生的光环所惑的视角，更加客观、生动地了解台湾高等教育乃至台湾社会那些年的变迁，看到记忆之塔的不同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