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的故事最早实见于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其后晋人孔衍据之改写成《春秋后语·燕语第十》之荆轲刺秦篇，南朝江淹则取其故事框架，想象虚构创作小说《燕丹子》，隋唐之际又有人对孔衍之作稍加剪裁补入《战国策·燕策》，后人失察，遂有司马迁抄自战国史料，或《燕丹子》为《史记》事本等误解。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自唐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误解，是否应该予以纠正呢？相应地，诸如现行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荆轲刺秦文章选自《战国策》而非《史记》，文学史在介绍《史记》叙事艺术时以荆轲刺秦事为例说明《战国策》对司马迁的影响，以及中国小说史论著将《燕丹子》作为汉代甚至先秦小说加以论列，进而肯定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早在秦汉时期就已达到成熟之境等问题，我们是否也有必要重新审视，另作选择？
（详见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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