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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人过的这个清明节，对于大洋彼岸的不少好莱坞电影人来说是一个心情复杂的时刻：一方面，他们可能再也不必担心以后作品上映时，会听到刻薄得简直让自己后悔干这行的影评；另一方面，他们又多少会怀念那种评论，因为其他“恶评”再如潮，也实在刻薄得没有水平——能够发出让整个好莱坞爱恨交加的声音的，当代只有一位，那就是不久前去世的《芝加哥太阳报》专栏作家、传奇影评人罗杰·约瑟夫·伊伯特。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悼词所言：“对于一代美国人，尤其是芝加哥人，罗杰就是电影。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一部片子，他都会如实相告。他总能抓住电影独特的魅力，把我们带到神奇的领域。……没有了罗杰，电影将大不一样！”
早年的热爱
伊伯特1942年出生于伊利诺伊州厄巴纳市一个普通人家，母亲是政府部门的会计，父亲是一名电工。他的祖父母都是德国移民，让家里多少传承了一些日耳曼式的思辨精神。父亲沃尔特虽然身怀技术，却从来不教儿子，而是经常要求他：“罗杰，坐在那儿多思考！”这种不一般的教育确实培养了伊伯特某种特立独行的个性。在学校里他只对喜欢的课程用心，成绩也一般，尤其是外语，法语考了好几次都不及格，因为他讨厌死记硬背。不过在其他一些方面，他的记性却特别好，像儿时生活中各种趣事、自己写过的文章，还有过了很久他仍记得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电影是上世纪30年代喜剧名角马克斯兄弟主演的《赛马场的一天》。
作为家中的独子，伊伯特享有不少“特权”，例如在翻杂志或书籍时不会有兄弟姐妹过来抢。阅读渐渐成为他的一大爱好，并令其从小就萌生了写作和发表的强烈愿望。小学的时候，伊伯特就曾经自编了一份“报纸”，还认真地分发给邻居们。到了高中及大学时代，他更是热衷于学生记者事业，得过美联社颁发的“体育新闻奖”，还担任过美国学生新闻协会伊利诺伊州的主席。他在大学读的也是新闻系，研究生则选择了英文专业，那时伊伯特给自己制定的职业规划是英文教授或者新闻评论员。
1966年，正攻读芝加哥大学英文博士的伊伯特在《芝加哥太阳报》找到了一份记者的兼职。这份报纸设有影评专栏。第二年，原来的专栏作者离开了，编辑部决定将这个职位交给伊伯特，以迎合年轻读者的需要。这一行对伊伯特来说不算陌生，在伊利诺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校报上发表过对意大利导演费里尼名作《甜蜜的生活》的评论。由于工作要占去大部分时间，伊伯特干脆中断了芝大的学业，成为《芝加哥太阳报》的全职作者，也开始了他作为影评人的不平凡生涯。
影评人的黄金时代
客观而言，伊伯特赶上了好时候，上世纪60年代正是欧美影评人的黄金时代。在法国，特吕弗、戈达尔等人不仅用笔力千钧的影评沉重打击了旧式电影，更以导演的身份掀起了影响深远、席卷西方电影界的“新浪潮”。美国也概莫能外，“新好莱坞电影”应运而生，这是由当时电影思想变革、美国社会动荡及新兴电视业对电影造成的威胁共同促成的运动。《毕业生》、《邦妮和克莱德》、《逍遥骑士》等极具冲击力的影片都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些作品激进地改写着好莱坞的传统美学。而电影文化的兴盛带动了影评的发展，在美国知识界流行一时。德怀特·麦克唐纳、斯坦利·考夫曼、宝琳·凯尔、安德鲁·萨里斯及苏珊·桑塔格等文人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影评写作，一展平生所学。《新共和》、《纽约客》和《村声》这些知名刊物都是他们的主要阵地。后来被尊称为“影评教母”的宝琳·凯尔当时还与极力将法国电影“作者论”引进美国的萨里斯展开了一场高手级的论战，从文化内涵上将美国影评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1967年的纽约电影节上，伊伯特幸遇宝琳·凯尔，奉上自己写的文章请其赐教，“教母”的评价是：“这是现在美国报纸上能读到的最好影评！”几年后，让她不吝溢美之词的这个年轻人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荣获普利策奖的影评人。
伊伯特在影评上的天赋首先是敏锐。在各种艺术片和先锋电影频出的年代，这种特质并不容易，需要远见与坚持的勇气。比如他曾在1968年参加了库布里克的科幻巨作《2001：太空漫游》在美国的首映式，并且是坚持看完的部分观众之一。很多中途退场的人、包括一些好莱坞导演和演员都抱怨不懂片子究竟在讲什么。伊伯特却已经意识到自己看了一部堪称伟大的电影，库布里克是用影像讨论人类的起源及在宇宙中的地位这样的哲学问题。他在评论中指出：《2001：太空漫游》的天才之处不在于丰富，而是简洁，没有一个镜头是为了取悦观众，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敢这样做。伊伯特的判断在当时不只是对抗主流，还有影评界的前辈——宝琳·凯尔给这部片子的评价是“缺乏想象力”，斯坦利·考夫曼则干脆说“沉闷到爆”。
如果说《2001：太空漫游》上映后伊伯特还能找到和他一起看完的观众，那关于《邦妮和克莱德》的争论则更像一场绝地反击。影片首映后，《纽约时报》首席影评人鲍斯雷·克洛瑟将其骂得一文不值，称其“简直是一出廉价的、赤裸裸的闹剧”。克洛瑟从40年代起就主持《纽约时报》影评专栏，还常年担任影响力极大的纽约影评人协会主席，江湖地位自不待言。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被他肯定过的好莱坞电影或外语片基本上无缘奥斯卡。但克洛瑟以中产阶级的保守品位著称，坚定捍卫美国式主旋律。正是由于受不了他和纽约影评人协会的日渐中庸，宝琳·凯尔和安德鲁·萨里斯等人才联手创立了“国家影评人协会”与之分庭抗礼。
在克洛瑟的引领下，各家影评纷纷贬低该片，出品方华纳兄弟一度决定只在汽车影院放映。只有一家报纸发出了近于欢呼的评论，就是《芝加哥太阳报》。伊伯特的影评将《邦妮和克莱德》称为“美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充满了真理与睿智的杰作”，并预言这部片子将成为“60年代的标志性作品”。与此同时，宝琳·凯尔也在《纽约客》撰文支持此片。风向开始转变，《新闻周刊》的影评人乔·摩根斯顿甚至公开承认自己此前的评论有失公允。终于，这部影片重新进入院线上映，不仅取得票房佳绩，还获得了10项奥斯卡提名，并捧走“最佳女配角”和“最佳摄影”奖。它也成为了克洛瑟的“滑铁卢”，这位老牌影评人不久之后宣布“提前退休”。
独一无二的伊伯特
让伊伯特具有如此犀利眼光的不仅仅是他的学识以及对电影的理解——坦率地说，在这些方面，他可能并不及那些传统知识分子出身的同行——更主要的是，他从职业生涯一开始就摆正了位置，那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电影爱好者多于影评人本身。这在他年轻的时候体现得很典型：融入到充满热情的“迷影文化”当中，就像当时美国的“电影一代”那样，追逐着那些晦涩难懂的艺术电影，为安东尼奥尼的《放大》而激动不已，在放映戈达尔《周末》的影院前通宵排队买票。这在今日大概都是不可想象的场景。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伊伯特对影评人定位的思考也愈加深入和清晰，他既不愿意屈就观众的世俗品位，又反对高高在上，认为这些影评写作方式都“不够诚实”。而他的方式——他自己总结道——是在寻求一种平衡。简要而言，影评人动笔要替观众回答两个问题：一、这部片子值不值得我花钱买票？二、这部片子能否影响我关于人性的认识？伊伯特精确地把握住了电影特有的魅力：在两端——娱乐与哲学、大众文化与精英艺术——之间迷人地摇摆。
正是这种两端之间的平衡，奠定了伊伯特及其影评的特别地位。他的观影量极大，其中相当一部分与普通影迷重合，例如《变形金刚》系列这样的“爆米花”大片。伊伯特的笔触幽默而直率，不论对于影片还是电影人都一点不留情面，他写给《变形金刚》导演迈克尔·贝的评论是：“你还是那么烂，不过我们依然喜欢你！”另一方面，相对于很多美国当代影评人只关注好莱坞的自大，伊伯特颇具国际视野，他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各有特色的电影充满了好奇与兴趣，欧洲、拉美、亚非，饱览佳片，笔走大洲。这其中也包括中国电影，陈凯歌、田壮壮等人的作品都曾经出现在他的专栏之中。
1994年，伊伯特痛感于“迷影”传统的衰落，连电影学院的学生都只满足于《星球大战》，却没听说过布努埃尔、布列松和小津安二郎这样的名字，于是开始在专栏上撰写“伟大的电影”系列，介绍评论各国经典影片。伊伯特的文风结合了影评黄金时代的雅致与大众流行性，又注入了他个人对电影的生动见解，深入浅出，独树一帜。后来这个系列结集成书，国内近年刚有了中译本。他的另一本文集《在黑暗中醒来》也已被引进。1999年，伊伯特又在母校伊利诺伊大学创办了以他命名的“罗杰·伊伯特最受忽视电影节”，宗旨是影海拾遗，专门挖掘那些被忽略或被低估的佳作。这些作为，都反映了他身为影评人的文化自觉。
伊伯特的独一无二还在于他对各个时期新媒体变化的洞察，并知道如何为影评服务。1975年，芝加哥公共电视台将伊伯特与《芝加哥论坛报》的影评人吉恩·西斯科尔“撮合”在一起，创办了一档电视影评节目。这二位在此之前颇有“同行冤家”和“文人相轻”的对立情绪，结果却成为一对黄金搭档。节目内容其实比较简单，每期点评四五部影片而已，但伊伯特和西斯科尔的妙语连珠以及意见不合时的唇枪舌剑成了最大卖点，观众甚至很久之后还记得他们拿对方的体重和谢顶互相调侃。二人借用古罗马角斗表演的习俗，在节目中创立了“大拇指”评判方式：“好片”竖起，“烂片”向下。后来伊伯特从这种方式当中发展出了自己的注册品牌“Two Thumbs Up”（两个大拇指朝上），印在了很多他推荐的电影DVD封面上。
伊伯特和西斯科尔的节目数易其名，播出平台也由芝加哥走向全国，长盛不衰。尽管也有舆论批评他们以电视这种形式让影评变得肤浅，但伊伯特坚持认为这是适应时代的选择，而且扩大了影评的影响力。这并非言过其实，好莱坞著名黑人影星艾迪·墨菲就曾感慨伊伯特和西斯科尔节目的威力足以葬送一部电影。1999年，西斯科尔病逝。伊伯特更换了几任搭档，直到2006年他因为癌症被摘除了下颚而丧失正常说话能力才彻底退出节目。不过这时候伊伯特也早已找到了新的影评传播领域——互联网。他是最早开始网络写作的影评人之一，无论是影评网站、博客还是微博，样样精通。疾病没有瓦解伊伯特对观影和影评写作的热情，反倒令其更加勤奋，最终只有死亡才能夺走他对电影发自内心的爱。
人非圣贤，在伊伯特数十年的电影评论生涯里，他也有过不令人信服的时刻，例如批评大卫·林奇的名作《蓝丝绒》，以及质疑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当然，这些都无损他作为“美国当代第一影评人”的历史地位。伊伯特继承了詹姆斯·艾吉和曼尼·法伯在上世纪40年代开创的、由宝琳·凯尔等人延续下来的“文人影评”体系，并在新时代加以发挥创造。他的离去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因为实在有理由怀疑，在他身后，如今的美国影评界是否能传承其在大众与艺术之间寻求平衡的文化意识，还是在娱乐化的快车道上一路直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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