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最后的爱

    2003年，一个名叫凯西·迪亚曼特（Kathi Diamant，1952— ）的美国女学者出版了一本名为《卡夫卡最后的爱》（Kafka’s Last Love:The Mystery of Dora Diamant）的书。作者在她的序中写道，她第一次听说朵拉是在1971年，当时她19岁，似乎正是朵拉遇见卡夫卡时的年龄。在佐治亚大学的一堂德语课上，学生们正在聚精会神地翻译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凯西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员。老师突然问凯西：“你跟朵拉·迪亚曼特是一家人吗？”凯西说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朵拉。老师于是说：“她是卡夫卡的最后一个情人。他们非常相爱。他死在她怀里，她烧了他的作品。”凯西于是发誓要查清楚朵拉究竟是谁，自己与朵拉究竟是不是一家人。三十多年后，凯西出版了这本书，此事终于算是有了交代。

    凯西出生时，朵拉其实还活着，但是3个月后，也就是1952年8月15日，朵拉去世了。1985年，凯西开始了她的第一次“寻找朵拉行动”，她游历了布拉格、维也纳、耶路撒冷。从此以后，她追寻朵拉的足迹，从波兰到德国、法国、英格兰、马恩岛，并多次返回捷克共和国和以色列。1996年，凯西在柏林的德国档案库中找到了一些文件和照片，这些文件和照片是1933年柏林的盖世太保从朵拉手中没收走的。2000年凯西又在巴黎发现了朵拉的日记。凯西终于觉得撰写朵拉传记的时机成熟了。

    这部传记从卡夫卡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写起：1924年6月3日，奥地利的基尔林疗养院——

    弗兰茨午夜时睡着了。他离世的最后一天，朵拉坐在他床边，看着他脆弱的身体，留心他呼吸中任何的变化。桌上的一盏灯将拉长的影子投射到屋内高墙上。阳台门开着，将他迫切需要的新鲜空气送入肺中。朵拉观察着他胸部缓慢的起伏，研究他的侧影，他那瘦削的长鼻子、高高的颧骨、深陷的眼睛剪出的鲜亮的轮廓。现在，弗兰茨比以往看起来更像个美国印第安人，在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她曾这样猜想过他。（张阅译，后同）

    于是，传记开始详细描述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那是1923年7月13日，德国北部波罗的海的米里茨。这一天，卡夫卡来到犹太营地参加一个生日晚餐会，他信步来到厨房，见到朵拉正在杀鱼，掏尽鱼的内脏，刮鱼鳞，不禁脱口说道：“一双多么温柔的手，却干着如此血腥的活”（Such gentle hands, and such bloody work）。在卡夫卡眼里，朵拉就像是一位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走出来的姑娘。朵拉·迪亚曼特（Dora Dymant，1898—1952），一个信仰虔诚的波兰犹太人之女。“很多传记都写到卡夫卡和多拉见面时，多拉刚刚19岁——1948年多拉接受采访时说的话给人造成这样的误解——但那一年她实际上是25岁，卡夫卡40岁。”（尼古拉斯·默里：《卡夫卡》，郑海娟译）朵拉出生于波兰中部城市罗兹附近的帕比亚尼采。她父亲是一位工厂主，学识渊博。后来他们全家迁往西里西亚的柏德岑。朵拉从小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育，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1917年，她父亲把她送到了克拉科夫的一所学校，准备让她在东正教学校里当老师，但她违背父亲的意愿逃走了。她父亲后来在德国的布雷斯劳找到了她，并把她带回了家。不久，她再一次逃跑，父亲也就随她去了。1920年，她来到柏林，到了雷曼的犹太人民之家，在那里当一名看护。

    在以后的三个星期里，卡夫卡与朵拉几乎天天都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光。在卡夫卡眼里，朵拉既是个纯真的孩子，又是个慈爱的母亲：她永远不知疲倦、精力充沛、充满活力。他们一起憧憬着未来移居巴勒斯坦的生活。在卡夫卡不得不回到布拉格的日子里，他感到很烦恼。于是，朵拉提议让卡夫卡到柏林来生活，以作为将来远赴巴勒斯坦的跳板，她会为他找到一所不贵的好公寓，让他安顿下来。8月中旬，朵拉回到柏林后很快在离施泰格利茨市政厅不远处，在树木成行的米盖尔街上找到了一间装修好的出租房。她立即给卡夫卡写了信，然后屏息等待着他的回复。

    1923年9月23日，卡夫卡在犹豫再三后来到了柏林，住进了朵拉预先为他租定的公寓。卡夫卡在40岁时终于实现了一个珍藏弥久的夙愿。正如他告诉朵拉的，他“依依不舍地离开布拉格，虽然很迟，却是生命中伟大的成就，不这样，人将死不瞑目”。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虽然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和柏林寒冬的侵袭，卡夫卡还是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卡夫卡的挚友布罗德在看望过卡夫卡与朵拉后，发现他们的生活简直就是“一首田园诗”。“我终于看到我的朋友精神抖擞；他的身体健康变得更坏，这是事实。而在当时这还算不上危险。弗兰茨谈起那些恶魔终于放他走了。‘我从他们身边溜走了。搬来柏林这件事棒极了，如今他们正在寻找我，却找不到我，至少这会儿找不到。’他终于实现了过上独立生活的理想，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朵拉和卡夫卡住在柏林的策伦多夫的时候，朵拉对卡夫卡细心呵护，几近言听计从。朵拉甚至烧掉了卡夫卡的作品。她当着卡夫卡的面烧掉了他许多手稿，包括一出戏剧和一篇有关对奥德萨一件宗教谋杀案审讯的故事，还可能有《地洞》遗失的最后几页。卡夫卡躺在床上观看，朵拉不得不烧。多年后，面对人们的责备和批评，朵拉解释道：“我那时太年轻了，而年轻人是生活在现在或许将来的。毕竟，对他来说，那一切仅仅是自我解放！他被这种想法占据了；那是一种愠怒的固执。为了从这些‘幽灵’手中解放他的灵魂，他要烧掉他写过的一切。我尊重他的愿望，他病倒以后，我当着他的面烧掉他的东西。”

    那时的朵拉与卡夫卡太亲近了，以至于她将卡夫卡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她甚至都不把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当然也是因为这一点，卡夫卡可以放松地写作，即便是当着朵拉的面，而这种情形在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出现过。朵拉反对阅读卡夫卡，尤其反对通过阅读卡夫卡的作品来了解和认识卡夫卡。1930年她在一封致布罗德的信中写道：

    只要我与卡夫卡生活在一起，我所看到的就是他和我。除了他自己外任何事情都是不相干的，并且有时是可笑的。他的作品是最无关紧要的。任何试图将他的作品当作他的一部分的做法在我看来都是可笑的。这就是我反对在他死后出版他的作品的原因。除此之外，我现在才开始理解，这里还存在着害怕别人来分享他的恐惧。每一次公开的陈述，每一次谈话，我都认为是对我的私人领域的野蛮入侵。这个世界并不一定要了解卡夫卡。他不关别人的事，因为，的确，没有人能够理解他。我认为──我现在仍然这么想──毫无疑问，除非你自己认识他，否则你就不可能理解卡夫卡，甚至都不可能对他获得一个模糊的理解。所有试图理解他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除非他允许你看着他的眼睛，或是握着他的手。而这些，他当然已经做不到了。

    卡夫卡与朵拉的幸福日子没有维持得太久。1924年3月17日，考虑到卡夫卡日益恶化的健康状态，在卡夫卡的舅舅略维的坚持下，卡夫卡在朵拉的搀扶下离开了他们在柏林的那个临时的家，由布罗德陪同登上了前往布拉格的火车。卡夫卡不想将朵拉交给“那所作为他一切灾难来源的房子”，他在保护朵拉不受伤害。三周后，卡夫卡去了维也纳森林疗养院，在那里与朵拉会合。随后的一次紧急转院遇上凄风苦雨，只有一辆敞篷车，卡夫卡要在车上躺四个小时。朵拉用两床毯子将卡夫卡包裹严实，整个旅途中，朵拉站在卡夫卡的前面，用自己的身体遮挡他免受风雨之苦。

    1924年6月3日凌晨4点，朵拉上楼叫醒了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告诉他“弗兰茨呼吸困难”。罗伯特下来看了一眼卡夫卡，立即意识到了危险。他叫醒住院医生，医生给卡夫卡注射了一针，但没有用。快到中午时医生又给卡夫卡注射了一针，仍然不起作用。罗伯特于是叫朵拉去邮局，交代她给卡夫卡父母的信得趁早晨邮寄出去。朵拉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答应了。忠实的克洛普施托克终于和卡夫卡达成默契：在卡夫卡生命的最后时分用一个借口请朵拉离开，这样她就不会见到他死亡的剧痛。

    当朵拉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病房时，卡夫卡看起来完全失去了知觉。朵拉轻声地一遍遍呼唤他，卡夫卡再次醒过来，微微睁开眼睛，露出微笑。“朵拉抱着他，伴他渐渐离开。她感觉他的心脏虚弱的跳动变慢，然后停止，感觉最后一丝呼吸离开他那衰弱的躯体。卡夫卡的痛苦结束了，而她的，才开始。”

    卡夫卡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是同朵拉一起度过的。在卡夫卡遇到朵拉之后，这位过去一直想自杀，并将肺结核当作自卫防身的武器的人，完全变成了一个模范病人，他拼命地想活下去。当一位维也纳医学专家向卡夫卡保证，他的病情有些好转时，他高兴得哭了；当他忍受病痛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他正在给朵拉带来更大的痛苦。他对朵拉说：“由于你对我这样好使得疼痛更为剧烈。”卡夫卡知道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但由于和朵拉在一起他又充满了希望和勇气。由于喉咙疼痛不能说话，他曾在一张纸条上写道：“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前额上好给我勇气。”卡夫卡想与朵拉结婚，然后移居巴勒斯坦，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但遭到了他父亲的坚决反对，朵拉的父亲也没有同意。最后也因为病情恶化，卡夫卡只得放弃了自己临终前的心愿。卡夫卡去世后，朵拉心都碎了，完全失去了理智。她一直陪伴着卡夫卡，从不担心自己也会感染结核病，拒绝离开卡夫卡的遗体。当卡夫卡的棺木往墓穴里徐徐下放时，朵拉拼命往坟墓里跳，人们得用力把她抱住才行。事后，卡夫卡的朋友克洛普施托克医生感叹道：“只有认识朵拉的人才明白什么是爱情！”

    后来，朵拉曾告诉布罗德卡夫卡奇特的求婚故事：“他想与朵拉结婚，写了封信给她虔诚的父亲。在这封信里他解释道，尽管以朵拉的父亲的标准来衡量，他不是一个真正信教的犹太人，但却是一个‘忏悔者’，寻求‘皈依’，因此可以抱有被这个虔敬的男人家庭接受的希望。这位父亲拿着这封信到他最尊敬的、其权威对他来说高于一切的‘格瑞尔·莱伯’那里去咨询。这位拉比读了这封信，扔在一边，只说了一个字：‘不’。不作进一步解释。他没有解释的习惯。这位神奇的拉比的‘不’字通过弗兰茨随即到来的死亡得到了证实。”（Max Brod. Franz Kafka）

    卡夫卡去世后，朵拉在布拉格和卡夫卡的双亲一起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慰藉他们的丧子之痛，他们宠爱的、总是问题多多的儿子”。两个月后，朵拉收拾好她的手提箱，不辞而别，回到了柏林。朵拉无法摆脱她心中的痛。“她总是悲伤，总是一个寡妇。她穿黑衣，她的悲伤就像披上身的斗篷，挂在她肩上。悲伤成了她这个人的一部分。”以至于后来她自己都承认：“我学会了爱那种悲伤，这样我就再也不会为悲伤感到耻辱。我总是悲伤。我大笑，我也难过；开玩笑，也难过；我快乐，然后最难过。当别人因我而变得伤感时，我甚至都不再责备我自己。”朵拉的表达方式都成了一种卡夫卡式的。朵拉的健康状态越来越糟，1925年她不得不回到她的家乡波兰休养。健康状态好转后，朵拉于1926年春又回到了柏林。1926至1928年，她在杜塞尔多夫的一家戏剧学院学习。在1928、1929年年间她在莱茵河城市同盟剧院工作，此时开始与德国共产党接近，并认识了她未来的丈夫。1930年朵拉加入德国共产党。1932年6月30日，她与德国共产党员路德维希·约翰·拉斯克登记结婚。1934年3月1日，朵拉生下一个女孩，取名玛丽安娜。

    1933年2月纳粹上台后，朵拉的丈夫逃脱了盖世太保的大搜捕，流亡到了国外。盖世太保派人搜查了他的家，没收了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文件，包括所有卡夫卡的材料。这以后不久，朵拉和她的孩子离开了德国，抵达莫斯科，他们一家在这里团聚了。无论如何，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工人阶级的天堂是短命的。丈夫被捕、审问、判刑、流放沃库塔，从此杳无音信。这时，他们的小女儿患了一种难以治愈的肾病，据苏联专家的看法，只有外国专家才有可能治愈她的疾病。如果治好了这孩子的病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在斯大林大清洗的高峰时期，一个被定罪为“德国托洛茨基”的破坏者的出生于波兰的犹太妻子，还被允许同六岁的女儿一起离开苏联，这就更是奇迹了。这就是朵拉所做的。母女俩在1938年逃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抵达英国。

    1949年年底到1950年年初，朵拉访问了以色列。她动身之前写道：“有一个孩子并且到巴勒斯坦去，这是弗兰茨的梦想。如今我有了一个孩子——少了弗兰茨，并且要到巴勒斯坦去——少了弗兰茨，但是拿着他的钱买了去那里的票。至少如此。”卡夫卡去世后，考虑到朵拉没有经济来源，卡夫卡的家人与布罗德同意由朵拉领取卡夫卡著作的版税。朵拉在以色列有了终于回家的感觉。大约四个月后朵拉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以色列，她留下了一只装有衣物的箱子和一直随身保存的卡夫卡曾经用过的梳子，她答应很快就会带着女儿回到这里。但是，由于健康的原因，朵拉已不可能重返以色列了。

    二战后，朵拉的身体状态一直不好。她从以色列回到伦敦后肾病就越发严重了。1952年4月她开始写卡夫卡笔记，时断时续，最终没有写完。1952年，在过了自己最后一个生日后，她写下遗愿：“在布拉格葬于卡夫卡身边”，她将自己的遗愿写信告诉了布罗德。1952年8月15日，朵拉在伦敦一家医院去世，享年54岁。8月18日，朵拉被葬在伦敦东哈姆马洛路的犹太教会堂联合公墓，坟墓上没有任何标记。1999年，在朵拉47周年忌日那天，朵拉的亲人和朋友举行了一个纪念碑立碑仪式。朵拉的妹妹萨拉对在战争中唯一幸存却早逝的姐姐说道：“我们希望共同度过我们的生命。不幸的是，你那么年轻就去世了，我们团圆的梦想过早地断送了。你的灵魂纯洁而神圣，你这颗心能宽容一切强加于你的过错。愿你安息，愿你的灵魂加入天堂中那些纯洁的灵魂。”

    朵拉去世时，女儿玛丽安娜24岁。她孤身一人寄寓伦敦，身边没有亲人。玛丽安娜生下来身体就不好，患有严重的肾病。多年来她一直在医院里进进出出。这孩子据说长得像卡夫卡，当然这孩子不可能是卡夫卡的，因为她出生时卡夫卡已经去世10年了。玛丽安娜在母亲去世后一直在客厅的壁炉架上保留着卡夫卡的照片，她称卡夫卡是“她的第一位父亲”。朵拉的朋友后来回忆道：“弗兰茨在朵拉的头脑中存在得那么持久，以至于她的孩子，即使在他去世多年后才出生，仍有许多他的特征。”玛丽安娜从小跟随母亲颠沛流离，唯一亲近过的人就是母亲。玛丽安娜美丽善良，但非常孤独。“在许多方面，玛丽安娜都非常怪异，有病态性恐惧。虽然她非常聪明，甚至比她妈妈更聪明，但以她的年纪论，她太严肃了。”1980年玛丽安娜被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她拒绝吃药，开始了与人隔绝的生活，拒绝所有人的帮助。1982年9月，她的朋友和邻居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见到她了，于是他们通知了警察。9月12日，警察破门而入，发现她“死在地板上，晚期腐烂”。玛丽安娜年仅48岁，她没有结婚，更没有子女，甚至都没有过男友，“那么年轻，却有几百岁那么老迈而智慧，生活太少，受苦太多”。随着玛丽安娜的离世，卡夫卡与朵拉的故事就此终结。

    总之，说到卡夫卡与朵拉的关系，波兰作家和编辑拉维奇说：“他们从来没有正式结过婚。他们是一见钟情，从相遇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步入了一种永恒的结合。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仅仅持续一年，卡夫卡生命中极度痛苦的最后一年。卡夫卡去世时，他父母认为朵拉是他爱过的唯一一个女人，像他们儿子的妻子。”

    1948年，朵拉在第一次接受有关卡夫卡的公开访问时说道：“我不是客观的，也决不会客观。所以，事实并不是那么重要；一定程度上，这纯粹是个氛围问题。在我不得不告诉你的故事中，有种内在的真实，而主观性正是其中的一部分。”本书的作者凯西在《序》中特别引用了这段话，她告诉我们，朵拉述说的卡夫卡未必是客观的，而她所说的朵拉也未必是客观的，但这里面都有一种“内在的真实”。比起那些“客观的、滞涩的、分析的”貌似真实的陈述，我们更愿意选择这种“内在的真实”，正如我们明明知道卡夫卡第一次见到朵拉时朵拉应该是25岁，但我们更愿意相信她那时才19岁，朵拉自己也默然接受了这一流传久远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