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祭》、《水葬》的解读

    从20年前读《银秀嫂》到最近系统阅读长篇小说《山祭》、《水葬》，以及大量的纪实文学和散文随笔，我才意识到对王蓬达到一种较为透彻的理解。我曾经在面对自己崇拜的柳青时说过，真正崇拜和理解一个作家，最好的途径是阅读他的作品。

    王蓬大量的小说创作，无论短篇中篇，尤其是珠联璧合成姊妹篇形态的长篇小说《山祭》和《水葬》，给我强烈的又是贯穿如一的感受，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面对生活的严峻的审视目光和深刻的穿透纷杂现实的思想力量。王蓬20年里以小说和报告文学为主体的创作，一刻也没有从现实生活层面上游移，没有从他熟悉的人群的生命历程和心灵历程中游移，甚至连丝毫的犹豫也没有。在王蓬笔下，这些在中国乡村和城市发生过的影响到所有人生活的重大事件，无一遗漏地进入王蓬严峻的视镜，纳入秦岭或巴山某个村寨，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正可当作生活的教科书和历史备忘录，留给这个民族的子孙，以为鉴戒和警示。《山祭》、《水葬》等小说的认识价值和不朽的意义，就在于此。王蓬恰是在这里显示出独禀的气性，思想者的勇气和思想的力量，以及由此而蕴蓄在作品里的凛然之气。

    审视和展示这些生活，对作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直接亲历过这些生活历程的作家或间接了知这些生活过程的作家，任谁讲述几段生动而又荒诞的故事都不算难事，然而要避免简单化的图解和演绎，要避免浮泛的苦难展览而进入深部，却不是随意能够做到的。王蓬以《山祭》、《水葬》为代表的大量的小说创作，有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徘徊在大小篇幅的文字之中，就是人道和人性。我在意识到这一点时有一种破解的欣然之情。我从80年代初读王蓬作品就有某种一时说不大准的特异气象，一种区别于同期同类题材小说的独禀的气质。显然不是来自作家对秦巴山地独特的生活习俗的生动描绘，不是对一方地域生活语言的成功改造和书写，甚至不完全是对生活的直接体验，因为这些东西许多作家都拥有着。我在这次通读王蓬作品的过程中豁然明朗，王蓬有一个人道人性的思想视镜，有一个博大深沉而又温柔敏感的人道人性的情怀。回溯当代文学复兴的历程，王蓬当为具备这种思想视镜和精神情怀的最趋前的作家之一。这样就不难理解，王蓬何以会跳脱同期同类题材常常陷入的对某些口号或政策的谬误的简单鉴证的局限；在人道人性视镜下的思考，合理生存是人类追求奋斗的共同目标，也是各个民族堪为经典之作的文学作品一个永恒的常写常新的主题，不同制度下的各个种族，唯其在此一点上是共通的。这样，王蓬笔下人物的心理轨迹就烙印着沟通各个民族的普遍性意义。《山祭》里“我”的灵魂扭曲和异化的过程，由浅入深，从被动到主动，从一个心理层面解剖到另一个层面，丝丝入扣，合情合理。“我”的灵魂堕落过程中的痛苦，恰恰来自堕落中的清醒。让我看到极左的东西不单是造成普遍性的贫穷或人身伤害，关键是对一个民族精神自信的摧毁。王蓬创造的“我”这个堕落者形象，恰恰没有享受多少以良知为代价换取的快乐，却是丧失良知陷入的黑雾似的痛苦，把一个人性渐次泯灭渐次沉沦的人刻画得动人心魄，成为堕落者人物序列里一个颇具现代中国特色的典型面孔。

    拯救“我”(宋老师)灵魂堕落的恰恰是人道和人性。从肌肤到心灵都美到令人悸颤的冬花，与外形丑陋不堪的庞聋得入住的茅草洞房，其实是作家王蓬构建的一座人性的真善美的祭坛。庞聋得总使我联想到《巴黎圣母院》里的阿西莫多，然而他不是敲钟人而是秦巴山地里一个种田狩猎的山民；冬花也使我联想到那个吉卜赛女郎，然而冬花仍然是冬花自己。这两对时空距离太过遥远的不同种族的人物形像，只在人性的意蕴上完全融通。何妨把冬花和庞聋得的茅草洞房当作巴黎圣母院来读。“我”的灵魂的救赎，自然可以列出几重因素，而主导性力量正是发自茅草洞房这座人性的祭坛。王蓬在这里蓄意浓墨泼洒，又兼以细部工笔精雕，把一个堕落者在人性祭坛前的复杂心序揭示得淋漓尽致，读来令人惊心动魄。在谎言制造的荒诞现实胁迫人们倒向邪恶之途的时侯，真理被混淆了，道德被颠覆了，唯有人性成为一个民族不死的精神之光，恰恰存储在山民冬花和庞聋得的茅草屋子里。

    以同样的角度解读长篇小说《水葬》，或者说在阅读《水葬》时，我愈加清晰地体味到王蓬关于人道和人性更为深沉的思考。《山祭》以“我”这个进入一个闭塞山地的小知识分子的视角，比较集中也比较透彻地完成了一次艺术展示。《水葬》在艺术上选取的是开放的多重视角，展开的是一幅全景式的社会图象：从时间跨度上看，着笔在上世纪50年代初，实际延伸和展开到30年代更为纵深的历史；从将军驿这个小社会里的人物构成上看，有李宗仁秘书和社会最底层的屠夫，商界小老板政界芝麻官军界游走于两大壕垒的士兵，富户深宅大院的主人和仆佣，革命者和革命的追随者，组成一幅由各种社会角色交织的完整的社会图景。我发觉，面对一件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一个人物的一次生活遭遇时，是一种感受，而面对一群人物50年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构成的这一段较长的历史流程时，又会是绝然不同的另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很自然地会使人发出关于人的合理生存的思考。各个民族和国家在争取人的合理生存这个基本的又是永恒的理想的历程中，经历过各种形式的斗争，自然的科学的哲学的人文的个人的集团的，包括极端的手段革命和战争。而人合理生存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人道和人性。《水葬》里最虔诚的革命者陈放，最美的精灵似的翠翠，以及不断变幻脸谱色彩的麻二、任义成、蓝明堂、何一鸣等人物，他们的追求、挣扎、坚守、投机、挫折、伤害，扭曲别人也扭曲自己的异变，使我很容易排开纷繁的社会时象，进入人道和人性这个底线上，发出沉吟。

    《山祭》里的“我”以男性的视角审视和感知世界，隐喻山的意象。《水葬》以全开放的视角，却聚焦在翠翠这位女性身上，隐喻着水的意象。翠翠无疑是天地间山水孕育的一位女神，属于底层民间。她的美她的善她的真诚，辐射到富家公子何一鸣，流浪汉任义成，不趁心的丈夫麻二，以及心怀叵测的蓝明堂。翠翠实际上已经成为将军驿这个小社会里人际关系网中的关键。翠翠也是一座人道和人性的祭坛。在这座祭坛前忏悔的不是一个男人，而是将军驿这个小社会舞台上的几乎所有重要角色。任义成在通常时况下对义的坚守和在关键的利害掂量中的人性沉沦，何一鸣和翠翠情窦初开时的纯美直到彻底落魄时得到的金子般的爱的抚慰，翠翠在麻二身上发生的由淡到浓的情感渐变，蓝明堂作为一个终生都在算计财产算计政治风向也算计婚烟性爱的阴谋家，在翠翠祭坛前的失算才是最具摧毁意义的。在翠翠的祭坛前，展示着一幕又一幕扭曲人性的几近惨烈的荒诞戏剧。在陈放背叛李宗仁秘书的父亲走向革命迎接解放主笔报纸的辉煌生命中，却有一个右派帽子在等待着他，成为革命的异己被流放偏僻一隅，陷入远远超过轰轰烈烈时段的漫长的受虐期，给他致命一击的恰是由他领入革命队列的何一鸣，其精神心理的伤害就如伤口上的那把盐。何一鸣追随陈放追随革命也完成了一个令人感动的背叛富户家庭的人生壮举，伤害陈放并没有得到挽救自己的效果，由领导秘书到林业局干事到伙食管理员再到被剔除出干部队伍成为一个农民，最后连将军驿这个农民世界也不能容忍，撵出村庄住进山野的孤庙。任义成的人生轨迹带有很大的传奇性，甚至有义士之风，在翠翠真挚的情爱之中坚守着义，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交融让人感到真实的爱的真正的完美，然而对麻二的揭发一下子使人看到极左怎样把人性里最邪恶的东西发酵膨胀，道德和情感的操守脆弱到空无。麻二和蓝明堂从个性上是呈两极状态，麻二走过了一条向善的更多带有自然色彩的人生之路，蓝明堂却靠着奸诈和投机心理，在极左掀起的邪火中一次又一次偷出栗来。在这些男人们各个不同的人生轨迹中，我很轻易地除去种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家庭的浮尘，看到他们在翠翠这座祭坛前的精神裸体。

    《山祭》和《水葬》所指涉的时代和生活，好多作品也都写过，甚至现在还有人在写着。作家自由选取自己感兴趣的某一时段的时代生活，关键在于谁写出了独自的独特的又是深部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山祭》和《水葬》是写那个时代生活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我在扑朔迷离变幻无定的世态时风中捕捉到人道和人性的幽灵时，我竟然有一种深深的感动和伴之俱来的钦佩。我确知这两部小说写作时段里文学领域思想解放艺术探索的进程和情状，王蓬当是最前趋的思想者和最具勇气的探索者之一，由感动而引发钦佩，属于自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