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关于书的书，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著名出版人褚钰泉主编的《悦读MOOK》日前在京举行了出版三十卷座谈会。资中筠、蓝英年、 陈四益、董秀玉、李洁非、陈铁健、王学泰等几十位专家学者云集一堂，对《悦读MOOK》给予了高度评价。由褚钰泉创办的《悦读MOOK》迄今已出版30卷。刊物以“一本关于书的书，阅读趣味尽在其中”为宗旨，召集了国内一大批顶尖学者加盟，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董秀玉说，在各种读书栏目步履维艰、文化坚守越来越难的今天，《悦读MOOK》里有很多很好的文章折射出理性的思考，涉及城市化问题、政治化改革等。

董秀玉(原三联书店总经理)： 

    我非常敬佩《悦读》这本杂志书的文化坚守。这些年，出版行业发展很快，各种各样的封面，各种各样的题材，都很漂亮，但是对文化的坚守越来越弱了。《悦读》这本杂志书坚持办了这么多年，认真地思考，认真地办刊，这最基本的一点是很难做到的。我要向张社长致敬。他的出版眼光和经营智慧都很突出，培植一个读书的杂志真的很难。这些年我们都看到原来十七八家电视台都有读书节目，现在只剩一两家了。这是我要向他们致敬的原因。

    从《悦读》的卷首语，我可以感受到编者的思考、愤怒和关切。看得出他们是一群有理想，有理念，有追求的文化人。这样的人在当今社会里弥足珍贵。有一点建议，希望关于书的评论和关于中国书的推荐能多一些。我国一年有将近四十万种书出版， 哪些是好的？哪些是真正值得看的？大家都不太清楚。有些新晋作家有很多好的思想、理念和学问，但不为人知，期望《悦读》里关于这类的导航再加强一点。

资中筠(著名学者)：

    我平时收到各种各样的杂志有几十种，大体知道在人文社科思想方面的刊物是怎样一个概况。我觉得其实好东西还是不少，各有特色。《悦读》创办以来，我觉得是越办越好。《悦读》的特点是什么——兼容并蓄，小文章、大文章，思想性、历史性、现实性的都可以容纳，但是又不杂，都是围绕着开拓视野，寻求真谛这样一个宗旨。像《悦读》可看度这么高的杂志，很难得的。

    杂志办得怎么样，就要看能不能坚持你的宗旨，能够根据这个宗旨搜索到很广泛的有深度的东西。《悦读》在这方面，这些年越来越好，在视野开拓和知识丰富、思想的容纳性方面都相当不错。主编的眼光和经验很重要。《悦读》范围非常广，我常常从里面得到各种各样新资讯，新奇的同时又有深度，看得出杂志对作者有足够的尊重。希望大家能爱护这本杂志书。希望它的发行量能够更多，希望能够更多地做一些促销、宣传的工作。当然更重要的是维持质量，这比发行量更重要，因为是一个细水长流的工作。

汪家明(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社长、总编辑)：

    一本刊物，恰似一个人，总有自己的个性。《悦读》的个性，我认为首先是含蓄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含蓄和鲜明、历史感和时代感，看着是矛盾的，可是恰恰就结合在《悦读》身上了。为什么说她“含蓄”？主要是作者的表达方式。一是，这些文章中没有过于情绪化的东西，甚至不明确表态，虽然内在观点是不容置疑的；二是，文字简洁朴素，内容深入厚重。用更少的文字讲述深厚的内容。为什么说它有鲜明的时代感呢？这些文章涉及的事件虽已过去很多年，却都是今日读者仍旧十分关心的，对现实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悦读》个性的另一方面，是摇曳多姿、错落有致。内容虽偏重历史，但涉猎极广，凡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等无所不包，栏目轻重均衡，文章篇幅则长短兼顾，重视卷首语和补白，虽然自称MOOK（杂志书），其实是规范而严谨的期刊。如今，期刊泛滥，办刊随意，这样规范严谨的期刊已经很少见了。

蓝英年(当代俄罗斯研究权威学者)：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极少写文章，只翻译作品。从苏联教书回来，两位故友鼓励我讲讲对苏联文学的反思,于是我写了《冷月葬诗魂》和《重提贝利亚》。一篇投给《读书》，另一篇交给到北京出差的《文汇读书周报》的编辑。而《文汇读书周报》正是如今《悦读》主编褚钰泉主持的报纸。《重提贝利亚》是一篇与我们对贝利亚通常看法不同的文章。我们知道的贝利亚是他与赫鲁晓夫争夺权力失败后赫鲁晓夫炮制出来的贝利亚，我所写的是真实的贝利亚，这位褚钰泉主编竟整版发表，对我是极大的鼓舞。还是可以不写套话，多少按自己的意思写文章，我又重新拾笔写起文章来,渐渐成为《文汇读书周报》的撰稿人。

    如今褚钰泉以一己之力编辑《悦读》实非易事。能办得有人看，抢着看，自己看完转借给别人看，就更非易事了。《悦读》的文章解答了我不少疑问，开卷有益,连《悦读》的补白也能开阔思路。我唯一操心的就是《悦读》的发行渠道，我知道很多人想读却找不到,我的两份《悦读》总被来做客的人“借走”。我不好意思老找编辑要呀！

陈铁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我看到这本刊物时，已是出版的第22卷了。捧读之后的第一印象如同惊艳之遇，相见恨晚，倦恋之情油生。封面清醒，篇幅厚重，图文并茂。那枚印刷精美的彩色书签，每期各异，尤能拨起读者乐于观书的心弦。2011年11月，《悦读》的主编和我在上海淮海路边一家小茶馆促膝晤谈时，他说这枚书签的设置，是想给人一点儿阅读的愉悦和兴致。

    编辑主旨，以开放包容、新旧兼收为路径达致客观公正、多元竞放的目标。文章内容涉及文化、思想、艺术、社会、经济、政治，多从历史着力，不忌涉及现实。文章形式多样，有长篇专论、短篇细事，更有大量知识性、掌故性的补白，新鲜生动，闻所未闻，启人深思。与友人谈及国内文史刊物，多数读者对《悦读》尚未接触，源于发行渠道尚待改善。希望这位藏于深闺的美少女，为更多的读者知晓，并愉快的诵读着。

陈四益(著名杂文家)：

    英语的“MOOK”本来就是“杂志”与“书”两个单词的拼接。顾名思义它应当兼具二者的特点。简略地说，它既有杂志的“杂和快”，也有书籍的“深和久”。

    我以为《悦读》是其中的佼佼者。我喜欢《悦读》，一是因为它的大气，所载虽多属人物、文史一路，但议论不离现实，思考的也非那些闲适玲珑的小趣味，读来于我心有戚戚焉。二是它的驳杂，内容的多样性是杂志不同于书的一面。《悦读》每期的“海外书情”与“书海巡游”，每则文字皆短而选择皆精，即便“补白”也不是信手拈来，看得出编者的匠心，于开阔眼界，了解舆情大有裨益。三是编者眼光的广阔与锐利，能抓住社会遭遇问题的种种症结，从各个侧面加以解析，给读者多方面的启发。四是文风平实晓畅，文章大多深入浅出，就是一些考证性文字也读来兴味盎然，这在今日也是难能的了。一本杂志书有如一桌菜肴，荤素、咸淡、凉热、干湿、大小、色泽、配料都要得宜，才能成其佳肴。当初在学校听陈望道先生讲美学，以为美就是“繁多的统一”。于《悦读》，我亦作如是观。

潘振平(三联书店副总经理)：

    当年《悦读》的封面最上方有一行字：一本关于书的书，阅读趣味尽在其中。很好地概括了编辑宗旨。说实话，我没有读过《悦读》的所有文章，一般只是挑出有兴趣的翻阅，感觉中像是定期见到一个识见敏锐，资讯丰富，谈吐风趣的老朋友，轻松而愉悦。近年来，仅就资讯获取而言，纸质图书明显处于下风，读者不断流失或老化，所以不断有人大声疾呼，将阅读定义为全民运动，请求国家行政部门出面支持。作为出版界的一员，我们自然乐观其成。但内心深处也不免担心，读书这种相当私人化的事情，如何由行政机关来推动？毕竟,读书的乐趣，在于精神层面的享受和内在修养的提升，也依赖于潜移默化养成的习惯。

    现在各个出版单位都在拼命扩张，全国一年出版的新书已经有37万种，可是真正有价值有内涵有趣味的好书并不多见，而且淹没在茫茫书海之中，让爱书人难觅踪迹。所以，与其靠立法，靠权力部门下指标，不如采取一些切切实实的办法，为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不同类型的图书资讯，让好书在图书市场受到尊敬，让鱼目混珠者迅速淘汰，让更多人真正享受读书的乐趣。

王得后(著名鲁迅研究者，原鲁迅博物馆馆长)：

    三四年前，我的大师兄蓝英年老跟我称赞《悦读》和她的主编，拜读而又拜读，的确是好。前年，陈四益先生又提到：你可以给《悦读》写点稿子呀！手头刚好有一篇稿子，就冒昧投给了《悦读》。主编第二天即复示：我喜欢鲁迅。下期刊用。愉悦之情，不言而喻。

    我觉得《悦读》办得好，是因为守法度。有志向。讲真话。求实学。朋友说得好：《悦读》稳健；温润如玉。有志向，这是一个刊物的指南。褚钰泉主编和他的领导——张秋林社长的志向决定一个刊物的品位和质量。在商潮滚滚，向钱看齐的今天，能不为所动，而有志于文化建设，投资出版一份高品位的刊物，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正确，更不等于“真理”。我所说的“真话”，是心里话。这是一个知识者安身立命的根柢。也是一个社会可能改革的要件。鲁迅有言：“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若其靡然合趣，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仅从人而发若机栝；林籁也，鸟声也，恶浊扰攘，不若此也，此其增悲，盖视寂漠且愈甚矣。”我读《悦读》，感到作者大都说的是“真话”；而编者更能不拘一格，使《悦读》多有异彩。最后，是求实学。言之有物，而不无病呻吟；持之有故，而不作空谈。

王学泰(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说《悦读》“三十而立”恰如其分。作为一本综合性的杂志书，《悦读》做到了“杂”，但这“杂”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条贯分明，丰富多彩。它以随笔杂文为主，内容涉及到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所发的文章大多是有品格、有文采、有趣味的，不仅值得阅读，而且有收藏价值。从创刊到现在的每一本，我都珍藏着，一期不缺。

    《悦读》给我留印象最深的是它所刊登谈历史掌故的文章。像《毛泽东的最后岁月》《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夜》（1976年10月6日抓捕江青）《南方大山间的小小苏联——“苏维埃运动”侧影》《西南联大五十载纪事》《俞平老杂忆》《想起胡绳》《钱锺书邀请钱穆，尴尬与无奈》等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对有争议的热点问题，编者也很重视，例如《我读〈论语〉——丧家狗》，以及关于三峡、鲁迅精神、网络文学、春节晚会、档案解密等问题都吸引过各界人士的注意，《悦读》也不失时宜地刊登过综述或不同观点的文章介绍给读者。这些文章开拓了读者的视野。

冯克力(《老照片》主编)：

    一种读物，总是要表达点什么。到底想表达什么，对于主事者来说，至关重要，也是一种杂志或读物的“魂”之所在。《悦读》能做到“博而不杂”，便得益于主办者的洞明与坚守。《悦读》的内容很丰富，历史、政经、文化，中外古今，无所不涉，文章的体裁也五彩纷呈，从洋洋万言的长篇，到百十字、几十字的补白，看似很驳杂，但读物的主旨与追求却十分鲜明。

    我自己也在主持一种杂志书，略知其中的甘苦。互联网空前的普及，对像杂志书这类随机、消闲性的阅读构成了很大的冲击。如今没有什么信息和观点是网上看不到的，并且由于网上发布基本没有审查的门槛，不受什么限制，信息无所不有，观点则锐之又锐，似乎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像《老照片》当年一面世就创下二三十万册发行量的情况，在互联网空前普及的今天，恐怕已很难再现。然而，如今杂志书虽然受到互联网的冲击，但只要选准了定位，生存的空间还是有的，关键是要清楚自己要干什么，要牢牢守住自己的那个“魂”——就像《悦读》正在做的。

李兆忠(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著名日本文化研究专家)：

    目前众多的刊物中，《悦读》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它实际上是由一个人独立编成的，主编的眼光、学养、操守、人脉、办刊经验，还有他的敬业精神，使它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与品位，在中国阅读界乃至知识界占据一个醒目的位置，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为它提供了坚实的平台，可以抵抗意外的风浪。《悦读》的存在，在某些方面（指它的自由与独立的品格）令人想起民国时期的刊物，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办刊物，提供一种宝贵的范式，值得好好总结。

    《悦读》是一本有灵魂、有格调、风格平实、雅俗共赏的刊物，它的最大价值，我以为在一个真字。近代以降，西力东渐，中国文化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震荡、冲突、分裂、躁进，最后陷于文化虚无主义的困境，关于历史的讲述，更是迷雾重重，似是而非。因此，正本清源，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就变得十分迫切。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则是对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体现出一种可贵的精神担当与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于普通的民众，它具有极好的启蒙作用，对于知识者，它能激发思想，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反思历史，正视现实，思考未来，对社会的文明进步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我相信，《悦读》的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彰显。

李建军(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

    一份好杂志的风貌，最终体现为一种优雅而亲切的文风。这种文风自然、朴实，而又优美、蕴藉；它绝不故作高深，绝不以艰涩来遮掩思想的贫乏和情感的苍白；它含着个性的锋芒和冲决的力量，但绝不颟顸和恣纵。在我看来，《悦读》就是这样一份高品位的杂志，这样一份让人喜爱、让人期待的杂志。每次拿到新的《悦读》，我都有一种很迫切的阅读冲动，总是要先粗粗地翻一遍，再细细地读一遍，其中的好文章，还会反复品读。在多姿多态的文章后面，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灵魂，那就是，通过反思性、批判性和启蒙性的话语建构，帮助读者揭去一层一层的遮蔽物，为他们寻求照亮心灵的精神光芒。

    外在的装帧、设计和印刷，也是构成杂志风格的一个方面。高品位的杂志具有秀外慧中的品质；所谓“秀外”，就是说，从外在形态来看，它具有令人愉悦、爱不释手的美感。《悦读》就属于这种“长得很好看”的杂志。在一大堆花花绿绿或者面孔呆板的杂志里面，它挺然秀出，显得分外妩媚。在胶胶扰扰的日子里，有《悦读》不负相期，如约而来，不亦乐乎！

李洁非(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

    就像歌理应乐听，画理应美目，提笔写作的人，总该在语言上讲究。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文章之谓，“异色成彩之谓文，一色昭著之谓章”，总之是美的意思。古人不论写什么，哪怕一张便条，都当文章来写。这个“文章”意识，现在已消失得差不多了，似乎特定文体才应作为文章来讲究。其实我们读民国时期梁启超、胡适、鲁迅、蒋廷黻乃至郭沫若等好些人的学术著作，都注重笔墨。后来中国大陆以外的学者，像黄仁宇、唐德刚，一边做学问、谈见解，一边也不忘文字，通过良好的有教养的文字，显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向度。

    近一百年，中国一直有一个对自有雅正文化传统的破坏过程，高潮就在“文革”。现在高潮虽然过去,但因为涤荡太狠，造成很多惯性。这当中，汉语是重灾区。眼下汉语的粗俗、粗鄙、粗糙，有目共睹，美恶文野，似乎没人在乎，对母语不存敬惜。语言是文化载体，是礼义廉耻或一国民众精神伦理的具体形式，是社会根柢。古时讲敬惜字纸，就因认识到它们是文物风流所系。我们书写汉字、运用中文，总要心怀敬诚，务求精美。《悦读》的文章，往往有真知灼见，文字普遍也不错，但还可以更好，比如有意识地办成注重和讲究语言的刊物，为挽回民族语言质地树立一面旗帜。

王培元(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悦读》之所以赢得人们的喜爱，就在于它具有“阅读趣味”。这“阅读趣味”从何而来，便不能不提到它的栏目设置。《悦读》的常设栏目，竟有十二个之多，如：“特稿”、“读书献疑”、“人物志”、“议论风生”、“忽然想到”、“文坛记痕”、“悦读一得”、“书与插图”、“我和书”、“域外风”、“海外书情”、“书海巡游”等。我以为可以用八个字可以来概括《悦读》，即：“内容丰富，信息量大。” 

    内容丰富，你从其栏目设置之多，即可看出些眉目来。信息量大呢，就说“书海巡游”这个栏目吧，里边又有“有此一说”、“评论选刊”、“四面八方”、“国情点滴”等一些小栏目。而且，每一期还有为数不少的“补白”呢。这些小栏目中登载的内容和辑入的文字，大都很精短，但其提供的信息量却非常之大、非常有价值。其实《悦读》的内容还有一点更是异常可贵的，即它不是鲁迅说过的那种“二花脸艺术”色彩的刊物——“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的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而是一直坚定执著地拥抱和关注社会现实。它始终不渝地以自己的方式和风格，关心着国计民生，关心着世道人心。

郑雷(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MOOK是个起源于日本的新词，由MAGAZINE与BOOK两字合成。虽然较早在国内使用这个概念进行编辑，《悦读》却与国外的杂志书有所不同，在信息量之外，一直注重思想性，越办越稳定，越办越成熟，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一卷在手，就可以体会到，《悦读》的“悦”是一种智慧的愉悦、灵魂的愉悦，而与时下“娱乐至死”的各种大众文化商品的轻薄恶俗迥异其趣。

    还有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悦读》中历史类文字占有很大的比重。契诃夫名作《打赌》里说起，一个因和人打赌而自行监禁在小屋里的律师为了解闷开始读书，最初读的是消遣性的小说之类，后来便开始阅读历史、语言和哲学书籍，最后读到神学和宗教，终于悟彻了尘世生活的虚幻。由此不难看出，历史是通向精神天国的重要阶梯。从已经出版的三十卷《悦读》中，可以十分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历史意识、这种救世热忱。《桃花扇》第一出《听稗》有云：“一声拍板温而厉，三下渔阳慨以慷。”这两句话，《悦读》足以当之。钱锺书先生论文论史，有“善运不亚善创”（《管锥编·左传正义》四六）之语，准乎此，我们也可以说“善编不亚善撰”，希望《悦读》能几十年如一日长久地“善编”下去，后先相继，为垂绝的中国文化留下最后的根脉与未来的生机。

陈子伶(《出版史料》负责人)：

    《悦读》，可读，耐读，悦读。三读中，耐读最为不易。《悦读》相当一部分题材，可分有三：一是社会欲了解而又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事；二是看来仿佛正确但心里存有疑惑处的观念及其理论探讨；三是新知绍介。三类题材，对应的社会阅读心理，是求实求真求知。这个“三求”，也便是《悦读》剪裁题材的标准，合则留，不合则去，所提取的文化内容，亦往往是原书的关节处，自然精彩纷呈。但探骊得珠，岂是易事。

    《悦读》诸多文章耐读，让人回味，再读。细细探究，再于文章有见识，有思想。其见识或思想，基于什么？《悦读》叙事状物写人论理，有一基点，就是正视现实，尊重事实和历史，据实而论。由于思想基点正，《悦读》能眼界宽广，取材无类，更能直面现实，探求真谛，更能正视历史，辨明得失。文章多能事溯其源，物究其本。由于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予人以警策，仿如醍醐灌顶，或探源竟委，通其流变，辨伪正纬，洞见私利潜踪，因而有益鼓烫社会正气。耐读背后，是唯实求真的思想力量，可以催人反省，求真去伪，立诚知耻培育自信。

黑马（毕冰宾）(著名劳伦斯研究专家)： 

    自从看到这本杂志，我写书评时都会不自觉地使用“悦读”二字，比如说某本书是劳伦斯研究的悦读文本，就是说这样的书虽然是研究类专著，但却不属于那种佶屈聱牙、引经据典的学院式文风，而是有美文韵致的文学研究文本。早年读杨绛的文学论集《春泥集》就感到那是将学问写成美文的文本，一直推崇备至。

    《悦读》的主编还很注意关注我们这些作者的博客，居然偶然发现我为作家萧也牧的悲惨遭遇唏嘘感叹的一小篇博文，就启发我好好写一写这位文学前辈。于是我竟然一连数日埋头于萧也牧的生平历史中，写出了一篇长文，释放了心中长期的块垒。这种跨界写作是我一个意外的收获。希望这本杂志书能吸引更多领域的人来进行跨界写作，尤其在我们这个缺乏真正独立的文化和文学批评的时代，我们需要用有趣、俏皮、机智的写作对时下文化和文学现象进行理性的讽刺和鞭挞，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批评精神，而这样的文字也才称得上“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