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的《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是一本文笔活泼、信息量丰盈的现代出版人物史话著作,其立意不仅在于追慕前贤,也可惠及尚未入门的出版新手。全书虽然只写了张元济、王云五、叶圣陶、邹韬奋、胡愈之、吕叔湘、巴金、张中行、周振甫、陈翰伯、陈原十一家,却足以成为当下任何一家出版社对员工的培训教材,或者传媒大学里编辑出版专业学生们的必读。我甚至觉得,只要把书中写到的故事读熟了,大致就能知道该如何从事编辑出版这个古老行当了。当然,我也建议俞先生或者别的同道能接着往下写。晓群先生是一位与上述出版前辈一脉相承的,心存出版理想,怀有编辑激情的出版家。
董桥有言:“天下青山都是一簇簇乱叠起来的”。一位出版家的成就也当如此:是由一本本好书“乱叠起来”的。一提到俞晓群这个名字,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经他之手出版的《书趣文丛》、《万象主题书》、《万象译事》、《新世纪万有文库》、《吕叔湘全集》等等。我很赞同俞先生在《前辈》里说到的一个观点:在出版官员与出版家之间,并无必然的递进关系。职务性的例行公事,完成某个皇皇几十卷乃至上百卷的图书项目,虽然看上去很美,但成就不了一位真正的出版家。出版家必须首先拥有真正的“书之爱”,必须具有俞先生所说的“人书情未了”、“以出版为终生职业”的痴迷情怀,必须拥有“为书籍的一生”的文化理想。
我与俞先生素未谋面,却心仪已久,并有过几次文字因缘。一是他主事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新世纪万有文库》之时,我几乎是每出一辑购买一辑。渐渐地看出一点瑕疵,还写过一篇《向〈新世纪万有文库〉进一言》的书评。其中有一点就是,文库既然面向普通大众读者,意在“开启民智”,但“古代文化”和“近世文化”部分全部采用“白文”,不见任何注解和释文,字少、价廉、易存算是做到了,却未必适于阅读。近世文化诸册是白话文,倒还好说,古代文化却全篇文言,没有注释,一般读者恐怕不得其门而入,对编辑出版者来说,也未免过于省事。还有一次,是我当时的一位出版界的领导,在辽教社出版了一本著作,说是可能要重印,让我给他校读一遍。我记得当时光校读出的人物生平等常识性错讹的勘误表,就写了好几页。当然,这只能怪作者下笔草率。这部著作后来有否重印不得而知,但是给我留下了一点与俞先生、辽教社的因缘记忆。
后来有一年,我和青年学者眉睫一道去法兰克福出差时,眉睫带了俞先生的《这一代的书香》。在异域的那几个秋夜,我正好借读此书。最近又读了俞先生的《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和《蓬蒿人书语》(岳麓书社版)。这些著作,加深了我对俞先生的书爱情怀和出版理想的认识与敬佩。
《前辈》一书,好就好在它充满了有趣和实用的“细节”,注重挖掘出版前辈们的从业故事,而不是简单评说他们的出版理念和出版功绩。俞先生讲述起前辈们的编辑出版掌故,真是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一般。如写张元济、王云五的这两篇里,越是“识小”的花絮和段落,越是引人入胜。写邹韬奋伟大的“出版精神”,也是诸如他在办生活书店时制定的店员工作守则,“店内必须设椅子,为不买书的读者提供看书的方便;店员面对读者询问,不许说‘没有’二字,要把缺货的书登记下来,立即去找;发现偷书的人,不许当众训斥”等等细节最具感染力。俞先生是一边写着这些前辈的故事,一边寻绎和证实着自己作为一名出版后来者,在精神上和情怀上与前辈们声息相通、薪火相传的地方。
俞先生观察和研究出版前辈有十分独立的识见和独特发现。例如他能把张中行先生纳入出版前辈之列,就别具慧眼。他把张中行先生的文章作“编辑散文”(而非“学者散文”)观;尊周振甫先生为“编辑型的学者”(而不是“学者型的编辑”);评价陈原先生为“中国百年出版史上最后一位通才”,皆为新颖独到和“知己”之论。
沈昌文先生说俞晓群是一位“有思想的出版家”。我觉得还可以加上一句:他也是一位富有文化理想和人间悲悯情怀的出版家。他讲述前辈们的出版故事时,文笔大致是平实、素朴,有所控制的,但是有时写着写着就激动起来了。例如写邹韬奋那篇写到了最后,那种文人的悲悯情怀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于笔端:“但是,这一切似乎都与韬奋先生的理想境界渐行渐远。那天,我的思绪悄悄地潜入梦中,我看见新旧中国被一条时间的界河一分为二,此岸阳光灿烂,彼岸雾霭茫茫。我立于此岸,拨开时光穿梭的云层,向彼岸眺望。人们行色匆匆,目若无物,一切景色都像一部变质的老电影,忽明忽暗。我点击韬奋先生的名字,看到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在天光微露的时候,猝然躺倒在他深爱的土地上。他仰卧在那里,清澈的目光,凝视着灿烂的星空。一个小姑娘依偎在他的身边,晃着他的臂膀呼唤着:怎么办?怎么办?此时,他已经没有了说话的力气,但他还是顽强地抬起手,奋力写下三个字:‘不要怕’。此时,我慢慢地清醒过来,眼中含满了泪。”
这样的文字,实在也可作“出版家的散文”观了。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情怀、文笔,像《前辈》这样的“人物史话”比一般的出版研究文集和出版史著作更为生动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