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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中国化”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燕京大学的吴文藻提出来的。那时，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与冰心结为连理，想在建立中国的社会学方面做出一番事业。当时中国的民族学、社会学全盘西化，“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国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且多讲外国材料者”，“民族学和社会学在知识文化市场上，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物”。（《吴文藻教授自传》，《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吴文藻不想充当西洋学说搬运者，也不打算去做“用外国文字讲述外国材料者”。因而，他首先根据课程的英文课本，编出一套汉语教材，将社会学中的许多概念用国语来表达。同时，原教材的内容，根据中国国情和他自己所掌握的资料，进行修改和充实，比如，《家族社会学》原教材泛谈世界各民族的家族制度的发展史，但却很少涉及中国本身的家族制度，吴文藻就作了大幅度的改编，新教材以中国宗法制度为中心，并以中国与印度的父系家长制比较为重点。吴文藻认为，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美国本土学者沃德、斯莫尔、萨姆纳面对欧洲完备的社会学体系，面对斯宾塞与孔德，面对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布朗的人类学、杜尔干主义，没有全盘欧化，而是根据美国的社会历史的特殊情况，响亮地提出了“社会学美国化”的问题，同样，我们面对欧洲的大师和美国的大师，也不可以全盘西化，而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实现“社会学中国化”！为此，他做了一系列努力，介绍欧美的社会学、民族学的学派学说，邀请欧美的学者到燕京大学进行指导、讲学，组织学生到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学者认为，如果说中国社会学形成学派，那就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主体所形成的一个中国社会学派。在海外，该学派亦被称为‘吴费学派’”。（郑少华《介绍燕京学派》，《社会科学报》1997年8月7日）有的则称“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真正形成一个学派的只有吴文藻及其弟子所致力于的社区研究。这一学派，也即是学者们称为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或‘燕京学派’”。（胡炼刚《中国社会学史上的“燕京学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第2期。）
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文藻离开了燕京大学，前往云南大学担任中英庚款人类学讲座课程，组织了燕大与云大“合作研究所”，与他的学生费孝通等学者一道，继续“社会学中国化”的追求。为躲避轰炸，合作研究所搬至呈贡“魁阁”，“魁阁”后来也就成了战时社会学、民族学基地，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创造着一流的业绩。用费正清的话说，他们“艰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但是，吴文藻、费孝通等燕京学人在战时为了社会学、民族学建设而孜孜以求时，却遭到了批评与攻击，批评他们的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傅斯年先生，时也在昆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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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却是由于“民族问题”而引发。
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分布聚居最多的省份（不过当时无此共识），但是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是无疑的。所以，吴文藻的“人类学讲座”与他所指导的边疆专题研究，都不能离开民族问题。吴文藻曾就边疆教育问题向国民政府建言，认为当时之边疆，民族、宗教、语言、文字、经济、文化各异，实行边疆教育，首先要“铲除各民族间相互猜忌的心理，而融洽其向来隔阂的感情，亟待在根本上，扶植边地人民，改善边民生活，启发边民知识，阐明‘中华民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要旨，晓示‘中华民族完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真义。能如是，则思想可以统一，组织可以健全，畛域可以化除，团结可以实现，国力既充，边围自固。”“多元文化”“政治一体”是吴文藻的理想模式，他认为苏联的民族政策可作参考：“凡军事，外交，国家行政，及国民经济，必须统一于中央；而关于语言文字，艺术文学，以及教育与文化上的设施，则委权各民族行处理，予以高度发展个性的机会，务使充分表现本族文化的特长。……党国权威，如能本此立场，定为国策，广示边民，积极推进。则不但敌人无法施用挑拨离间的诡计，来分化我们的力量；且可促使边民彻底觉悟，覆巢之下，绝无完卵，更加积极团结，一至拥护中央，共保中华民族。”（吴文藻《论边疆教育》，《益世周报》第2卷第10期，1939年3月17日）
在燕大与云大的合作研究工作站，民族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在“魁阁”，成员每人都有一个选题，根据自己的选题到农村社区或民族社区去作实地调查，之后，将调查的成果带回，在“魁阁”展开充分的讨论或争论。吴文藻有时也参加“魁阁”讨论，发表一些意见，也都是平等的，彼此可以讨论。
这一切，本应是正常的学术活动，而在战时，就更加难能可贵了。但是，这些活动，尤其是民族的话题，令以“社稷”为重的傅斯年先生深感忧虑。正如他的侄儿傅乐成教授所言，“中国民族问题，孟真先生始终坚持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原则。他认为中国民族自古至今经常与外族同化，合成一体，中国境内现虽仍有若干种族，但也正在同化混合的过程中，不足影响中国民族的整体性。他对某些学者的巧立名目，强分中国为若干民族，表示不满。他认为政治固不应支配学术，但如果某种学术对国家民族有危害的可能，政府应加以取缔”。（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台湾《传记文学》1963年第2卷第5、6期）傅斯年给在昆明《益世报》主编《边疆附刊》顾颉刚写信，主张不用“边疆”、不讨论“民族”，认为这两个词容易激发矛盾：
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读书人并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其次即所谓“民族”。犹忆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纯声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时，弟力主不用“赫哲民族”一名词。当时所以有此感觉者，以“民族”一词之界说，原具于“民族主义”一书中，此书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机关之刊物，尤不应与之相违也。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广事传教。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国之邪说。则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一个”耳。此间情形，颇有隐忧，迤西尤甚。但当严禁汉人侵夺番夷，并使之加速汉化，并制止一切非汉字之文字之推行，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族之意识，斯为正图。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基此考量，以数事供之吾兄。
一、“边疆附刊”之名，似可改为 “云南”、“地理”、“西南”等，“边疆”一词废止之。
二、此中及他处，凡非专门刊物无普及性者，务以讨论地理、经济、土产、政情等为限，莫谈一切巧立名目之民族。
三、更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学也。日前友人见上期边疆，中有名干城者，发论云：“汉人殖民云南，是一部用鲜血来写的争斗史。在今日，边地夷民，仍时有叛乱情事。”所谓鲜血史，如此人稍知史事，当知其妄也。友人实不胜骇怪，弟甚愿兄之俯顺卑见，于国家实有利也。（《致顾颉刚》，《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20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
顾颉刚接受了傅斯年的意见，著一长文《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在自己主编的《益世报·边疆周刊》上。文章开宗明义：“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
在这之前，顾颉刚曾经写过另一篇文章《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认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敌人用来分化我们的，篇末说，还有一个“五大民族”的名词需要再谈。《中华民族是一个》这篇文章谈的便是这个问题。他认为：“‘五大民族’这个名词却非敌人所造，而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顾颉刚到云南的时间不长，对西南并不了解，但他对西北的情况熟悉，根据他多次西北考察（包括与冰心吴文藻同行的平绥沿线的考察），提出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
我现在郑重对全国同胞说：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因为种族以血统为主，而中国人的血统错综万状，已没有单纯的血统可言）；如果要用文化的方式来分，我们可以说，中国境内有三个文化集团。以中国本土发生的文化（即在中华民国境内的各种各族的文化的总和）为生活的，勉强加上一个名字叫做“汉文化集团”。信仰伊斯兰教的，他们大部分的生活还是汉文化的，但因其有特殊的教仪，可以称作“回文化集团”。信仰喇嘛教的，他们的文化由西藏开展出来，可以称作“藏文化集团”。满人已完全加入汉文化集团里了，蒙人已完全加入了藏文化集团了。我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在北平，很有机会和满人同住，看他们的生活真是举不出一点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来。
顾颉刚从血统、文化等方面否认中国不同民族存在的可能性，更从“民族自决”这一口号指出民族问题的危险性：
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继此以往，他们还想造出伪“大元国”和伪“回回国”，自九一八以来，他们不曾放松过一步，甚至想用掸族作号召以捣乱我们的西南。此外也有别的野心国家想在我国边境上造出什么国来，现在不便讲。倘使我们自己再不觉悟，还踏着民国初年人们的覆辙，中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来谈我们国内有什么民族什么民族，眼见中华民国真要崩溃了，自从战国、秦、汉以来无形中造成的中华民族也就解体了。从前人的口中不谈民族而能使全国团结为一个民族，我们现在整天谈民族而反使团结已久的许多人民开始分崩离析，那么我们岂不成了万世的罪人，有什么颜面立在这个世界之上？
作为对边疆问题素有研究的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观点不无道理，尤其是在“民族自决”的问题上，指出民族问题爆出的恶果，在当时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但民族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所以顾颉刚还说，也不必“小心过甚，以为国内各种各族的事情最好不谈，谈的结果适足以召分裂之祸”。他主张正视这个问题，正视的目的是要告诉青年人：“我们所以要抗战的是要建国，而团结国内各种各族，使他们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实为建国的先决条件。你们应当不怕艰苦学会了边地的言语和生活方式，到边地去埋头服务，务使一方面杜绝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把野心家及其流毒一概肃清出去；一方面可以提高边地同胞的知识，发展他们的交通，改进他们的生产，传达内地的消息，搜集了他们的历史材料而放到全国公有的历史书里去，使得中原和边疆可以融为一体，使得将来的边疆只是一条国土的界线而不再是一片广大的土地。青年们应当和边民通婚，使得种族的界限一代比一代的淡下去而民族的意识一代比一代高起来；更吸收了各系的新血液，使后裔们的体格日趋健壮。能够这样，中华民国就是一个永远打不破的金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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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不仅是吴文藻社会学中的理论问题，同时更是田野作业中的实践问题。从北平专程到广西象县调查瑶族的费孝通的第一任妻子王同惠，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吴文藻从第一篇论文《国家与民族》开始，到“人类学讲座”，到《论边疆教育》，到燕大与云大的合作研究工作室，到“魁阁”，无不贯穿了对民族问题的孜孜以求。
一次大战以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喊出“民族自决”的口号，鼓励了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者的羁绊而获得独立自由。“九·一八”之后，日本侵略者侵占分裂中国的土地，也拿“民族自决”作为口号和借口。吴文藻、费孝通等不是不清楚这些史实与事实，但是由此便不正视不研究甚至不言及客观存在的民族问题，则有违学理与常理。
顾颉刚的上述两篇文章，都引起了吴文藻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了社区研究的学生、学者的讨论。傅斯年说，吴文藻自己没有写文章，而他的“高弟子费某”在报屁股上“大放厥词”。为了阅读傅斯年斥之的“厥词”，我查阅《费孝通全集》（《费孝通全集》20卷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二卷收录1937年至1941年的著作与文章，但是，没有发现一篇是傅斯年所指的“大放厥词”的文章。也许是因为“全集”不全？后来在有关学者的提示下，在13卷中看到一篇《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费先生在纪念文章中说，他从英国留学回来，到了昆明，看到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文”，不同意文章的基本观点，“认为事实上中国境内不仅有五大民族，而且还有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我在出国前调查过的广西大瑶山，就有瑶族，而瑶族里还分出各种瑶人。不称他们为民族，称他们什么呢？”血气方刚的费孝通，即给顾颉刚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异议。顾先生大度，将费孝通的信以《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为名，在《益世报》的《边疆》副刊上刊出。
无论是教学或是撰文，也属学术上的事情，顾颉刚便是这么认为，此后到成都创办了“中国边疆学会”，“凡边疆的知名人士和内地人对于边疆有研究的都网罗在内”，继续对边疆与民族问题进行研究。但让顾颉刚慎用“边疆”，甚至主张取消“边疆”一词的傅斯年则大不以为然。而民族学家吴文藻对此不满，命其弟子费孝通反驳，谓“中国本部”一名词有其科学的根据；中华民族不能说是一个；即苗、瑶、猓猡皆是民族。傅斯年因此认定：“一切帝国主义论殖民地的道理，他（指吴文藻）都接受了。”傅斯年坚持认为：
此地之汉人，其祖先为纯粹汉人者本居少数，今日汉族在此地之能有多数，乃同化之故。此一力量，即汉族之最伟大处所在，故汉族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个民族。若论种性，则吾辈亦岂能保无胡越血统。此种同化作用，在此地本在进行中。即如主席龙云，猓猡也；大官如周钟岳，民家也；巨绅如李根源，僰夷也。彼等皆以“中国人”自居，而不以其部落自居，此自是国家之福。今中原避难之“学者”，来此后大在报屁股上做文，说这些地方是猓猡，这些地方是僰夷……更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这些都是“民族”，有自决权，汉族不能漠视此等少数民族。更有高调，为学问作学问，不管政治……弟以为最可痛恨者此也。
此地正在同化中，来了此辈“学者”，不特以此等议论对同化加以打击，而且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增加部落意识。盖此等同化之人，本讳言其渊源，今言之不已，轻则使之生气，重则使之有分离汉人之意识，此何为者哉！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例。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费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致朱家骅杭立武》，《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0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
以上的内容作为文章发表，自然也是傅斯年的自由与权力，问题这是一封告状信，严词陈述，以达到取缔吴文藻“人类学讲座”目的。傅斯年明白，吴文藻在云南的一切活动，这个讲座是基石，撤去了这块基石，吴文藻的教学与研究，都将受到影响，在云南必难以呆下去。果然，朱家骅、杭立武听从了傅斯年，中止了吴文藻在云大的“人类学讲座”。正想通过“人类学讲座”这个平台大展宏图的吴文藻，正在继续实现燕大立下的“社会学中国化”梦想的吴文藻，事业遭受了重大打击。云大校长熊庆来明白其中的一切，虽然云大可以挽留吴文藻，但吴文藻在被暗箭中伤的情况下，岂能挽留？不过作为民族学家，吴文藻在昆明遗憾的还不在这里，而是：“身处多民族的地区，却没有把握良机亲身参加实地调查。”
这就是后来吴文藻说的遭傅斯年“排挤”、“撤销讲座”、“被迫离开云大”的真相。只是他自己并不愿细加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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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2年，吴文藻的另一篇重要论文《边政学发凡》发表（《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合刊，1942年）。他与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做过一次长谈。吴文藻告诉林耀华有关情况，说自己当时因为忙于搬家，对顾颉刚的观点、傅斯年的发难没有进行反击，同时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在国民政府及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正面进行批评，或者展开争论，尚不是时候。但是，据他所接触的实际与费孝通等一批同学的田野调查，中国存在不同民族是客观的、也是不可绕开的，不正视这个现实，就不能造就中华民族的安定与繁荣。
1943年6月，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局组织了由46个专家学者组成的西北建设考察团，前往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进行国防与建设之考察与设计，分为铁路、公路、水利、农林、教育、卫生、民族、畜牧、垦殖、工矿等12个部门，新疆监察史罗家伦为团长。吴文藻作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被抽调参加，负责以新疆民族问题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吴文藻没有跑遍五省，只到了甘肃、青海与新疆，而新疆是重点。长达半年之久的考察，是吴文藻接触与了解边疆与民族的大好机会，是一次经费与条件十分优裕的实地调查。但是，由于吴文藻是官方委派入疆，便不能从真正的意义上实施他的田野作业。当然，纵是如此，吴文藻也还是有能力从他的角度考察到新疆、甘肃与青海民族的实际情况，写出一份很有分量的考察报告与调查论文，但是，没有！个中原因又与国民政府正统的民族观念有关。
就在罗家伦带了一个庞大的考察团到西北五省时，国民政府的另外一个机构——国父事业计画委员会亦曾派西北考察团。这个考察团后台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而中央设计局主持人仅是王世杰。据吴文藻后来讲，两个考察团具有竞争性质。在民族问题上，吴文藻将自己的观察，向团长罗家伦做了报告，但罗家伦的意见与吴文藻的观点“有出入”。本来“观点出入”属正常现象，但由于有两个竞争性的考察团同时出现，而他们的后台不一，所以，罗家伦显得特别地慎重，没有采纳吴文藻的意见。“我想罗家伦之所以不采纳我的意见，是恐为二陈派找到攻击的籍口。”（参见吴文藻档案中“对1951年从日本回国前的交待”）
吴文藻在这里所说的与罗家伦的意见有出入，怕“二陈”找到攻击的借口，深层的原因是：也就在当年，考察团前往西北前的三个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已经发表。这本书中的第一部分《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对中华民族的表述，与顾颉刚、傅斯年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念基本一致，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这里使用的不是中华民族是由不同的民族组成而是说多数宗族融和而成，也就是说没有肯定不同民族的存在。“我们中国国家的领域，以民族生存所要求为界限，亦即以民族文化所维系为界限。”民族文化则由不同宗族的文化构成，“在中国领域之内，各宗族的习俗，各区域的生活，互有不同。然而合各民族的习俗，以构成中国的民族文化，合各区域的生活，以构成中国的民族生存，为中国历史上显明的事实。这个显明的事实，基于地理的环境，基于经济的组织，基于国防的需要，基于历史上命运的共同，而并不是全出于政治的要求”。并且这里对使用外来概念的语气，也与傅斯年相仿：“因为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外国文学的奴隶”，“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信其所至，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至，忍心侮蔑我们中国的固有文化遗产”。（以上三处，引自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3月）这些话原来由学者表述，现在由领袖说出，吴文藻不会没有顾虑。
当初为回击傅斯年而发表的《边政学发凡》，从正面阐述了自己的边疆与民族的观念，那时尚可说是学术问题，现在委员长采取了与他们相同的观念，再写专题报告，要么是观念不合，要么就是附和。吴文藻不想附和，但也不想继续对立，以不提供报告、选择沉默的方式，对自己的学术观点予以坚持，也显示了学者的独立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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