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仲：踏实做书，低调做人

    曲仲说，北京出版集团的整体风格，是踏实做事，低调做人。这符合他史学专业的特点，更符合他“中庸之道”的处世理念

    初春的北京被狂风裹挟着，到处是尘沙的喧嚣。位于北三环马甸桥东的北京出版集团却是一处安静的所在。它的安静，一如60年来集团几任掌门人所延续的从容、踏实与不饰张扬的气质。

    填写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生的分配志愿表时，曲仲就把出版社编辑放在第一位，30年来他的理想从未有过任何动摇。“当年的编辑都是专家型的，学术水平很高，大家都心无旁骛地做着一件事，那就是出好书。”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浸润出的图书，常常使曲仲感到愉悦。

    “愉悦”这个词在曲仲谈到好书的时候出现频率很高，那是一种非常享受的心情，是任何高官厚禄无法取代的成就感。“出好书”，这一在北京出版社文史编辑部当助理编辑时就播下的信念的种子，至2011年担任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时，已在曲仲的心里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

    “做人就是做事。”曲仲说，北京出版集团的整体风格，是踏实做事，低调做人。这也符合他史学专业的特点，更符合他“中庸之道”的处世理念。当他成为集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同仁在出版界千帆竞发的搏击中奋力向前时，又体现出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体现出敏锐智慧的见识及果敢的执行力。

    “众矢之的”

    20世纪90年代末，民营出版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活力，一些传统出版社则渐趋弱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就是其中的一家，面临严峻挑战。出版社的发行能力直接影响到编辑组稿，组不到高质量的稿件，出版社何以立足？在考察了多家民营公司后，当时作为京版集团主管社科和文学出版的副总编辑曲仲果断提出，将十月文艺出版社和新经典文化公司共同组建为十月文化公司。

    “要想有作为，就必须吸纳民营书业在运作方面的优势。”在班子会上，曲仲在征求班子成员意见时，就成立公司的目的做了三点说明：一是有利于十月品牌的延伸和扩张；二是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占有率；第三，集团对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投资和产生的效益，与成立文化公司之后的投资和预计产生的效益的对比。他提出的方案，得到了班子成员的一致赞同。

    新经典文化公司经理陈明俊欣然同意这一合作模式，但方案具体实施时受到很多编辑的抵触。有说曲仲把出版社“卖了”的有之，有说集团不要“我们”的有之，即便再三强调进入公司的编辑享受跟集团内编辑同等待遇，也很难扭转编辑们的观念。曲仲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

    怎么办？曲仲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与新经典合作也并非一时的头脑发热，认准了的事情“闭着眼也要往前走”。曲仲制定了严格的改组方案，十月文化公司实行完全市场化的运作，京版集团控股51%。同时，十月文化公司出书均需履行正规手续与合同，以保证其内容生产不出任何纰漏；所有资金都走集团的财务，保证了集团对十月文化公司的控制。

    事实证明，北京十月文化公司连续三年生产码洋均达五千万，集团两年前还对公司进行了增资，目前十月文化的总资产达两千万人民币，生产总值达一亿多。在销售上取得丰收的同时，十月文化公司也保持了一贯的出版品位。

    5年之后的2011年，当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由出版社与民营联姻的公司陆续走入人们视野的时候，媒体称，凤凰联动是前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颁布之后，国内第一家由国有出版企业与民营书业合作、国有出版集团控股的规范股份制公司，而此时，北京十月文化公司早已赚得盆满钵满。

    隋丽君工作室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企业只有一种真正的资源——人，管理就是充分开发人力资源。曲仲清楚，文化创意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特性，决定了在出版业中，人才价值的比重。出版社的人才队伍决定了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精品图书的打造离不开优秀的编辑出版团队。除结合集团人才建设的五年规划，从人才吸引、使用、考核、激励、培养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落实“人才强企”战略外，曲仲大胆地提出，成立以名编辑命名的工作室。2007年，隋丽君工作室、赵萌工作室应运而生。

    “资深的优秀编辑有丰富的出版资源和经验，集团投资、帮助他们，为工作室提供便利条件，可充分发挥资深编辑的选题策划优势。”曲仲说，名编辑工作室成立后，因机制灵活，选题自由，很快就显示出了理想的业绩。隋丽君工作室推出的《中国新教育风暴》《解密上甘岭》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思念依然无尽》《我是我的神》等获中国出版政府奖，《额尔古那河右岸》获茅盾文学奖。

    2011年9月，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向所属成员单位发出《骨干编辑人员创新计划实施方案》，2012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了脚印工作室、王瑞琴工作室，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成立马明仁工作室。而此时，隋丽君工作室早已步入良性循环，成熟稳健地运行了五年。

    双面曲仲

    近两年，针对国家对出版的要求，结合出版自身的特点，曲仲为京版集团定下了三大工程：社科理论读物落地工程、北京历史文化工程和北京原创文学工程。北京出版集团对下属8家出版社进行了产品线建设情况的初步调查，结果发现，全集团拥有八十多条产品线。“这一方面表明了集团综合出版的勃勃生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集团产品线过于分散的现状，容易造成图书产品线的薄弱。”曲仲说，近年来，京版集团在图书板块建设、打造出版平台、培养产品线等三项工作上全力以赴，以图有所作为。

    “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如何把产品做到极致。如果没有侧重点，出版就会流于平淡。”曲仲说。有了这个目标，京版集团在各个产品线上侧重双效突出的图书精品，这些产品内容精到，受到渠道商的重视，极大拉动了集团的市场影响。

    2011年，京版集团成立重大选题规划部，聘请集团经验丰富的老编辑杨钢担任主任；同时建立集团重大选题储备库，形成优秀项目孵化机制。集团定期向各生产单位征集重大选题方案，经专家评审后，可入选集团重大选题储备库，择优推荐申报各类财政资助。同时，京版集团建立专家组，确立优秀项目质量保障机制，培养员工对重大项目的实操能力。2012年，集团有31种重大选题分别入选国家级和北京市级的重点出版规划、主题出版工程和财政资助名单。

    出版商与出版人的明显区分，就是对待“文化”的态度。在曲仲的身上，既有脚踏实地用现代企业制度管理出版集团的一面，又有对自己认定的出版价值观如宗教般坚定追求的一面。他表示，下一步，北京出版集团将进一步深化现代企业管理机制，同时寻求与海外出版公司的合作，使集团迸发出新的活力。在逐渐壮大产品线建设的同时，集团还将建立选题项目数据库、学者数据库等。“过去是综合发行，现在强调专业发行；过去发行以量取胜，现在以质取胜。认真埋头做主业，强调精品生产；提升书的品质，也强调畅销书的运作……”曲仲一口气说了几个强调，唯独不强调“规模”。他认为，对出版社而言，最重要的是强化自身品质，在图书出版过程中慢慢形成独特的文化符号。

    他的话，让人想起绥青、张元济们所秉持的信念——“为书籍的一生”，这是一种人生为书、书为人生的境界。（本报记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