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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学术发展演进的潮流，人们常将其分成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两大派，也有人在两派之外，再加上自由主义一派。无锡钱基博先生是一位博通四部、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可是，如果按照上面的分法，无论是两派也好，三派也好，他都毫无疑问会被归入保守主义一派。而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保守主义”常常被我们简单地看作是影响社会发展变革的阻碍性因素，甚至是现代化的最大敌人。因此，作为“保守主义”者的钱先生的论著不为时人所重，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1936年，钱先生在其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四版增订识语”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时迫事近，其在今日，溺于风尚，中于意气，必有以余论列为不然者。吾知百年以后，世移势变，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平心，事过境迁，痛定思痛，必有沉吟反复于吾书，而致戒于天下神器之不可为，国于天地之必有与立者。”这番话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对其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的自信，另一方面也预计到了自己著作的意义价值，恐怕要在很久以后，“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平心”，才会被人们所逐渐认识。《现代中国文学史》是如此，对作者的其他著述，亦可以作如是观。
钱基博先生的代表性著述，近一二十年以来确实陆续再版或重印了不少，对钱先生的生平史、学术史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由荒寂冷落而势头渐起、而渐趋兴旺的变化过程。1987年，《纪念钱基博先生诞辰百周年专辑》作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增刊》出版。2004年，笔者所著的《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将钱氏父子一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但正像书名所标示的，其研究范围被限定在“无锡时期”内。2007年对于钱基博研究来说是值得称说的一年，这一年，傅宏星著《钱基博年谱》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了“钱基博与国学研讨会”，研讨会的论文后来结集为《钱基博学术研究》一书出版。此外，据笔者粗略统计，近三十余年中，以钱基博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已有百数十篇，博士论文一部。这样的现象固然可喜，但必须指出的是，上述的研究成果，大多数都还是基于如下的一个前提：即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钱基博先生的著述，仍只是他著述总量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对钱基博先生的“学术面貌”，仍缺乏全面完整的了解把握。
鉴于以上状况，编纂出版一部钱基博先生的比较完备的著作集，便成了一件势在必行之事，成了钱基博研究领域乃至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领域学人的“共同的期盼”。华中师范大学是一所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知名大学，也是钱基博先生晚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把挖掘这所百年老校丰富的学术资源做为他们工作的重心之一，把整理出版钱基博文集当作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情。在几代学者的共同关心和努力下，经过二十年的酝酿和筹划，2006年6月，该社正式将《钱基博集》列为“十一五”期间的重点出版选题，计划分五辑推出，并从资料搜集、点校、专审和图书设计四个方面加大资金和人员的投入，努力打造此项“精品工程”。
到目前为止，《钱基博集》已推出两辑十册，计四百十万余字。第一辑五册，分别为：《中国文学史》（上、下）、《现代中国文学史》、《经学论稿》和《孙子章句训义》。第二辑五册，分别为：《国学必读》、《江苏学风 近百年湖南学风》、《集部论稿初编》、《韩愈志 韩愈文读》、《文范四种》。从这已出的二辑十册来看，已经基本可以窥见《钱基博集》的一些编纂特色：
一是搜罗详备。钱基博先生的著述，数量浩繁，分布面广，且散置各处，搜辑匪易。十余年来，《钱基博集》的主编傅宏星先生以全副身心，致力于钱基博先生著述的搜罗辑佚。这期间辗转奔波的辛劳，久觅不得而不放弃的坚持，一朝而得之的无比欣悦，皆非三数语所能道尽。这里只举一个笔者所亲见的事例：2004年，傅宏星因工作之便来到钱基博先生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乡无锡，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把《新无锡》、《锡报》、《无锡新报》、《工商日报》、《人报》、《江苏民报》等民国无锡老报纸以及相关的牒谱家乘、乡贤著述等像过筛子似的翻查了一遍，发现了大量的钱基博的散佚的文字。通过十几年中孜孜矻矻、碧落黄泉的搜辑，然后据此编成一份详尽的《钱基博著作编年》，再以此为基础，开始进行《钱基博集》的编纂校订。虽然还有像《欧洲兵学演变史论》、《斟今论》等不少只知其目而未见其书的著述，但已经是一部相对比较详备的钱基博先生的著述集。仅就已出的十册而言，其中的《中国文法说例》、《文最》、《国文研究法》、《国师文范》等都是国内稀见的文献，而《酬世文范》得之于无锡收藏家王晓羿先生，更有可能是一部“海内孤本”。在后面将陆续刊布的各册中，这种珍稀而有很高文献学价值的著述会有更多。
二是体例严谨。钱基博先生著述的门类极为广泛，要将其纂辑为《钱基博集》，需要有严谨的体例和科学的编排。傅宏星先生等在编校此集时，首先发凡起例，参照国学著作的传统分类，并根据钱基博著述的实际情况，将全集分为几大部类：第一为“通论”，含教育思想、国学概论等几部分；第二为“经学”；第三为“史学”，含史著、碑传集、方志编、谱牒学等几部分；第四为“子学”，含诸子通论、儒家、道家及名家、佛家、兵家等几部分；第五为“集部之学”含文学史、文学理论、国文教学法、创作编、国文教材等几部分；第六为“治学方法论”，含小学、版本目录学等几部分；第七为“序跋”；第八为书牍；第九为“杂稿”，含余艺、诗歌与楹联等几部分。有了这样的体例构架，遂使钱基博先生“浩博”而看似杂散的著述各归其类，釐然有绪。因为《钱基博集》是分辑分册陆续印行的，若从单册看，也许一时看不出全“集”的结构体系的安排，但实际上“集”的编纂，都是按这样一条隐然的线索贯穿始终的。
三是编校精审。钱基博先生的著述，其文字绝大部分都是用文言，且熔裁群籍，内涵深博，风格古奥典丽。再看其版本和刊行的情况也非常复杂：所据原书版本有稿本、油印本和排印本；排印本有初版、再版和修订本、增订本等；排印的方式，有按传统古籍式样，无标点不分段一气直排的，有仅用老式圆点的。其散篇文字，则有一文刊发多处而文字、内容有所不同的。这些都给《钱基博集》的编校带来了很大的难度。针对这种情况，本《集》的编纂者凭着厚实的国学功底，本着严谨踏实精细的精神，来从事这项工作，对底本的选择与确定、文字的校核、标点的使用、排印的格式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和统一的标准。其中在底本的选择与确定方面，同一著作而有多个不同版本者，选择其较优者为底本，如《孙子章句训义》一书，就有1935年5出版的“精忠柏石室丛书”本、1942年4月出版的新战史例增订本、1947年11月出版的商务修订本等多个不同的版本。经仔细比较鉴别，以商务修订本为错误最少和内容最完备，便以此为底本，再以其它诸本参校。通过这些努力和措施，确保了《钱基博集》已出各册的较高的编校质量。
上述特点而外，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出各册后面的“校订后记”。这些校订后记，除了记叙《集》内所收录各著述的形成产生、版本流变、纂辑校订等方面的情况外，还常常以所收录之著述为出发点，生发开去，其论述范围涉及钱基博先生的国学研究、教育思想、古文创作等许多方面。这些论述，虽因体例篇幅所限，尚非长篇大论的完整深入的研究，但一则是这些研究心得都是由编纂者在“钱学”领域浸淫日久、且细研原著而得来，洵非时下习见的许多蹈空之论可比，二则所论述的许多内容在以往的钱基博研究领域尚未见有人涉及，因而也就具有了特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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