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再利用

    历史上，《孙子兵法》作为“东方兵学圣典”，曾培育了许多杰出的军事家，如韩信、曹操、杜预、李靖、岳飞、刘基等，都是孙子的忠实信徒和得意门生。也有一些人，本来很会打仗，却从没读过《孙子兵法》甚至没有读过书，等读过了，反而不会打了。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孙子兵法》从总体上来说，是一部“把话说绝了”的战略学著作，不是战术教程，如果你把它用反了，教老虎捕鼠或者教猫捕鹿，效果当然不会好。

    尤其是自从热兵器取代冷兵器一来，不得不承认，《孙子兵法》在战术指导方面的价值越来越低。当前，军事技术包括侦察监测、通信联络、远程打击、运输机动等手段越来越先进，战场已从孙子时代的不透明克劳塞维茨时代的半透明转变为透明状态，除了小股部队特种作战，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没有秘密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迷信孙子的某些说法，并将它们运用于战场，无异于掩耳盗铃。例如：孙子强调的“兵家之胜不可先传”，将作战视为临机处置的诡秘行动，已经不符合当前军事形势。当前，两军战前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基本上决定了战争走势，那种靠“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灵机一动”，扭转劣势反败为胜的机会，恐怕再也没有了。在以往的战争中，将领高超的战场指挥和士兵的英勇顽强常常可以弥补武器装备和训练的不足，用数倍于敌人的代价换来胜利。现在，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例如，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军夜间进攻作战，基本上不用担心对手的空中打击，因为当时夜视技术还不够先进。如果当时的夜视技术像现在这样，我军的作战行动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战局将大大不同。

    孙子强调的“诡道”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当前的可操作性越来越低。两军的“能”与“不能”等等，完全可以从它所属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工业等情况推断出来，至于“远近”的问题，更不在话下。那么，既然这些方面已经无法伪装欺骗对手，所谓“无备”和“不意”就是伪命题，同样，“奇正”和“虚实”也不过是自作多情。

    总之，这种“现场拍脑袋瓜子”的理论，已经完全不符合现实需要，正如我们看到并指出的那样：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武器装备本身物化凝结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因素”,物化凝结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智谋和力量,业已成为“人的因素”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说战略战术是无形的智谋,那么,武器装备就是有形的智谋。这种有形的智谋越来越先进,最终达到高度“人化”,使得战争进行时离“诡道”越来越远,日益成为一种明火执仗的摊牌与碰撞；作为补偿,它们实际上已将“诡道”提前隐藏在平时的技术细节中,直到摊牌时,才“堂堂正正”的爆发。

    我们所有的主观能动性，都要提前发挥在平时的技术细节中，所有的避实击虚和出奇制胜，都应在这一环节体现出来。我们不这样做，对手也一定会这样做。错失这一阶段，随后的任何努力可能都无力回天。尽管物理化学生物科学有使武器装备趋同的趋势，但以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将《孙子兵法》运用于这一环节，就一定能闯出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