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杜林娜与俄罗斯诗歌漂流瓶

    在俄罗斯文学史上，诗歌佳作如林，诗人灿若群星，诗歌的漂流瓶不断被诗人破译改写。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尽管诗歌在商业活动和消费主义的冲击下，已然无可奈何地边缘化和小众化，但经典诗歌仍然在俄罗斯传唱不休，著名诗人仍然为不同族群的人们所敬仰尊崇。如果说诗歌是俄罗斯文学的首要面貌，那么诗人则是俄罗斯文学的第一宠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近代以降，俄罗斯的文学发展史即是诗歌嬗变史和诗人谱系史：从以康杰米尔、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杰尔查文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到以卡拉姆津为代表的“感伤主义”，从以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为代表的“黄金时代”，到以费特、丘特切夫和涅克拉索夫为代表的“诗歌勃兴”，从以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白银时代”，到以叶夫图申科、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阿赫玛杜林娜、鲁勃佐夫为代表的“青铜时代”，俄罗斯诗歌的漂流瓶沉浮兴衰，绵延不断，俄罗斯诗人的谱系图前后相继，延展至今。

传统承继：关注人生与现实的诗歌创作

      作为一位有着鞑靼血统的女诗人，贝拉·阿赫玛杜林娜（Б. А. Ахмадулина, 1937-2010）生于莫斯科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喜爱诗歌。1955年，她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了诗作《祖国》，同年其诗作首次刊登在《十月》杂志上，由此在苏联文坛崭露头角。中学毕业后，阿赫玛杜林娜考入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在入学考试中，她的诗作得到著名诗人И. Л.谢尔文斯基的高度赞赏：“感染力强，清新自然，感受纯洁，感触深沉。”作为二战后一代的佼佼者，阿赫玛杜林娜崇尚独立思考，举止特立独行，我行我素，而非人云亦云，随声附和，随波逐流。1957年，她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诗歌观和价值观，认为艺术的“使命不是给人们欢乐，而是给他们以痛苦”。1960年，阿赫玛杜林娜以获得高度评价的学位论文从高尔基文学院毕业。

    阿赫玛杜琳娜的诗歌天赋让老一代诗人感到惊讶。1962年，在著名诗人П. Г.安托科利斯基的提携和支持下，阿赫玛杜林娜出版了自己的首部诗集《琴弦》，清丽高雅、柔中带刚、描写细腻、真实准确的风格引起苏联诗歌界的广泛评论。安托科利斯基从艺术技巧和思想意蕴等层面高度赞扬了阿赫玛杜林娜的诗作，称她的诗歌像“一架很好的并且调试得很好的钢琴”，其中“既有小提琴琴弦的哭泣，又有钢号的召唤”。随后在献给她的诗作中安托科利斯基写道：“你好，名叫贝拉的奇迹！/阿赫玛杜林娜，一只展翅欲飞的雏鹰！”此后不久，阿赫玛杜林娜以冷静凌厉的眼光深刻剖析苏联社会现实和停滞的社会现状，将自己的独特感受和深刻思考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诗集《寒颤》收集了阿赫玛杜林娜在13年间所创作的所有诗作，于1969年由境外侨民出版社“波谢夫”出版。未经苏联官方机构允许而私自在外国出版作品，这在冷战时期诡谲多变的政治形势下无疑是一件越轨出格的事件。

    尽管要经受严格的书报审查，阿赫玛杜林娜的诗作和书籍还是在苏联不断问世出版。这些诗集的出版，不仅使阿赫玛杜林娜在俄罗斯诗歌界广为人知，而且将她推向了文学思想界的风口浪尖。1977年，阿赫玛杜林娜因非凡的诗歌和翻译成就而被遴选为美国艺术与文学研究院的荣誉院士；1988年，其诗作《选集》顺利问世，给处于风云激荡、变动不居的苏联诗歌界带来一丝新鲜的空气；1989年，她因诗集《花园》而获得苏联国家奖。苏联解体后，阿赫玛杜林娜仍然关注现实、执著人生，先后出版多部诗歌作品，体现出俄罗斯知识分子心系祖国、关注现实的优秀品质。

主题破译：人生与自然的创作主题

      与刚劲清丽的艺术风格相呼应的是，阿赫玛杜林娜对人生问题与自然现象的思考构成她诗作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她对这些主题的开拓挖掘不仅深刻有力，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而且角度新颖，不落窠臼，一如童道明先生所言，“很难找到另一个诗人能像她那样把作为人的‘我’融化到诗的元素中去。”就人生主题而言，阿赫玛杜林娜抒情诗的创作中心之一是友谊，包括爱情式的友谊和创作式的友谊。她视友谊为人类最强烈的情感之一，认为友谊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激情和伤害。就自然主题而言，在阿赫玛杜林娜的诗歌中，自然界并非只是山川秀水、平原沃野、江河湖海、缤纷四季，也是她身边的、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现象。1979年，阿赫玛杜林娜创作出颠覆俄罗斯叙事传统和思想意蕴的散文《众狗与独狗》，散文因其神秘主义色彩和超现实主义气息无法在苏联国内出版，只能在地下出版物《大都会》上问世。这一时期，她被视为自“解冻思潮”以降最具特色、最有实力、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其诗歌所体现出来的别样之处，与其说是一种新颖的诗学结构/系统，不如说是一种与读者直接交流的手段/方法。

    阿赫玛杜林娜的诗歌语言将深度和简单、传统和现代、高超技艺和纯朴自然等特点完美结合起来，达到令人赞叹不已的境界。著名诗人布罗茨基认为，她是“无可置疑的莱蒙托夫—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传统的继承人”，其“诗歌发人深思，深思熟虑，主题阐述深刻；句法沉重凝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自然本真的声音所决定的”。正因如此，她被誉为俄罗斯诗歌“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其诗作的主人公多为俄罗斯诗人，比如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和茨维塔耶娃到沃兹涅先斯基、奥库扎瓦等，也包括普通大众，比如诗集《滨河》中的“独眼人尼因卡”，《诗选》中的“电气员瓦西里”。阿赫玛杜林娜直面现实的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并没有被现实中的丑陋现象所吓倒。这在诗集《医院现场》中表现明显：“我目睹过尸体的跌落/以及被剧烈摧毁的灵魂/……所有这些丑陋的节日/离我近在咫尺，明白如斯”。关于直面现实丑陋的诗作，布罗茨基在《何以是俄罗斯诗人？》中指出，“（阿赫玛杜林娜的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省的，向心的。这种内省性，在作者所生活的国家是完全自然的，也是道德存在的表现形式。”

    自“解冻时期”以降，苏联社会文化形势出现暂时的相对宽松的趋势，在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文化氛围中，阿赫玛杜林娜撰写出一系列不涉及社会政论的“内心隐秘感情”的抒情诗。她擅长将个人内心情感与对个性解放和个人价值的强调结合在一起，其诗歌感情真实、描写细腻、分寸到位、格调高雅、风格清丽，与“高声派”一起给20世纪60年代的文坛带来一股清新高亢、自然真实的诗风。《敲响了，秋天的时钟》（1973）写道：“敲响了，秋天的时钟，/响声比去年更加沉重。//一个苹果落到地上，/树上有多少个苹果，/就有多少次坠地的声响。”不难理解，“时钟”乃是大自然的象征，造物主的征候；苹果“坠地的声响”，则意味着“秋天的时钟”的奏鸣。1973年，诗人恰好36岁，正值告别青春迈向中年之际，已然是回首之间青春不再之时。诗人似乎试图告诉读者，四季在轮回，一轮一春秋，苹果如人生，一岁一坠落，每一次苹果坠地的声响，宣告人之年轮的增长，生命年华的老去。因此，生命之果的“响声比去年更加沉重”，而且明年之“坠落响声”也会比今年愈加“沉重”。可以看出，阿赫玛杜林娜擅用意识流式的独白、自白、怀念和回忆的诗歌方法，通过精心挑选的形象营造出意蕴丰满的意象，抒发内心的孤独与冷寂，张扬独特的个性与思想，兼有阿赫玛托娃诗歌意象之美和茨维塔耶娃诗歌哲理之质。

风格改写：刚劲而细腻的诗歌风格

      作为“响派诗歌”的代表人物，阿赫玛杜林娜的诗歌押韵活泼大胆，表现细腻传神，诗律富于变化，这既是诗人内心世界的表白与袒露，又是社会现实的艺术体现。她的诗歌想象空间开阔，意象内容丰富，富含哲理意蕴，既有公民诗歌直面现实、关注人生的遒劲铿锵，又有唯美诗歌触摸心灵、吟诵性情的温婉细腻。这种刚劲有力和细腻传神兼具的诗歌特色和艺术风格，在阿赫玛杜林娜的早期和中期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阿赫玛杜林娜的诗作没有直接显示和批判丑恶，冲击当时尚属禁区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而是在个人感情领域里或大声呼喊或低声吟唱，表达着迥异于苏联主流文学的诗歌诉求，并写出一些颇具个性特色的作品。诗作《深夜》以极为细腻和传神的笔触，倾诉了一位女性对情人的柔情深意：“我要命令春天/把深夜中万籁的声音收起，/那时候你在睡梦中会是怎样的/你的双手已经软弱无力……//在你那眼角皱纹的深处，/隐藏着倦意……/明天我要亲吻皱纹，/不让疲倦留下痕迹。”《雨落在面颊和锁骨》、《请别为我浪费那么多时间》等诗作通过构拟“小船”、“缆绳”、“桅杆”、“雷鸣”等日常意象，形象表达出失恋时女性内心的痛苦与坚强：“我不会抱怨，与你相遇，/我不害怕，我爱着你”，宣告着分手之际女性内心的决绝与坚定：“你以为，是我处事傲慢/才不与你结为好友？//不，不是傲慢，而是出于痛苦/我才如此坚定地昂起头”。从饱含情意和具体形象的心理描绘中，可以清晰地触摸到阿赫玛托娃诗歌之细腻深刻、注重细节、意象丰富的特色。由此，阿赫玛杜林娜也继承着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传统，其诗歌情感真诚，手法细腻，语言朴实，庄重深沉，其诗风明显受到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影响。阿赫玛杜林娜的诗歌才华得到诗歌界和评论界的赞赏和褒扬。诗人安托科利斯基认为：“阿赫玛杜林娜首先是同历史在一起，是同历史潮流在一起，她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同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她）具有男性强壮的才华，男性深邃的智慧。我指的不是技巧，不是技法、作风和风格。我指的是更大的、更带根本性的东西，是受到我们尊重的个性精神上的努力，是永葆朝气的时代感、历史感及为人民服务感。”

    阿赫玛杜林娜善于从普通的生活中汲取诗意，形成鲜明的诗歌意象，但又不拘泥于日常生活，而是经由日常生活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然后晓以深邃的哲理思考和美学意蕴，形成抒情和哲理密切交织的诗歌特色。在《格鲁吉亚之梦》中，诗人敏感于彼时彼刻苏联社会的停滞和思想的贫乏，建构出作为他者而存在的“格鲁吉亚之梦”，形象地表达着改革现实、呼唤自由、维护民主的观点：“格鲁吉亚之梦，——这是快乐！/这里清晨时分如此清新/葡萄般的甜蜜喜悦，/令人印象深刻的唇。//什么我也不渴望，/什么我也不希慕——/在金色清真寺圣殿上/我奉上白色蜡烛。//对盛典中的细小石块/我给予赞颂和荣耀。//主啊，就让所有这些/永远如此，一如现在。//就让我永远消息灵通/处于亲爱祖国的严厉/别人祖国的温柔之中。”清晨的温馨、金色的圣殿、白色的蜡烛等美好的生活意象和日常场景，却只能出现在遥远的梦境中，出现在作者构拟的“格鲁吉亚之梦”中，出现在无法存在的幻象之中。这无疑是对苏联社会现实和文化生活的一种艺术劝讽和镜像揶揄，表达着作者不同于正统官方的个人诉求和区别于意识形态的文化认同。与此同时，阿赫玛杜林娜的诗歌想象力开阔，意象变化丰富，情感交替迅速，使人目不暇接，而她的语言则如溪水般清新朴素自然真实，毫不矫揉造作，同时又不乏庄重深沉之感。当然，其诗作（比如《秘密》和《花园》）中意念的抽象、比喻的奇特、字句的跳跃和哲理的意蕴，都会给阅读理解和翻译传达带来一定的困难。

    总之，作为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史上的里程碑和路标之一，阿赫玛杜林娜承继着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传统和表现技巧，以爱情、友谊、个性、家庭等人生元素和自然现象为创作主题，破译并改写了俄罗斯诗歌的传统主题，扩展了诗歌的艺术手法和表现力度，传达出刚毅勇猛的民族精神和高雅细腻的民族气质。以阿赫玛杜林娜、卡扎科娃、科尔扎文、马特维耶娃等为代表的“室内抒情诗歌”，与“社会诗歌”（特瓦尔多夫斯基、卢奇耶夫、叶夫图申科、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哲理诗歌”（卢戈夫斯科伊、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布罗茨基）、“民歌体诗歌”（鲁勃佐夫、亚申）、“歌唱体诗歌”（维索茨基、加里奇、奥库扎瓦）等各种诗歌体裁和题材，一道构成俄罗斯诗歌的“青铜时代”，呼应并延续着民族诗歌传统。由此，阿赫玛杜林娜的诗歌创作与俄罗斯诗歌传统之间，其文学理念与俄罗斯文化思想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张力关系：它既真实反映了20世纪俄罗斯诗歌从“解冻时期”到后苏联时期的世纪流变，以及诗歌美学从政治激情到审美回归的嬗变转型，也展现了主流话语从主体性的悬置到个体化的张扬这一解构崇高和逐次降解的过程；既显示出20到21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范式从政治乌托邦向文化反思的艰难转型，也呈现出面对新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兴起，时代话语向大众美学渐次妥协的幽微路径和隐蔽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