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朱家骅的交谊

    最近，我在《中华读书报》（2013年3月6日第7版）上饶有兴趣地读到孙彩霞写的《陪同戴季陶访印人选之波折——钱锺书等人被列为随访人员的前前后后》。这篇文章披露了作者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的档案内，发现了朱家骅1940年拍发给钱锺书的好几份密电，很值得重视。文章说明当年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非常重视钱锺书的学问，并且还希望钱锺书作为民间知识分子能在抗战时期的国家外交工作中发挥特殊作用。

    朱家骅字骝先，浙江湖州人，比钱锺书年长17岁。早年加入同盟会，后赴德国留学，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等。1932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次年任交通部长，后任浙江省主席等。1940年继蔡元培之后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和院长。1944年再任教育部长。1948年任“行政院副院长”。这样一个“党国要人”，与钱锺书又有什么关系呢？这要从“庚子赔款”说起。

    1900年，即清光绪庚子年，八国侵略联军攻陷北京，清政府于次年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以巨款。后来，1931年英国将部分“赔款”退还，但要求成立一个“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后改名“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以便控制对退款的使用。朱家骅即任该董事会的董事长。1935年春，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光华大学教书的钱锺书，报考第三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在诸多应考者中脱颖而出，获得公费名额。因此，朱家骅与钱锺书有过这样一层“座师”和“考生”的关系。1936年8月，国际国联同志会总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世界青年大会，朱家骅为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会长，即指定三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出席，钱锺书是其中之一。

    朱家骅一直担任高官显职，而钱锺书与他的私人关系很好。不过这一点以前一般人知道得很少，只在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一文中有过一点透露：

    （抗战）胜利后我们接触到各式各等的人。每次宴会归来，我们总有许多研究，种种探索，我们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许多人，许多事，长了不少学问。

    朱家骅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费考试的考官，很赏识钱锺书，常邀请锺书到他家便饭——没有外客的便饭。一次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锺书立即辞谢了。我问锺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他说：“那是胡萝卜！”当时我不懂“胡萝卜”与“大棒”相连。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

    能够经常到朱家吃饭，也可见关系不同一般。而且，杨绛先生的故事也再次说明朱家骅很想“用”钱锺书。不过钱锺书始终保持自己独立学者的品格，“不受大棒驱使”。

    去年，我也曾有幸去过台湾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阅过朱家骅的私人档案，从中欣喜地发现过一封抗战胜利后钱锺书写给朱家骅的信，与杨绛先生的文章及孙彩霞的文章对读，可以相互印证。此信从未见人提及，杨绛先生也肯定没有看过，在此我首次披露——

    骝公夫子大人钧座：

    昨午散会甚迟，到部晋谒，公已他适。生以中暑，不克留京再亲训诲，承赏饭亦未能拜领，悚恨何极。敬讬方秘书兄代禀一切。将来行旌所到东西各国与吾国文教之关系，生已着手蒐讨资料。下月当再来京，与菊农先生研究请益，即起草各种演讲也。知注敬闻。

    天暑，伏维政躬康泰，谨请道安。不备。

    门人钱钟书顿首

    八月十日

    在上面所引《我们仨》的一段话后，杨绛先生接着写道：“锺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车去，晚上老晚回家。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我喜出望外。他说：‘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而上面这封信，就正是写在某次“到南京汇报工作”时。有趣的是，该信中也提到了朱家骅请吃饭事。当时，朱家骅再次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而钱锺书在南京的中央图书馆挂职，中央图书馆隶属于教育部。那天钱锺书从上海去南京，没有遇见朱家骅，留了这样一封信。但我总觉得钱先生好像有点像“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于是“趁早溜回来了”。朱家骅当时又要出国访问，需要钱锺书帮他提供所访东西各国与我国历史上的“文教之关系”的资料，并参与起草各种讲演稿，这些钱锺书还是认真地帮他去做的。

    这封信据我考证，写于1948年，我还看到了朱家骅的批示：“酌复。朱，十一。”秘书起草的“酌复”我没有看到。

    另外，我还看到1947年3月27日朱家骅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

    （一）复戴院长，尊复尼赫鲁及乃都夫人函稿，已讬钱锺书译定，附上。

    （二）函钱锺书，谢前稿订正，并告《中国之教育》脱稿后奉上。

    （三）复蒋复璁，告（一）（二）两点情形。

    可见，一直到1947年，钱锺书还为戴季陶与印度方面的外交工作做着他特殊的贡献。蒋复璁是中央图书馆馆长，钱锺书的顶头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