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搂搂抱抱”到“新浪潮”

    每年的年初对于全世界影迷来说总不乏热闹。相对于大众瞩目的好莱坞奥斯卡颁奖盛典，艺术电影的爱好者们更关心的是充满人文气息的柏林电影节，他们可以由此了解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佳片可以欣赏，以及最新的国际影坛发展动态。尤其令人期待的是，那尊憨态可掬的“金熊”被捧起的一刻，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果然，此前得奖呼声并不高的罗马尼亚影片《孩子的姿势》成就了今年电影节上的“惊喜”。不过，如果结合近年来罗马尼亚电影“新浪潮”的蓬勃兴起之势，这一次“金熊奖”的荣誉也是实至名归。

    事实上，从电影诞生以来，罗马尼亚，这个美丽的巴尔干国家就在这段光影历史上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经历了一段甘苦起伏交织变幻的砥砺路程。

    早在1897年，即卢米埃尔兄弟放映史上第一部电影的两年后，罗马尼亚人就拍摄了风景片《泰尔古·莫西洛尔》和《基谢列夫的公路》。到了20世纪初，电影导演布雷泽亚努创作了故事片《非常不幸的爱情》和描写19世纪“俄土战争”历史的《罗马尼亚的独立》，从此罗马尼亚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体系。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体系处于一种业余状态，电影摄制只能依靠本国及奥地利、匈牙利的一些喜好文艺的富翁和知识分子提供资助，由影迷团体完成。直到20世纪30年代，罗马尼亚才有了官方支持的专项基金会，电影生产也得到了系统化的保障。二战时期，由于战争影响和法西斯政权的控制，罗马尼亚电影业陷于停顿。战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电影也重获新生，从制作到发行，整体实现了国有化。50年代起，布加勒斯特电影制片厂、亚历山德鲁·萨希亚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国家电影资料馆等国营影视机构相继成立。

    从故事片《山谷在轰鸣》开始，罗马尼亚电影业进入了一段长达数十年、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征程”。虽然像其他东欧国家一样受体制和意识形态所囿，但这一时期的罗马尼亚电影还是在立足于国情的基础上，呈现出了类型的丰富性和多样化：既有反映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与人民生活的现实题材、表现二战时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革命影片，也有取材自本国和巴尔干地区重大历史与民族文学的严肃作品，甚至包括部分颇有好莱坞娱乐风格的剧情片。另外，电影行业的门类也相当齐全，纪录片、动画片都获得了长足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泾渭分明的冷战年代，文化产品的交流大多也局限在各自阵营，于是，社会主义国家彼此之间成为各自电影输出的重要市场。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典型。“朝鲜电影哭哭闹闹，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这段当年风靡华夏大地的顺口溜，不仅诙谐而形象地点出了各国电影风格的差异，也反映了当时那个特殊的环境中文化交流对于民众心理的投射。在“革命化”与“保守化”当道的年代里，“搂搂抱抱”的罗马尼亚电影那种相对开放而活泼的表现形式，让广大中国观众既在表面上感到不屑，同时又多少被拨动了好奇与幻想的心弦。

    自1953年《为了美好的生活》开始，到1992年的《珠宝迷踪》结束，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历史时期，中国共引进了罗马尼亚电影将近七十部，基本上涵盖了各种类型：史诗片如《斯特凡大公》，革命战争题材如《橡树，十万火急》，惊险动作片如《神秘的黄玫瑰》。在这一过程中，两位在国际电影界享有名气的罗马尼亚电影工作者也为中国观众所熟悉——塞尔乔·尼古拉埃斯库和利维乌·丘列伊。

    提到尼古拉埃斯库，他的电影早已成为中国老一代观众的经典回忆：大气磅礴的历史片《勇敢的米哈伊》，扣人心弦的惊险片《最后一颗子弹》和《复仇》，现实主义与诗意相结合的工人题材作品《沸腾的生活》。尼古拉埃斯库善于集百家所长，学习各种电影风格，甚至包括西方类型片的创作手法。因此他的作品极具观赏性，在罗马尼亚国内外都取得了一定影响，更是票房赢家。他本人也兼任演员，以相貌英俊、派头硬朗而成为那个年代东欧地区的“偶像派”。与之相似，丘列伊也是“演而优则导”。中国观众对于他的作品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多瑙河之波》。区别于尼古拉埃斯库的是，丘列伊对于艺术电影的探索亦很热衷。1965年，他凭借《吊死鬼的森林》一片在戛纳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导演奖”。

    而比尼古拉埃斯库和丘列伊在罗马尼亚艺术电影领域更具有代表性地位的是著名导演吕西安·平特莱。在齐奥塞斯库当政时期，他坚持了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风骨，不与专制妥协，因而受到政治迫害，导致其在东欧剧变之前的作品产量极少。1992年，他执导的《橡树》成为罗马尼亚电影史上一部重要作品，影片用一个冷酷而悲伤的故事为刚刚过去的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添上了一个分号。不过，随着强权政治的结束，罗马尼亚电影界迎来了“自由”，同时也伴随着萧条和衰败。

    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剧变之后的罗马尼亚陷入一段长期的混乱。民众终日为生计所累，无心娱乐。原有的“铁饭碗”被打碎，国家扶持和拨款荡然无存。这些都对电影业形成伤筋动骨的冲击。国内影院数量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四百多家锐减到几十家，而且成天只放映引进的好莱坞电影和阿兰·德龙等法国影星年轻时主演的旧片。因为原有的国营制片厂要么关门大吉，要么苟延残喘，罗马尼亚国产片已是寥寥无几。到了2000年，全国电影业竟然没有一部作品，成为罗马尼亚电影史上耻辱的一页。

    知耻而后勇，被逼到谷底的罗马尼亚电影人自发掀起了拯救运动。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他们终于在2003年推动罗马尼亚政府通过了关于电影的法案，恢复了国家向本土电影制作提供资金支持的制度，并由国立电影中心（CNC）制定了一系列计划，以帮助年轻导演获得更多更好的拍片机会。而就在过去几年里，许多罗马尼亚新一代电影人在艰苦的条件下仍然没有放弃职业理想，他们前往好莱坞和西欧打工学习，积累了充足的经验及人脉资源。当国内形势刚刚好转，他们便毫不犹豫地返乡报效，为本土影业带来了茁壮的力量。很快，沉寂了十多年的罗马尼亚电影以崭新的面貌势不可当地重登国际影坛！

    久负盛名的戛纳电影节成为罗马尼亚新电影崛起的见证之地。2004年，青年导演米苏雷斯库的作品《交通》获得最佳短片“金棕榈”奖。第二年，克利斯提·普优凭借《无医可靠》拿下极具份量的“一种关注”单元大奖，此前早在2001年，他的作品《无命钱》就在戛纳引起了惊叹和广泛关注，这也被很多研究者认为是罗马尼亚新电影的起点。2006年，柯内流·波蓝波宇的《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又在戛纳捧得“金摄影机”奖。2007年，时逢戛纳电影节60周年，电影大师与高手云集，而罗马尼亚电影在这历史性的庆典上取得大胜，几乎成为此届电影节的代名词。先是克里斯蒂安·内梅斯古的遗作《加州之梦》荣获“一种关注”单元大奖，接着克里斯蒂安·蒙吉的小成本作品《四月三周两天》力挫群雄，摘下了代表戛纳电影节最高荣誉的“金棕榈”大奖。“罗马尼亚新浪潮”一词由此正式诞生，令国际电影界刮目相看。

    然而直到今天，“罗马尼亚新浪潮”作为一种概念，始终受到各方置疑，包括罗马尼亚电影人自己。比如被公认是“新浪潮”主将的蒙吉就声称这只是外界的泛泛称呼，而不认可这一运动的实体存在。确实，与作为鼻祖的法国“新浪潮”相比，进入21世纪的罗马尼亚新电影并没有自觉的理论创新，也难称得上有一个以新锐导演和影评人为主的核心群体。这个概念的创立，其实更多是出于国际电影界、特别是西方电影界的某种期待和有意建构。在上世纪80年代末政治剧变之后，东欧电影普遍一蹶不振，并未符合西方原先对这一地区“自由化”之后文化事业应该生机勃勃的想象。而到如今，只有罗马尼亚电影在整体上展现出了新的气象，对于西方的理想未尝不是一个安慰，他们因此而表现出来的惊喜与鼓励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抛开“罗马尼亚新浪潮”在实指定义上的纠结不谈，作为对新时期这一批青年电影人及其作品的概述，这个概念可算成立。实际上，“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还是可以总结出若干基本特点的。例如，在艺术理念和拍摄手法上，普遍应用手持摄影、自然光、低照度、长镜头，纪实性叙事，等等。这一方面是源于青年电影人对法国“新浪潮”的吸收，另一方面也是受制于现实条件。虽然罗马尼亚官方恢复了对电影业的赞助，但出手也很难阔绰，这迫使年轻的导演们不得不学习筹措资金和压缩成本的技能。像《四月三周两天》，在开拍前大半年仍没拉到投资，摄制过程中导演蒙吉还在忙活到处“找钱”。等到影片从戛纳载誉归来，这才在罗马尼亚国内掀起一阵关注的热潮，总统伯塞斯库下令授予蒙吉“罗马尼亚之星”勋章，但蒙吉却表示：“我以后拍片还得学会省钱，甚至自己来当司机。我不是什么艺术家，只是一个热爱电影的人。”朴实的话语中透露的是电影工作者不易为外人了解的艰辛与无奈。更不幸的是《加州之梦》的“70后”导演内梅斯古，在影片杀青后没多久，他就和录音师在一次车祸中遇难。最终是靠剪辑克里斯图蒂乌完成了作品，并在戛纳得奖，也算对内梅斯古的告慰。

    “罗马尼亚新浪潮”的另一个特点是，其主题的选择多偏向对过去的批判与反思。齐奥塞斯库统治罗马尼亚的数十年，以外交上的灵活开放和日常生活及治安的相对稳定，被称为“黄金年代”。但是在这背后，同时相伴的是特权腐败、物资匮乏和高压政治。这让剧变之后的罗马尼亚人回首那一历史阶段时，总是怀着复杂的心情，这同样影响到了新一代电影人的创作。如《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这部实验意味极浓的作品就以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为背景，12点8分，指的正是1989年12月22日夜里齐奥塞斯库逃出总统府的时刻。而《四月三周两天》指向的则是齐氏所制定的“禁止堕胎”的严厉政策带给普通人、尤其是底层女性的痛苦。此外，米苏雷斯库的《我是怎样庆祝世界末日的》和拉杜·穆提恩的《无主孤军》也是以“黄金年代”为题材，格调亦是冷峻而沉重的。

    虽然“罗马尼亚新浪潮”在国际影坛方兴未艾，但就现实而言，这却属于“墙里开花墙外香”，新一代从各大电影节上捧回的荣誉并没有将当年那种影院里座无虚席的盛况带回给罗马尼亚本土电影业。对“黄金年代”的回味，虽然能引起西方的兴趣，但罗马尼亚人自己或是逃避或是不屑，倒并无太多热情。这些“新浪潮”电影在本国往往票房惨淡，这也是怀疑者对其能否持久不敢确定的重要理由。好在不少电影工作者本身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并愿意作出改变。就像刚刚捧得“金熊奖”、由卡林·彼得·内策尔执导的《孩子的姿势》，便将视角从“黄金年代”转回到当下，讲述了一个“富二代”的母亲如何利用权势和人际关系，极力帮助制造了车祸的儿子逃脱法律制裁的现实故事。这样的社会问题影片，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弥补“新浪潮”作品类型的单一，并给这波具备内涵与实力的罗马尼亚电影发展运动指出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