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的《延安归来》出版前后

延安怀邹韬奋

    1945年春天，抗日战争胜利曙光初现。然而，战后的中国向何处去更令国人担忧。这年春夏之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对战后中国政局走向作出构想。国共两党之间关于战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政治谈判由僵持而陷于停顿。为促成国共和谈，在蒋介石的允许下，就有了国民参政会六位参政员的延安之行。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与褚辅成、傅斯年、章伯钧、左舜生、冷遹从重庆乘坐飞机访问延安。

    延安的山水、人物等万千气象都让黄炎培耳目一新。街道是整洁的，阶下有水道。没有看见茶馆，没有看见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男女都气色红润，尤其是女子，特别秀硕。不论男女都穿制服，女子学生短发，有一种蓬勃的朝气。当地老百姓，衣服也都很整洁，衣料是蓝或白的土布。

    在延安，黄炎培对这里的生产、教育、医疗、金融等方面都用心观察、访问。给黄炎培的印象是，“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的”，公务员的生活用品都是供给的。“作家特别优待的，例如作家领取纸笔，不加限制。”

    黄炎培在参观延安的党政军以及教育机构时，还发现“韬奋书店”，忆及长眠于地下一年的好友邹韬奋，百感交集。黄炎培在访问的间隙，写了一篇《韬奋逝世一周年哀词》：“君而有知，倘犹忆五年以前之巴州，张家花园之寓楼，一灯如豆，百端悲涕，我欲留君而不得，从此生离死别，一暝千秋。”黄炎培此时游览延安，“犹得见君之名于书店，犹得见君之少子嘉骝”，不由得感慨“君身何在？君魂何归？”

与毛泽东窑洞对谈

    短短几天功夫，黄炎培走马观花，对延安的精神风貌、物质生活都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接待来访的6位参政员。黄炎培对他们的印象很好，“毛泽东先生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对中共的将领也是出乎意料，“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的样子。”

    在延安的窑洞里，黄炎培与毛泽东谈话至深夜。两人推心置腹，谈对国际国内大局的看法。黄炎培一行即将回重庆的晚上，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的感想如何？

    黄炎培不徐不疾地说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其兴也浡焉”与“其亡也忽焉”，语出《左传》庄公十一年。浡字今亦作勃。“人亡政息”，典出儒家经典《中庸》。这段话充分展示了黄炎培对历史的深刻观察和洞见，用简单几句话总结出历史兴衰规律，娓娓道来却有石破天惊之感。黄炎培在延安七月的窑洞说出这一段话时，不会想到后人称之为“黄炎培周期律”或者“黄炎培周期率难题”。面对这样的难题，且看毛泽东如何作答。

    53岁的毛泽东应对从容，肃然说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话音刚落，此时，一股清新夏夜的风吹进窑洞，两人顿觉一阵神清气爽。黄任之问的高妙，毛润之答的绝妙。黄炎培的儿子黄方毅将这段对话和刘备孔明的隆中对相比并论，称之为“窑洞对”。一夜倾心谈，千秋窑洞对。这是一幅历史画卷，更是现实问题，每一个执政党以实践应答的问题。

    这一晚是八年抗战胜利的前夜，也许黄炎培从延安的气象中感受到红星必将照耀中国，以朋友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1949年之后，毛泽东与黄炎培之间，发生了很多故事。这是后话。

    延安窑洞那一晚，黄炎培十分赞同毛泽东的答话。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归来》出版遭查禁

    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各方朋友问他延安的见闻，他每次很诚挚地回答。前者刚走，后者接踵而至。黄炎培说了一遍又一遍，应接不暇。于是，他决定写一本小册子，介绍延安的情况。于是他口述，夫人姚维钧记录，书稿成，又收录他在延安写的日记。《延安归来》一书写毕，许多朋友担心，劝说黄炎培：“你替共产党宣传，这太危险了，这万万要不得！”黄炎培不为所动，坦言，秉笔直书，用朴素的写实手法，记录所见所闻所谈。

    在半个月的时间写成《延安归来》一书，第一部分回答了10个问题，即延安之行的动机、去延安的名义、对大局的看法、对延安的观感、延安的政治作风、与中共领导人谈话的经过、国共合作的前途等。第二部分是延安五天的日记。这本小册子未经送审，由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突击出版发行，初版2万册，几日内销售一空。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成为超级畅销书，前后发行达十几万册。不料，这触动了国民党敏感的神经，特务迅速出动，他们闯进黄炎培在重庆的寓所张家花园菁园，抄家搜查《延安归来》一书。

    《延安归来》遭到查禁，封是封不住的。黄炎培委托上海的徐伯昕翻印，再度发行。

“拒检运动”

    《延安归来》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在国统区迅速展开。进步人士张志让、杨卫玉、傅彬然3人起草了重庆杂志界宣布“拒检”的联合声明，在征得《宪政》(月刊)、《国讯》杂志、《中华论坛》、《民主世界》、《再生》、《民宪》(半月刊)、《民主与科学》、《中学生》等16家杂志社的签名后，于8月17日正式发表，庄严宣布自9月1日起一致不再送检，并将这一决定正式函告国民党中宣部、宪政实施协进会和国民参政会。次日《华西晚报》的叶圣陶执笔起草了成都17个文化团体《致重庆杂志界的一封公开信》，谦谦君子怒目金刚，大声疾呼：

    言论自由必须是完整的，决不能是残缺不全或仅为一党一派所享有的特权。……从今天起，……共同举起言论自由的大旗，宣告检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压迫言论自由的法令与制度的死亡！

    在中共支持下，9月1日记者节这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为了笔的解放而斗争》，9月重庆出版界发起的拒检运动扩展到成都昆明等地，并由出版界扩展到新闻界。

    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迫使国民党从1945年10月1日起停止了新闻检查和书刊检查。这个结果，是黄炎培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