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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彤禾还是《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的时候，时常看到西方媒体上有对于中国的报道——罗列“世界工厂”经济飞速发展的数据，也不乏对数据背后打工群体工作、生活状态的描述。诸如“血汗工厂”中的外来务工者如何在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下艰难谋生，少有福利保障，薪资与人身权益频受损害……西方教育背景下成长的她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侧面，但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离开家乡前往异地，肯定有很多困难，不过改善生活、改变命运的机遇同样存在。她想要对这个群体有进一步的了解。
她选择前往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东莞，那里有众多商业公司、加工企业，来自天南海北的打工者在那里工作，其中年轻女孩占相当大比重。虽然是美国人，但她有一张中国面孔，能说流利中文，她的年龄和那些打工女孩也比较接近，这使得她的采访进行得还比较顺利。很多打工女孩和她成为朋友，乐意向她倾诉甚至袒露自己的经历、情感、梦想。那时她一边为《华尔街日报》工作，一边不断去东莞采访。第二年，她从报社请假，在东莞租了房子，每次去就住在那里，投入到打工女孩的世界。她不认为做这样的采访调查就一定要和打工女孩们同吃同住朝夕相处，因为就算和那些女孩离得再近，也终究不是那个世界的人。从东莞回到北京，她把采访笔记整理好，等待下一次出发。两年的采访结束后，又用了两年完成这本《打工女孩》。
前不久，为了《打工女孩》简体中文版的出版，张彤禾来到北京。从记者身份转换成作者，面对中国记者的她显得要比网络视频上那个严肃、冷静甚至有些强势的她温和、开朗。只是在偶尔回答问题时，她会忍不住像个记者那样向提问者发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遇到她感兴趣的话题，就一下子变回“记者”提问，听着我的回答，在本子上用英语飞速记下点什么。
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西方评论界曾有不同看法，中国读者亦然。网络上、现场交流中，都是既有肯定、褒扬，也有质疑、诘问。毕竟，谈到中国打工群体，难以避免很多复杂的问题。面对不同声音，张彤禾在北京单向街书店的活动上强调“我写出我观察到的，我的工作就是了解这些女孩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写出来”。
读书报：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职业……这些方面你都和书中那些打工女孩有很大差别，采访的时候你如何能让她们对你信任，乃至敞开心扉？
张彤禾：我是华人，能说中文，我也是个女孩，也有跟父母的纠纷，也面对跟男孩恋爱的问题，这些对我的采访是有帮助的。当地的打工女孩知道我是外国来的记者，但很容易和我谈得来。她们大多是从农村来的，很年轻，也很直接。和她们的交流要比我预想的轻松。第一次去东莞之前我曾担心她们怎么会在大街上跟我谈，那些公司保安是不是也会问这问那。事实上，这些问题完全没有。
读书报：也许这是你的记者职业优势或者跟人打交道的技巧使然？
张彤禾：其实不见得。我觉得在跟人打交道方面，我做得并不好。我不是那种很容易跟陌生人谈得来的人，我往往会很快就展露自己的个性，说得太多，也许会吓到对方。我也不是很有耐心，我的个性并不是当记者最理想的个性。
读书报：采访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没有？
张彤禾：跟打工女孩保持联系很困难。她们不断换工作，换住的地方，手机号也就换了。那两个我刚到东莞第一天就见到的女孩，后来我跟她们失去了联系。这让我这项工作刚刚开始就很有挫败感。另外，我想找一家工厂进去看看，我不止想要采访他们的员工，还要看看他们的流水线，这很不容易。我一个一个地问过许多工厂，可不可以让我进去，我说我是外国记者，并不是想把你们不好的一面写出去，而是要写一个全面的文章。但还是只有一家工厂同意我进去。毕竟很多工厂觉得，让记者进来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还有，那么商业化的地方，很多工厂老板会想，你为什么要到我的工厂来采访？是不是要偷走我的商业机密？你真的是记者吗？
读书报：书中有大量的对话、细节描写、场景刻画，这些是你在采访时随时记下的吗？
张彤禾：这是只有记者会问的问题，很有意思。书中的这些内容怎么来的，要看具体情况。我如果刚认识一个人，不会拿出本子记，那会让对方紧张。我会先随便聊聊，如果谈得比较好，可能就会拿出笔记本做记录。通常我会尽量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在本子上记下来。如果当时没有这么做，事后的记录就会不准确。当然，我在很多场合拿出一个本子，一边提问一边记录，还写的是英语，就会有人围过来看。所以我在公共场合尽量不这么做。
读书报：为了写这本书，你和打工女孩一样参加了成功学的培训班，还在某年春节期间和书中人物小敏去她的家乡过年，书中这两段经历令我难忘，也是你感触很深的吧？
张彤禾：我在培训班的三个月里是去旁听，没有正式报名。我跟培训班说我是记者，想要写一本书，幸运的是他们允许我这么做。一开始，我觉得培训班的课程内容很特别，教材也有点奇怪，就像这样的课程对改善打工女孩们的内涵、气质真地有效吗？后来，我很惊讶，因为我眼看着女孩们在这三个月里有变化，从外在到气质，她们在学习在锻炼在改变。等到毕业典礼的时候，有一半的学员都没来，她们已经找到更好的工作了。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么多人的生活就改变了，很精彩。
去小敏家乡过年是我在中国十年中给我印象最深的经历之一。那次对我是很大的挑战，一方面那里的冬天很冷，总在下雨，我到小敏家的前两天，手冻得无法写字。我真怕在那儿待两个礼拜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好在终于暖和了一些，我就开始逐渐了解这一家人的生活，记笔记。实际体会到乡村生活，会让我了解像小敏这样的女孩从家乡到城市，她们感觉到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还有一个难忘的印象，是过了年，我和小敏一起坐火车回东莞，一到东莞，觉得天气好暖和，街上好多高楼，我们又可以随时洗澡洗头发了，而这些在她的家乡是不容易做到的。原来，这就是小敏们看待城市生活的感觉。我想，只有到了中国的乡村，才能更清晰地了解城市。
读书报：“方与圆”那个章节里，对于《方与圆》这本书的流行、作者的情况乃至打工女孩对这种培训班、成功学讲座的追捧心态分析得很透彻，写下这些有没有顾虑？
张彤禾：当时，东莞的很多打工者、流动人口都在读《方与圆》，跟他们聊天，他们就会用书里面的理论来表达。我很好奇，慢慢地看这本书，越看到后来越觉得奇怪，哇，怎么会写到这些。我更好奇的是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推崇这本书。
读书报：你在这本书的“致谢”部分提到你的丈夫何伟（《寻路中国》、《江城》作者），“谢谢你指给我生活和写作的可能。每个作家都该有个像你这样的读者”。事实上这种幸运可能只有你有，他读了这本书初稿后给过你什么建议吗？
张彤禾：应该说从我计划写这本书他就特别鼓励我。比方说，我告诉他我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写这本书。他一听，就说，好啊，就这样写吧。并没问我为什么这么写，这给我很大的信心。后来，我写完初稿给他看，也给了好几个朋友看，他们都提了建议，当然何伟给我的建议最多。他会具体到某一句这样写才更清楚，某一句这样写才漂亮，很多非常具体详细的建议。没有另外一个读者会这么小心地一句一句地告诉我。至于大的方面，通常是我想怎么写，他跟我的看法也差不多。
读书报：这本书在版权页上的类别标注是“纪实文学”，纪实和文学这两种似乎有些冲突的分类如何在你这本书里做到平衡？
张彤禾：我的写作过程没那么刻意，让讲述在书中自然地发生吧。有些材料如果特别有感觉，可以写成像戏剧那样。有些材料，可能发生的事情很无聊，我会说几句，代表我的看法。我是根据我得到的材料来确定每一段该怎么写。写这本书的过程让我学会怎么当作家，怎么去写一本书。
读书报：书出版以后，你去过东莞吗？
张彤禾：两年前我去了一次东莞。有几个书里写到的女孩跟我还有联系，她们找得到我——给我发Email，或者给我在北京的一个朋友发短信，朋友就会给我发个Email。书中的小敏和春明的变化都很大，小敏已经结婚，有了孩子，春明还是一个人，努力地工作，努力地找对象。
读书报：你对打工女孩群体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吗？
张彤禾：比较乐观。我觉得她们生活的改变会越来越大，可能也会有问题，比如物质上比较好，矛盾和不安的程度也高。更多的选择会让她们有压力，但有选择是好事，过去没有选择。
读书报：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序”里，你说，“从本心讲，我并不是个喜欢流浪的人”，不过从学生时代到当记者再到现在，你总是到处跑，换了很多国家和城市停留，这似乎有点矛盾。现在你和何伟不是又到了埃及吗？
张彤禾：是很矛盾。我在中国住了十年，仍有很多东西我不了解，但到了这个阶段，就算我很喜欢中国，还是觉得换个地方也是个很好的挑战。要是一直在中国，会有很多外国记者问我中国这个中国那个，搞得我好像是个教授，这对我很不好。我应该去埃及做个学生，从最简单的东西学起。
我和何伟到埃及已经一年半了，目前主要在学阿拉伯语。他已经写了几篇关于政治的文章，埃及的事情太多，不能不写。我也在考虑先写两个简单些的题目。何伟有一天去采访回来，跟我说，我今天关于埃及的知识增加了一倍。那是因为他原来懂得太少了。在埃及，我们每天都要学很多新东西，这种感觉很好。过几年我们希望还能回中国，加上我们在埃及的经验，重新回头看中国、写新的东西。（本报记者 丁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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