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学思潮做背景为荀学研究构建新说

    荀子是战国时期的杰出思想家，由于其思想的宏富，使得学界对其思想属性和观念诠释长期存有争议。由于荀学在思想属性上一度被视为儒家的异端，历史上曾长期遭到漠视。20世纪以来，尽管荀学研究有了很大改观，依然存在研究薄弱的问题。近读李桂民博士的著作《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论著表现出了深邃的思想力和良好的表达力，是近年荀学研究少见的精品佳作。作者原来研治先秦史，后来在张岂之先生指导下开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这种良好的史学根基，和侯外庐先生所倡导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治学路径相契合。《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一书，也正是在张岂之先生指导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书视野开阔，新论迭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荀学研究，是一部非常有力度的学术著作。

    《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虽说是一部学术专著，但没有专业书籍的枯燥感，这当然得益于作者良好的思想力和表达力。思想史著作的最大特点，是在历史知识的基础上，所带给读者的思想启迪。而思想力和表达力的和谐融汇，奠基于作者对资料的占有和运用上。此书在写作上视野开阔，充分利用了国内外荀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是当下荀学研究资料收集颇为完备的著作。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史料的熟悉及其对史料所做的挖掘工夫。在古典文献方面，不仅注重传世的诸子文本资料，还充分利用了郭店楚简、上博简等简牍文献，注意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有机结合；在学术研究成果方面，既搜集了大陆出版的荀子论著，而且还广泛参考了港台地区的相关著作，特别是对台湾地区学者成果的参考和利用，如陈飞龙、周绍贤、刘子静、蔡仁厚、周群振、鲍国顺、翁惠美等台湾学者的成果。可以看到，在已经出版的荀学专著中，对台湾地区学者的成果罕有关注，而对台湾地区学者成果的关注亦构成了该书荀学研究中的一个显著特色。不仅如此，该著同时还注意了美、日、韩等国的研究成果。该书资料收集的广泛性，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保了著作的前沿性和创新性。

    《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一书，对荀学思想的各个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看法，此书不仅对荀子和百家礼学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深化了诸子学研究，而且对历史上诸多富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新说。如对荀子的法思想，作者在梳理了礼、法及礼与儒家德性范畴的关系，特别是对荀子之法与法家之法的异同进行了较为全面比较后，认为荀子之法指的是礼法、政令和刑法；在人性论上，作者认为荀子提出的人性恶，是针对社会现实的治乱而作的理论预设，其构成荀子礼学乃至整个荀学的理论基石，并指出人性本恶，而礼义则是圣人化性起伪的结果。在“先王”、“后王”问题上，作者指出“先王”和“后王”，都是荀子“法圣王”的组成部分，荀子“法后王”即法周，指得是周武王等西周圣王。再如荀子是不是封建专制的始作俑者，作者认为荀子是主张逸君主义的，其重相意识受到了早期典范政治和晚周政治格局的影响，是弥补现实君主非皆是圣贤的治道设计，荀子思想是以国本位，而不是以君主的好恶为转移，进而论证了荀子并不是封建专制的始作俑者。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推进了荀学之研究。

    该书视角新颖，作者提出了“战国时期礼学思潮”的观点，从战国礼学思潮的角度观照荀学理论体系，并充分发挥了历史语境下的理论诠释和比较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增强了理论的临场感，拓展了研究的范围。作者把荀子思想放在礼学思潮的大背景下，从动态过程对荀子思想与诸子百家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和梳理，注意了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学术思潮的有机联系，从而使得对荀子这位思想上集大成者的思想形成脉络及其与百家的关系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也就是说，作者在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下，以荀子为个案，注意荀子与其他思想家间的“横通”和不同时期思想演变的“纵通”，同时也注意了中西先哲之间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