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的“双城记”

    ■主持：赵雅茹

    ■嘉宾：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

    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  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赵雅茹：刚刚过去的2012年里，好莱坞政治电影大热，这和美国正值大选年有关。由这个契机，我们看到不少有意思的政治影片，比如《规则改变》、《政坛混战》，当然也包括2011年的《总统杀局》、《大而不倒》，等等。好莱坞一直有拍摄政治电影的传统，我想能否请两位老师先介绍一下美国电影界的这一传统，以及政治影片与美国政治文化的关系。

    王  炎：我看到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说法，认为美国政治是“双城记”：一城是华盛顿特区，另一城是好莱坞影城。华盛顿特区为政策性的权力运作之所；好莱坞呢，则供给政治理念，它给美国政治文化提供思想资源。我想这一说法未必准确、全面，但至少传达出一个有趣的信息：一个电影城与美国都城之间的互动。事实上，美国政治影片与政治文化之间，确有水乳交融、彼此映照的关系。政治电影不仅反映政治文化或大众意识形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和改变着美国政治图景。所以说，政治电影传统在美国文化里有特殊的地位。

    在欧洲或其他国家，政治电影一般指政治宣传片（propaganda film）。特别从二战开始，电影作为国家机器的喉舌，其功能发挥到极致，纳粹时期的德国影业是最典型的案例。但美国政治片发展路径很不同，这个电影类型的嬗变过程也耐人寻味。美国电影早期便有《一个国家的诞生》等种族主义影片诞生。到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生产了大批逃避主义的政治片，虽说并非给政府代言，却为大众文化提供了政治逃避所，还出现了1939出品的《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这一里程碑式的政治片，让政治片成为确认美国政治思想传统的“守制性”（conformism）艺术，它宣传、弘扬美国的核心价值，回应大众对美国民主的想象。

    随着“新好莱坞”（New Hollywood，也称美国新浪潮，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出现，特别是再现“水门事件”的影片《总统班底》放映后，奥利弗·斯通继承揭露政治黑幕的传统，导演了一系列影片，如《刺杀肯尼迪》、《尼克松》等，将批判的炮火集中在美国政治的操作层面。还有与之相关的越战影片，如《野战排》、《现代启示录》等，也都从这个角度出发，批判美国政客的虚伪与战争政策的荒谬。这类政治片是20世纪60年代激进政治的产物，批判与讽刺的色彩鲜明，形成了美国政治电影的另一重要维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商业片与政治片区别开来：商业片更多是维护性或“守制性”的艺术，功能在于确认大众意识形态；而新好莱坞的政治片，则以批判与反讽为特征。但我觉得其批判性仍在两党政治框架内，最终目的是强化美国民主价值，带有所谓“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的倾向，属于自由左翼的民主观，同样是美国政治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近期有几部影片，像《规则改变》、《大而不倒》、《新闻编辑室》，它们是HBO（Home Box Office）制作的电视影片，通过有线电视网发行，与20世纪70到90年代好莱坞电影公司发行的片子不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首先，这些影片的题材是新闻性的，直接把握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政治。其次，它们具有深刻的批判性，甚至带有颠覆性，对美国式民主以及革命以来的宪政传统，通通明刺暗讽。这些片子不再高举传统价值，批判政客的腐败或离经叛道，而是反思和质疑美国政治的基石——资本主义。电视电影在风格上、表演形式和叙事结构上，都与好莱坞电影不同，有些作品会深挖更深层的东西，比如两党政治的框架在未来政治中是否还会有效？新政治片有强烈的冲击感，也许与当下美国政治的裂变有关。新媒体的出现，草根政治的崛起，占领华尔街，茶党运动等，都迫使影视面对更严肃的问题。不知戴老师有何看法？

    戴锦华：我们先回到“政治电影”这个概念上来。御用电影、宣传片不在此列，细分一下，所谓“政治电影”至少有三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电影的政治功能。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特别是在20世纪的前半叶。电影曾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功能，不论是动员、抚慰、遮蔽还是暴露，其作用都相当充分。在这个意义上好莱坞是十分突出的成功例证。我认同“好莱坞建构美国”这个说法。对美国内部，它是整合移民/殖民者认同的极为有效的方式；对于外部、整个世界，它用来建构美国的形象，传播关于美国的想象和美国的核心价值。

    第二个层面，人们称之为“政治电影”的常常是政治人物传记片。比如因批判理论而著称的《少年林肯》（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年轻的林肯先生》）。20世纪30年代，这部好莱坞电影借助林肯形象——废奴、南北战争，又避开了林肯主要的政治生涯，以林肯身为民事律师的青年时代的轶事，重述了美国神话与美国价值。当然，这个话题太容易令人联想到今年奥斯卡的热门电影《林肯》。一句题外话：今年的奥斯卡前所未有地“政治”——《林肯》、《逃离德黑兰》、《猎杀本·拉登》……。加上《吸血鬼猎人林肯》的小说和电影、新版林肯传和即将上映的《刺杀林肯》，此轮林肯热，极具典型的社会症候意味：重返历史的危急关头、立国之初，以实践当下的政治动员作用，用南北战争时期的政治史来应对金融海啸冲击、经济复苏迟缓（如果不说是无望）、美国信用评级持续下调等危机丛生的现状。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第三类政治电影——一个历史性的电影或曰文化政治现象，也是20世纪70年代一个短暂而特殊的欧洲电影类型。比如《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工人阶级上天堂》、《蛇》……。这一电影类型完全是60年代激进政治的电影折影。其基本立场是批判的、拒绝的、揭露的，完全站在权力机器的对面，去揭示其暴力与迫害的特征。在冷战的背景之下，这些政治电影极端辛辣、尖锐地暴露了“自由世界”内的监视、迫害、腐败。事实上，也正是欧洲的电影新浪潮（包括作者电影、艺术电影、性解放运动）及其后的银幕性狂欢、政治电影对恪守“海斯法典”的好莱坞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其后才是新好莱坞的诞生。

    具体到美国来说，新好莱坞早期的批判锋芒如此尖锐和辛辣，无疑联系着越南战争——整个20世纪美国唯一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这一时期好莱坞电影佳作、也是广义的政治电影几乎都是越战片：《猎鹿人》、《生于七月四日》、《全金属外壳》、《野战排》、《现代启示录》等。这以后的《总统班底》、《最好的人》、奥利弗·斯通的《刺杀肯尼迪》和《尼克松》，可以说是这一轮越战—政治电影的第二浪。不需多说，一边是美国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和不断挫败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反战民主运动，几乎动摇了美国社会的根基——当美国被迫从越南撤军时，则必须将媒体、电影首次用于降低美国观众对政府的期待值（奥斯卡最佳影片中唯一一部负面呈现美国社会核心价值的影片是《飞跃疯人院》，1975年）；另一边则是在反战运动中全面激进化的一代，这些不是经由好莱坞生产线，而是经历60年代冲刷的、接受大学人文电影教育的一代人进入好莱坞工业系统，令美国首度出现了直接的政治电影，首度表现出社会批判性与政治性。但随着越南撤军的完成，好莱坞开始修复美国的核心价值，美国电影的批判浪潮迅速回落。《现代启示录》票房惨败，一度大损科波拉的市场声誉；奥利弗·斯通除了为CIA公开监视，而且几乎为所有大公司抵制乃至雪藏。1980年，里根高票当选，随着“华盛顿共识”的确立，美国主流价值全面回归好莱坞。政治电影从某种意义上寿终正寝，越战故事成了当代童话《阿甘正传》。

    从今天回望，上一轮美国政治电影的涌现，联系着越战、反战、撤军、水门事件，而这一轮则联系着金融海啸、伊拉克战争和撤军。更具体地说，这是我们在《大而不倒》中看到的危机中的美国。从2008年到今天，也许我们可以用四个字形容美国的处境：“泥足深陷”。事实上，2008年金融海啸的爆发，是里根“新自由主义”所开启的金融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的终结，是美国持续20年的超级大牛市的终结。这个20年的大牛市曾令全球实物经济为美国/美元供血，一度使多数美国公民成为全球富人；因此，金融海啸伤及美国千家万户，其突出特征，是中产阶级的大幅坠落和萎缩。本质上作为市场娱乐工业的好莱坞，的确可以成为文化与政治、电影与政治的直观教材。

    赵雅茹：有一种说法是，“一个国家的电影比任何其他艺术形式都更直接地反映出这个民族的心态。”刚才两位老师也讲了美国现实的转变对美国政治电影的影响。我想先回溯一下，两位老师觉得传统意义上美国的政治思潮是如何变化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是怎样定义和发展的？

    王  炎：保守主义追根溯源，有一些节点。一是艾森豪威尔与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的选战，让传统保守主义转向新保守主义。当然，20世纪70年代又出现不同的“新保守主义”。从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美国传统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塔夫脱，他的立场是孤立主义。作为从美国中部出来的参议员，塔夫脱主张美国不介入任何境外政治，也不同意对外政策的进取或海外用兵。他希望美国回归国内事务：小政府，大社会，每个公民行使自己的主权，大幅削减联邦政府，人民自治管理等。在他与艾森豪威尔的1952年选战中，艾森豪威尔获胜，艾氏的政见虽也保守，但在二战欧洲战场的经历，使他的保守主义具有扩张性。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是典范性的，不应局限在本土，美国不可能不参与国际事务而成为强大的世界性大国。同时，艾森豪威尔继续罗斯福新政的许多做法，强化联邦政府的地位，让联邦政府统筹全国公共基础建设，这是保守主义的一次转型。

    后来里根上台，保守主义又经历一次转折。里根认为美国价值是人类普适的，他一方面遏制苏联，扩张北约，推行“星球大战”计划；另一方面他反对大联邦政府，提倡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小政府，大社会，完全的自由市场和自由经济。但在政策操作层面，里根并不真的放松联邦政府对全美政治和经济的控制，相反，他通过国防系统反而强化了联邦政府的作用。小布什上台后，又迎来保守主义的新高峰。这次是施特劳斯的“芝加哥学派”大行其道，所谓“反恐时代”，就是对外大规模用兵，推广西方民主和人权，对内宣扬传统道德和基督教信仰，同时实行减税、市场自由等保守政策。这是美国保守主义的大致脉络，自由主义的传统，媒体与影视传媒表现得最充分，政策上倾向于社会保障和移民等方面。

    戴锦华：今天我们经常以美国为范本去想象代议制政治，想象两党轮值的政治方式，这无疑造成了某种误区。我们忽略的是，在世界范围之内，甚至在西欧北美诸国之中，美国的政治格局都是相当特殊的。因为他们的确在其历史中，有效地形成了两个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群体、政治力量、经济诉求的政党。其政党理念是：共和党代表的保守主义，或者叫美国本土核心价值，代表大财团、大资产者的利益；民主党的古典自由主义，其针对国内的、限定下的平等意识与公共政策，代表中下阶层，战后主要是中产阶级。

    我们经常忽略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尽管有类似有效的两党政治及轮值制度，但是在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文化再现系统中，共和党始终居绝对压倒性地位。比如好莱坞电影用史诗方式，至少是正面方式去记录的美国总统，基本上都是共和党总统。所以，拍出正面的《刺杀肯尼迪》和负面的《尼克松》的奥利弗·斯通才成了异类。到过华盛顿特区的朋友大概会注意到，那些美国总统的雕像，几乎都是共和党的著名总统。可以说，是共和党把握着美国政治的主流，而民主党政治始终是共和党保守主义、大资本政治的调剂。

    联系着你上面的讨论，这也正是艾森豪威尔政治转变的意义。因为在他之前，罗斯福作为民主党的领袖，带领美国度过大萧条，是战胜法西斯的二战的巨人，其强有力的“罗斯福新政”，整体改变了美国的形象。某种意义上，是罗斯福的新政及其二战参战决策，改变了共和党的单边主义，造就了今日美国，为美国成为全球帝国而揭幕。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的再度轮替和转变。有趣的是，这一次共和党延续了罗斯福所开创的世界格局和国际政策，其代表的保守主义政策转换成了全球冷战之下的新保守主义，而民主党的自由主义理念则因为更强调国内的公共政策，诸如种族问题，而呈现出了某种美国全球霸权意义上的“保守性”。因为这一时代，美国两党政治是以全球为版图、为参照的。这个转变延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开启——又一个共和党领袖，一个右翼强人。作为对全球60年代的回应，美国的政治、经济要重回资本主义的主流选项和主流价值上去：全面向大资本倾斜，向市场倾斜。最具反讽意义的是，里根时代强调绝对的市场、资本主导，但同时政府划拨巨额军费资助大公司的非军品研发，以确保并扩大其国际市场份额。政治经济的保守主义政策号称“新自由主义”——占据了自由主义的名号，改写了自由作为现代乌托邦理念的基本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事实，不期然间曝光了冷战时代代表全球右翼的西方世界夺得了自由旗帜的事实与其后的真实政治状态。

    赵雅茹：两位老师刚才分析了美国政治思想的传统与发展脉络，那这些传统在2008年和2012年的选举中是否产生了变化呢？像《规则改变》所呈现的那样，美国公众似乎对外交、政治未来等大议题越发冷淡，或不能理解，使得女性、有色种族等因素在竞选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样的变化有哪些即时的和深远的影响？

    王  炎：《规则改变》以2008年奥巴马与麦凯恩竞选为情节线索，实际讽喻罗姆尼与奥巴马的2012年竞选。这部电影质疑的是在当下选举中，保守或自由主义理念还能扮演怎样的角色？如果说在此之前美国历次大选中，政治理念、信仰和价值曾一度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规则改变》便是昭示着竞选规则的大变革。麦凯恩对奥巴马，或罗姆尼对奥巴马，两党针锋相对的政治对手，拿出来的政治方案越来越难以区分，彼此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也越来越模糊。新的竞选格局，让一些原本无足轻重的因素凸显出来，而政治观点的较量反而无足轻重了。不是因为美国社会矛盾消解了，政治立场不再鲜明了，而是政客为求当选，不惜放弃政治信仰。

    这部电影里，麦凯恩为让自己年龄的劣势得到补偿，便要找年轻搭档做副总统候选人。为让自己的保守形象折中一些，他还得找位女性，让人以为在性别政治上他是自由派。于是，像在婚介所里检索“鹊桥库”，竞选班底按配方在电脑上检索到了阿拉斯加州州长萨拉·佩林（Sarah Palin）。虽说电影处理难免会戏剧化，但这和美国主流媒体对麦凯恩与佩林搭档的报道也相差无几。竞选结果当然是灾难性的，佩林竟不知道俄罗斯在哪里，甚至不知“9·11”袭击是基地组织干的，还以为是萨达姆所为。如此政治白痴与资深政客搭配只为应付选民的口味，实属莫大政治讽刺。影片说明，政治意识形态——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与自由主义，在竞选中已变得可有可无，老规则正被新规则取代。

    那么，变化的契机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一是移民涌入，二是消费文化盛行。我讲两组数据，1992年盖洛普作过政治理念的社会调查。那年自称自由主义的（liberal）占人口的18%，自称温和派的（moderate）占40%，自称保守派的占35%。2011年盖洛普又作了一次调查：自称自由派的占19%，增加一个百分点；温和派的占38%，降了两个百分点；自称保守派的占41%，增加六个百分点。这与实际选举结果并不一致。如果简单按政治理念划分选民，则民主党不可能取胜，自由派只占18%、19%，数量不大，但真正的大头在所谓温和派选民。

    那么这个温和派是些什么人呢？代表怎样的理念？移民在这群人中占不小的份额，最多的是拉美西裔移民，东欧移民次之，再次是亚洲移民。移民在理念上不属自由主义，而往往偏保守，高举反专制、西方价值至上、反共等旗帜，投奔自由乃经济原因之外赴美的政治动力。但投票时，他们却不选择共和党，原因是社会经济上的：一是移民政策，二是社会保障。新移民需要大政府提供社保和医疗，还要开放边界。所以，民主党的票箱在移民这里，随着移民人口激增，两党都调整了政策和理念，迎合选民诉求。另一股“温和”力量是本土出生的年轻选民，他们对美国政治传统冷淡，却热衷于政治明星，追星族的逻辑首先是视觉形象，再者是媒体包装的人格魅力，还要是消费文化中的好丈夫、贤妻良母。

    规则改变了，以意识形态分歧为核心的两党政治，被移民诉求、“去政治化”的消费文化取代。如果两党不表达政治理念，则激进的政治运动应运而生，极保守的茶党与激进左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冲撞着传统政治波谱的边线。

    戴锦华：我同意你整体的描述。但是我觉得这一描述还是要放入一个大的参数：冷战终结。二战之后，美国两党政治理念的清晰化和有效，可以说是被第三种力量——其共同的敌人所参照、迫使出来的。为了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竞争，共和党的民粹、传统与民主党的平等、求新轮替，成就了美国政治内部的自我调节。随着其敌人的崩解，美国政治内部那种结构的清晰和有效性也开始丧失。也是冷战这个分界线的消融，造成了更大规模的全球范围的移民涌动。所以，美国内部的移民议题直接联系着冷战终结的议题。移民议题只是强化了其内部政治制度的危机，而不是唯一的施动因素。

    我要补充的另一个参数是，冷战终结以后，西方世界内部的危机就开始迅速地外化和强化。自老布什时代，经克林顿，到小布什，开始出现一个极为有趣的情形——选战极度胶着。每次获选者都是以极端微弱多数胜出，都出现负方谴责对方舞弊，某些州要求重新计票的情形——《关键投票》就是这类情形的漫画像。这事实上成了代议制民主制度自身的合法性危机的外化。联系上述移民问题，我们会看到，一方面，来自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移民加盟了美国中产阶级阵容，另一方面是更大量的、主要来自拉美的非法移民，他们一边作为不可见的“底层结构”实际“运营”美国——提供全部的蓝领服务，而另一边，则对美国不可见的底层——穷白人造成了直接的冲击和挤压。事实上，中产阶级的坠落、萎缩和下滑，是某种可见的社会事实，不可见的是其下滑必然带动原有的底层状况恶化。于是，拒谈阶级的美国社会，事实上在后冷战时代开始更深地陷入了隐藏在种族名目下的阶级问题。我想，这才是《政坛混战》和《关键投票》背后的真意。其结果，就是极右翼的政治势力茶党的出现。在我看来，这两年的“林肯热”也是对这一具体的政治变化的回应。因为茶党标举的，是开国总统华盛顿所立的白人/英裔国家，其敌人，当然包括黑人在内的美国少数族裔，但主要对象是新移民；“林肯”则回应以“生而平等”的“人权美国”。

    回到我们讨论的影片上来。《总统杀局》仍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电影，用的是老套子：一个充满理想和热情的年轻人在政坛上的幻灭与蜕变，一颗纯洁灵魂的陨落意味着政治上的成熟。但当导演乔治·克鲁尼自己出演剧中民主党候选人的时候，其白人形象湮没了美国社会规则改变、美国政治对双重危机突围的现实。这最大的变局，就是奥巴马——黑人、新移民候选人——的当选和四年后的连选连任。美国黑人/非裔和新移民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成为美国社会最尖锐却又讳莫如深的问题，看似根本没有突破的可能。奥巴马当选的事实，表明美国社会被动地，又是以相当大的自主性启动了它的应激机制，这倒第一次令我意识到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潜在的活力。《规则改变》和《大而不倒》尽管并未正面呈现奥巴马两次当选，但却将其作为重要的、直接的或隐射性的背景。影片表现了美国政治尝试从这种胶着的、开始失效的两党政治、民主困剧中突围，当然更为直接的便是应对金融海啸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