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凯风评论要“为书评界带来一缕清风”

    本报讯（记者 王洪波）“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李白这句咏“孤兰”的诗道出了兰花的寂寞，或许也可以移用来形容很多好书的寂寞。近年来，出版界和书评界都可谓繁荣，但一方面是“广告书评”、“人情书评”、“红包书评”满天飞，另一方面则是很多好书并未得到严肃认真的评论，在每年40万种新书的汪洋大海中，难逃被淹没的命运。我们能为此做点什么吗？日前，本报和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合作，创办“清华·凯风评论”平台，旨在推动健康、积极、理性的学术批判和争鸣，并于3月28日举办了名为“清风雅集”的第一次现场会评活动。

    “我们的学术圈子能不能有一种健康的风气，大家相互做一些批评、争鸣、讨论，这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非常重要。今天的学界，大家不断发言，但是一团和气、缺乏批评，这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在“清华·凯风评论”创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的清华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院长谢维和教授谈到其初衷时说。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教授是“清华·凯风评论”的另一推动者，他认为：“现在学术界问题丛生，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书评的缺位。今天的学术期刊很少刊发书评，即使有，也多为介绍性书评，缺乏真正的学术性书评，批评性书评更是难得一见。”据他介绍，他曾在国内某重要学术期刊工作多年，该刊从创刊起就设立有书评栏目，每期刊登七八篇书评，但后来越办越差，充斥着人情书评，最后，在他的力主下，该刊取消了书评栏目。他表示：“希望通过大家共同努力，能够将‘清华·凯风评论’打造为严肃学术批评的响亮品牌，为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也为书评界带来一缕清风。”

    据介绍，“清华·凯风评论”计划每两个月左右挑选一本高水平、有影响力的人文社科学术著作，组织专家撰写评论文章，并在书评会上当面进行讨论。

    第一本被选中的书是哥伦比亚大学商伟教授的《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三联书店2012年9月版）。作者自述其创作主旨说：“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这些转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儒家世界秩序的最终解体。《儒林外史》既是这些历史性转变的产物，也构成了对它们的回应。”因此，该书旨在利用《儒林外史》这部小说，来解释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在十八世纪所发生的变化。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商伟的这本书是一本难得的佳作。“这本书不但是小说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且涉及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等方面，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小说研究。把这样一本富于启发性的著作挑出来予以批评，让好书不至淹没，非常值得。”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认为。

    对于该书指出《儒林外史》并不应该被定位为讽刺小说，而是一部反讽性的小说；对于作者关于《儒林外史》与颜李学派之关系的梳理等等，与会学者都给予了积极评价。但同时，该书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在会上也遭遇了“猛烈轰击”。

    “二元礼”和“苦行礼”是商伟在书中使用的重要概念。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质疑道：“如果把儒家的二元礼理解为神圣和世俗二元对立的话，为什么那种紧张感仅仅在十八世纪的士大夫身上才体现出来呢？”他认为，实际上在儒学诞生的时候，商伟所强调的那种二元对立就已存在：“孔子认为礼是外在的规范，但同时又强调仁，仁是内心对道德的恪守，这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紧张。孟荀之别进一步凸显了这种紧张感，孟子强调仁，荀子强调礼，也是商伟所说的二元礼的一种表现。”

    在这个问题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表达了更为尖锐的质疑。他认为，二元礼和苦行礼是商伟结构其书的主要概念，但问题是，苦行礼的说法很难成立，“突出苦行的意义是受到韦伯的影响，但在中国儒家文化里不用这个词，这个概念在历史上没有根”。他说，礼包括礼经、礼制、礼教、礼俗四个方面，商伟提出的二元礼只是从功能上区分，并不能把握明清时期礼的本质和整体状况。

    另外，明史学者、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商传先生从明史角度谈了对涉及明朝历史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商伟接受何满子的看法，认为《儒林外史》最后一回中，万历皇帝下了一道谕旨称“朕即祚以来，四十余年，宵旰兢兢，不遑暇食……”，是一种反讽。商传同意这个判断，但是认为，万历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宽松的一个时期，万历皇帝也并非不问政。清朝官方传统说法是：明亡于万历、天启，非亡于崇祯——吴敬梓显然接受了这一看法，但这对万历皇帝不够公允。

    在一整个上午的讨论中，与会专家各持己见，时有激烈争论。限于篇幅，本报道不可能全面呈现这些讨论。专家相关评论文章将在《中华读书报》、《清华大学学报》后续刊出，敬请读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