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药一方系健康

    医药，除了它的人文元素之外，其保护作用体现最具体的就在一药一方之中了。由《大众医学》编辑部编著的《家庭真验方——小药方 大健康》一书，反映的正是这一主题。这本小书囊括了150位专家精选的300则验方，范围涉及内、外、妇、儿、骨伤、五官各科，可谓一个“小而全”的健康锦囊了。

    笔者对本书的心爱之一是：书中对验方的定位有新意。验方，是生活实践的产物，这是毫无疑问的答案。一人用过有效的，谓之验；十人用之有效的，亦谓之验；百人、千人、万人用之有效的，更谓之验。它们因验而流传不衰，因传而被广泛应用，效果越著而传之越广，效果局限则传之受夭。其中，不乏文人记录的贡献，更不乏医学家整理、提高、推广和创造的功劳。因此，不能把验方简单地统以“民间”的定位，有的验方本身就是医学家们间接和直接经验的总结，一开始就担任着预防和治疗疾病的角色；不少民间验方也早已由粗放的原始状态进入了医学家的视野，成为医学殿堂中的成分。《家庭真验方》一书中所罗列的验方，有少数标明是来自民间的；大量的则是出自医家之手，许多还是院士、国医大师、知名医家的杰作。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沈自尹治疗哮喘的“椒目胶囊”，是经过近千病例验证后而公布的；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时毓民教授的“褪青筋方”，是在对1500例托幼机构小儿调查后编制出来的；国医大师朱良春治疗高血压病的足浴方，被不少人赞为辅助该病防治的“佼佼者”；名医钱志益用酒精棉球治疗痛经的验方，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妇科的传家宝；蜂蜜加萝卜缨防治口腔溃疡的验方，虽为民间习用，却得到诸多专家的认可……《家庭真验方》中大量的事实告诉人们，验方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基础和原创的性质，与教科书上的正规处方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不是随心所欲的和可有可无的。整理它，责无旁贷；传播它，利国利民。该书的编著者，立意高远，使这本书有了新意。

    心爱之二：对验方的诠释有新解。验方，受到人们的信赖，关键在验；一些验方不断受到质疑，关键也出在验的问题上。如前所述，验方中既有医学专家们长期临证中亲自总结出的经验和对民间经验的挖掘和整理，可信度相对较高；也有大量散在于民间，迄今仍在医学实践中占有一定地位的“野方”，可信度不能肯定。这是因为，它们明显存在着的地域性差异和个体化特征，且良莠不齐、鱼目混珠，需要认真挖掘、整理、提高和规范，通过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研究、甄别，才能使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不加辨识地盲目传播，可能会对使用者的健康带来危害。

    验方大体可以分为食疗和治疗两大类，前者相对比较宽泛，要力争做到“辨证施吃”；后者要求严格，必须做到辨证施治。“因为个人所患疾病、证候、体质都不相同，中药药性也有寒热温凉、升降浮沉，用之不当，适得其反。”（沈自尹《家庭真验方》序）“对病家来说，不能因为这是正式文献报道过的验方就拿来自用。患者必须在中医指导下应用验方，切不可自行购药尝试，否则张冠李戴、药不对证的情况随时会发生，贻害无穷。”（周恩超《说说真验方和“假验方”》）“千万不要因为爱好验方而偏废了正规的诊断、治疗，千万不要对验方寄予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健康不可儿戏，验方不可乱用”，要“学会理性地运用验方”（《家庭真验方》卷首语）。透过《家庭真验方》一书编者和书中引用的医学专家们的这些论述，那些对验方内涵偏解、曲解和对验方一味迷信、不实苛求的倾向应当得到纠正和摈弃了。

    心爱之三：对验方的传播有新路。《家庭真验方》所收入的内容既有“读者反馈，了解到别人怎么用”，又有“编辑部点评”，还有“新旧对比，看不同时代的专家和读者怎么评价”。这种编者与读者、专家与病家、期刊与书籍之间的多方位联合、交流与交融，拉近了医学与民众、理论与实践、说教与应用的距离，增加了医学知识普及的广度和深度，拓宽了医学知识的受益面，构架出了一个具有立体形象的多维传播模式。《家庭真验方》的这种有益探索，值得从事医学科普管理、传播者借鉴。人的健康和疾病的无限性与医学认识活动的有限性，决定了医学的多元性。当代中国医疗保健体系的建立，必然是中西医两大医学体系优势互补、通力合作的结果。科普工作，是中西医及中医与多学科结合的平台。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提高国民健康素质和人类发展进步的共同目标出发，中西医都需要有更多的大度、包容和团结精神。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小药方连着大健康。《家庭真验方》提供给读者的不仅是一批可供参考的验方，而且对如何正确认知、研究验方问题有积极的导向作用。

    《家庭真验方——小药方 大健康》，《大众医学》编辑部编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1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