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史悟语

    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左传·襄公十年》

    5900万——西汉中后期中国人口数量。

    用数学解析历史问题，似乎过于简单机械，但却是为数不多的可靠方法之一。

    气象方面。中国自古就是世界上同纬度地区最寒冷的地方，例如现代，一月份平均气温，黑龙江省的呼玛比同纬度的英国伦敦、广西桂林比美国迈阿密，分别低摄氏30度和10多度……这组简单的数字，使得中国人的谋生特别艰难，在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循环中特别注重冬藏（否则可能冻饿而死），因而特别保守。换句话说，自然环境和气候特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的哲学观点（循环论）和文化理念（保守的中庸之道）。

    人口方面。西汉中后期中国人口就达5900万，比屋大维时期的罗马帝国还多1000万。历史证明，人口密度越大，兼并空间就越小，类似“圈地运动”这样的资本原始积累就越难完成，生产方式的转变就越发不可能。举个简化的例子：有甲乙两国，甲国有10人、100亩土地，乙国有100人、100亩土地；在甲国，如果一人兼并了90亩土地，其余9人依靠剩下的10亩土地也许可以活下去；而在乙国，如果一人兼并了90亩土地，其余99人仅靠剩下的10亩土地无论如何也活不下去。活不下去怎么办？造反，重新平均。造反人少了不行，容易被镇压，人多了，轻而易举地就能推翻兼并者。中国历代政权更迭，多是由土地兼并引发的农民战争来完成，奥秘就在这里。简言之，中国人口数量决定了我们走不通别人走过的路而只能自己摸索。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

    ——《孟子·滕文公上》

    生产者脱离了生产资料，没有“恒产”的“民”们，除了当雇工、盗窃抢劫诈骗或者从事“性工作”，还有别的不“放僻邪侈”的活路吗？就迫使生产者脱离生产资料这一点来说，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无二致，仅仅是程度和范围不同罢了。“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脱离产生罪恶，游离则产生千奇百怪的腐败。

    当生产者游离于生产资料，一方面，他是理论上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社会的主人；另一方面，他实际上并没有生产资料处置权，对生产、流通和分配的过程与结果不产生决定性影响——“说了不算”。这样一来，角色迷失、权利迷失、道德迷失就不可避免。即使那些“说了算”的人，也同样模糊不清：一方面，他仅仅是主人之一，另一方面，他在一定的时空又有很大的处置权。他在为谁当家？更重要的是，谁来监督他当家？是那些“单位人”吗？这些理论上同等重要的主人，实际上只是他的下级或同级，即便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手段，但如果硕鼠盗走了仓库的全部粮食，分摊到他们头上，也只损失了名义上的一小把，他们能有多少监督的积极性呢？由他的上级来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上级同样也搞不清楚硕鼠盗走的是不是自己的粮食，何况硕鼠完全可能用分赃的办法来化解上级的监督欲望，谁会幼稚到“动真格”的地步呢？千奇百怪的腐败现象，就从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巨大缝隙中生发出来，在人们责权利的淡漠模糊中畅通无阻。办事无长远打算，急功近利，祖吃孙粮，苟且糊弄，蔑视法规……最终导致全社会无规则运行和全民腐败。总之，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这种游离，是一切症结的根源。如果再加上人治的传统和“变通”的文化积习，社会治理的难度便无以复加。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

    ——《孟子·滕文公上》

    不管人们喜不喜欢，从劳动创造价值这一规律说来，孟子讲的是大实话。

    众所周知，劳动一律是体力与脑力的协同动作，但根据主要消耗对象的不同，又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者没有贵贱之分，但就复杂程度而言，脑力劳动显然更进一步。现代社会，两种劳动的分工已经不再是出身和垄断造成的，而主要是根据人的自然禀赋做出的。在所有生产和非生产性劳动中，“劳心”通常表现为创意管理，是典型的复杂劳动。“劳力”则是相对简单的体力劳动。显然，按照价值规律和多劳多得的原则，“劳心”者理应得到更多的报酬。因此，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明晰劳动本质，尊重价值规律，对关键岗位上的领导者实行高薪养廉，同时用法制手段防止权力寻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礼记·王制》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老子》

    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商君书·外内》

    儒道法三家齐心协力攻击一样东西——“技巧”，这在中国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对“技巧”的排斥是多么铁板一块。

    在儒家看来，士农工商是不可随便改行的，作为“技巧”之人的“工”，一要世袭职业，二是“不与士齿”，不能像“士”一样可以“学而优则仕”跻身上流社会。他们虽然提什么“格物致知”，但主要是对人事讲的，对自然规律，“盖阙如也”。所以《颜氏家训》说“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对自然的淡漠和对人事的热衷，儒家思想为中国人的“官本位”信条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础。一向反对儒家的道家法家，在这个问题上竟然与儒家高度一致，传统文化多么不利于“技巧”生存发展，是可以想象的。

    因此“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技”，一心入仕当官，捞取政治权利，因为“政治权利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且这种手段最快捷有效。在这种大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要想拿什么诺贝尔奖，无异于在沙漠中种植水稻。

    昏礼者，礼之本也。——《礼记·昏义》

    将婚礼视为“礼之本”，不是儒家发昏，而是它的精明。

    有若是孔子学生中唯一“状似孔子”的人，恐怕也是唯一洞悉孔子学说的人。他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国是家的放大，治国先齐家。孝子出了门就是忠臣。这一切的一切，都得先有个家。要想有个家，就得娶媳妇。因此说，婚礼是“礼之本”，一点也不夸张。

    什么样的媳妇好呢？儒家说，得有“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就是贞洁会说话好看会干活的意思，当然要明媒正娶，男人才能“敬慎重正而后亲之”达到这一标准的女子，并组成家庭。如果女子没有“妇德”如不贞，那就“出之”，家庭随即垮台。这套理论，有将妇女的贞操带“当作旗帜来挥舞”的嫌疑，但却道出了以男权为中心的家国维稳之要义。因为只有组成家庭，才能名正言顺地生孩子，孩子有大有小，于是父慈子孝兄爱弟悌这一套就有了实践基地。训练时间长了，孝悌如出天然，这下治国就如烹小鲜了：因为想着家，人们特别小心翼翼，“不登高、不临深”，一些原打算犯上作乱的家伙也“收其放心”，乖乖做起顺民来，以免“辱亲”连累家人。因为想着家，人们自强不息“往高处走”且望子成龙重视教育，以便“尊亲”即光宗耀祖。因为想着家，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们就特别能忍受，什么家里家外的不如意，都能“挺”或者“熬”，决不寻死觅活。因为想着家，一日三餐不能喝西北风，人们就特别能加班、特别不能罢工……这种文化的影响远未消除，当代中国，虽然政府管理服务功能不够强，社会依然维系稳定并且实现了经济腾飞，正是这种影响的结果。如果人们家庭观念淡薄，没有责任心，为所欲为，社会极易陷入动乱。从这个角度看，“性解放”、试婚等西方观念的流行，将从根本上摧垮国人的家庭价值观，击毁儒家文化这个社会稳定器。